《抚摸逝去的日子》（十一）——眼镜猪倌（续）
这年的秋收分配开始了，各生产队都围绕着如何制定分配方案问题，接二连三地争吵了好几个夜晚。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农民极力主张按人口分配口粮，理由是人人都要吃饭，共产党不能饿死人；那些人口少、劳动力多的社员大喊着要按劳动工分儿分口粮，说这才是多劳多得，直到上级下来“红头文件”以后，争论才慢慢平息。按照上级分配政策，经过预算，那时我们生产队每个劳动日才分九毛钱，社员当中有三分之一的“胀肚户”，劳动力多的人家也只能领回三、四百元钱，社员们辛苦了一年，这时候很难说不急眼。于是他们就蛊惑原来的老会计私下里重新进行估算，他们有了底数以后，就开始向齐庆大“软硬兼施”了。最后他们干脆就扬言要推翻结算方案，让他把帐交给老会计“帮助”重新核算。农民们这时候才不考虑什么“三者利益”、什么“长远利益”呢！他们认为那都是遥远的大道理，不当饭吃，眼前过日子才是正格的。
那天晚饭刚过，生产队里一名年轻党员带着五、六个社员来到了我们知青点儿，围着齐庆大问他预算为什么开这么少，今年产量不比别的队低，人家怎么能开那么多？这些人的语气极不冷静，显得有些气势汹汹。
齐庆大知道，这事情不是几句话就能跟他们解释清楚的。
这时又有人转换了一种口吻说：“要不，让老会计再帮你重算一下子吧，人家当了那么多几年会计，心里早就有谱了，说最少能开一元钱呢！”
他们见小齐无动于衷，就要动硬的了，几个人拉开要抢帐本儿的架势。这时齐庆大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儿，他厉声说道：“你们谁动一动这账本我看看，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谁敢胡来！你们信不过我，可以去找上级来核算，算错了我负责！”
这时那个带头的党员说：“叫老会计重算一把也没啥，我是党员，还是支委，出了事儿我兜着，你看咋样？”
齐庆大坚定地说：“你一个人代表不了党。要不你们现在就跟我到公社去重新算账！”说着就把帐本装进书包，背起来就往外走。
这些人望着小齐消失在夜幕中的身影，一个个又担心起来，生怕出点什么意外担待不起。于是他们又在后面大声喊着追了上去。齐庆大没有回来，这些人在后面却听到了齐庆大唱给他们的歌声：“贫农下贫农一条心，山南海北一家人……”
这几个社员听了，一个个都有些心软了。
歌声似乎让他们头脑清醒了许多，他们当中一个人赶忙在附近找了一辆自行车，追了二里多地才把齐庆大接了回来。但是他们还是弄不懂一个问题：齐庆大为什么这么死心眼儿呢？大伙儿多分一点儿你自己不也是跟着多得一点儿吗？
滕队长从公社开会回来，已经是天黑点灯以后了。听说了这件事，他怒不可遏地撂下饭碗就来到了生产队。他以党小组长的名义先叫来了队里的另外三名党员，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谁他妈这时候要是领着社员起哄，这次整党就别想再重新登记！”
那个“出了事我兜着”的党员一下子就耷拉了脑袋。在紧接着的社员大会上，滕队长意味深长地说：“咱们有些人就是见钱眼开，忘本哪！白吃了那么多年咸盐，还不赶人家知青呢！怎么就经不住个别人的挑唆呢？人家齐庆大干两份儿活挣一份儿钱，人家今年才二十一岁啊！你们跟人家比比，心里愧不愧呀！人家图希个啥呢？不知道钱好花呀？他当会计，能不考虑党的政策闭眼睛胡整吗？”
老队长越说越来气，会场气氛显得紧张起来了。这时，生产队的门开了，进来的是大队书记和两个公社干部，他们听说了发生在一队的这场风波，决定要认真地向农民重申今年的分配政策，对农民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他们首先充分肯定了我们生产队上报的预算方案，教育群众要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然后又加重语气严肃地说：“这里边如果有人妄想搞垮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我们决不能姑息迁就，要看事态的发展，必要时可以把他们揪出来……还有一些丧失了党性的党员，要在党内做深刻检查！”
不知农民的思想是真通了，还是被上级党委的权威给镇住了，反正那场风波算是平息下去了。
第二年，霜来得比每年都早，粮食没上成，社员们叫苦不迭。然而头一年结算时留下的储备粮这下子可用到了刀刃上，事实教育了农民。
不少社员愧疚地说：“还是得让人家文化的人当家呀！眼光儿看的就是比咱们远哪！”
“可不是咋地，人家知青图个啥，让大伙儿整了个够呛还没少挨骂，现在想想，人家还不是为了咱们大伙呀”！
打那以后，各队的知青会计们说啥农民都相信，还把他们当成了生产队里的好管家。由于知识青年在农民中的威望不断上升，第二年，知青张忠杰、刘春玉分别从会计的岗位上被社员们推选为第五、第六生产队的队长，第四生产队的知青会计马斌堂被推选为大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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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5/9 17:2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