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该忏悔?
中国现时社会的道德滑坡决非是范跑跑的个人现象,早已成为社会道德“泥石流”的灾难。
当那个范跑跑的发言披露到网上后,他的那些话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对道德认识的地震。
2008年6月19日,东方日报发表曹林评论文章《可别轻视范美忠的价值》,文章认为:范美忠暴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暴露了自己人性幽暗的一面,这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可以促使我们反省人性、反思道德、完善自身的机会。可就是这样一个极好的反思资源,却被伪道学和网络愤青们当作了一场树贞节牌坊的道德批判运动。这些争论观点的分歧最后终于不了了之,动车照样追尾,大桥很多倒蹋,校车频发事故,地沟油还是在上餐桌------
静春从插队的农村抽调到大同铁路分局工作时,最为兴奋的不是离开了农村,有了一份能拿工资的全民所有制工人身份。而是到了大同铁路分局后,知道大同铁路俱乐部管辖着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库存封了很多禁书。为了能到这个书库中看书,我费了很大功夫才取得大同铁路俱乐部主任的信任。终于使我能悄悄地深入藏书库里去将那些尘封的书籍翻找一气。我寻找到卢梭的《忏悔录》,对于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1778年)这位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我在初中时已有耳闻。卢梭被称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斯庇尔就是他的忠实信徒,表白自己是个“行走中的卢梭”。而罗伯斯庇尔的身份是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领袖人物,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雨果《九三年》一书中的主角。
卢梭是最早攻击私人财产制度的现代作家之一,因此他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见马克思)的始祖之一。 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最主要的原则是政治不应与道德分离。当一个国家不能以德服人,它就不能正常地发挥本身的功能,也不能建立对个人的权威。第二个重要的原则是自由,捍卫自由是国家建立的目的之一。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由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再由社会革命而道德革命,规模和程度远超英美的一个渊源。
不过,他著写的《忏悔录》据说是他的自传。他在书中的确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及人品。据说是把解剖刀锋对着自己的灵魂,然后,他面对着种种谴责和污蔑、中伤和曲解发出呐喊:卢梭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击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忏悔——并没有让这位思想家黯然失色,反而让他成为高举先进国家意识的火炬手,这只火炬照耀着人民主权思想:指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直至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在社会观上,卢梭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但是卢梭抛弃了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觉得凭自己的经济情况无法抚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送到育婴堂让国家培养是对孩子的最好安排。这一点在《悲惨世界》中曾被雨果反复嘲笑挖苦。而他自己在《忏悔录》中也极内疚地提到了这一点。
《忏悔录》之所以能称为一部奇书,是“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 他大胆地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公之于众,他承认自己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产生过一些卑劣的念头,甚至有过下流的行径。他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他以沉重的心情忏悔自己在一次偷窃后把罪过转嫁到女仆玛丽永的头上,造成了她的不幸,忏悔自己在关键时刻卑劣地抛弃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麦特尔,忏悔自己为了混一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恰恰是最具价值的文字。
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已经丰富起来,但道德滑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道貌岸然者比比皆是,那么谁更应该 “忏悔”,是高调谴责范跑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还是那些台上义愤填膺、台下行为齷龊的君子们?以保证我们社会高速发展的安全?
从“地震馆”走出来,这个问题萦绕在静春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