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
艰难的转正
一九六九年冬天，瘫痪了两年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恢复了组织生活。县里派来了整党工作组，一连办了几个晚上的党员学习班。工作队员振振有词地宣讲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动员党员自觉对照党章“斗私批修照镜子”，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党员们坐在大队办公室的那条大炕上，一熬就是小半夜。
一个月以后，工作组二次下乡。这次的任务，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同时处理党内遗留问题。
开会那天晚上，夜黑得让人长着眼睛也没用。我跟滕队长深一脚浅一脚地凭着直觉向大队部的方向摸去。
腾队长是我一直尊重的一位长辈，他平时不苟言笑，为人十分倔犟，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可是干起庄稼儿活来却格外麻利。他稍显突起的额头横着三道深深的皱纹，好像用刀刻上去的，似乎都能夹住几颗高粱粒子；紫黑的脸庞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两只黑亮得有些逼人的眼球陷在深深的眼窝儿里。他的胡子和头发一样花白，背稍稍有点驼，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那颈间褐色松弛的皮肤，清晰地暴出条条青筋，说话时随着洪钟似的嗓门儿一鼓一鼓地蹦起来老高。听说他在打小鬼子那阵儿当过游击队长，现在他虽没挂什么官职，但由于他爱打抱不平，办事也公道，所以他说的话总是很有些分量。他从来看不惯一些人借运动“整人”。那个“疯女人”要不是他出头说话，最后还不知搞成啥样子呢。更让人们佩服的是，腾队长虽然没念过一天书，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自“社教”以来大会小会上学过的毛主席语录，他都能在给社员们开会的时候，恰如其分地用在节骨眼儿上。社员们都佩服地说，谁讲话也没有腾队长讲话“咬木头”儿。
那天晚上的党员大会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讨论我这个三年前的预备党员是否可以转正的问题。跟我同批的预备党员前年都转正了，只有我，因为父亲“隐瞒家庭成分”的问题没搞清楚，结果一直被“挂”到今天。
会议由刚刚“站起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兴君主持，但实际上是完全由工作组操纵着。先来的党员们有盘腿儿坐在炕里的，有光着膀子蹲在长凳上抠脚丫子的，有可着嗓门儿逗笑话的，偶尔还会从谁的裤裆里传出一声响屁来。这些人的嘴里几乎都叼着一颗纸烟或咬着一根烟袋，把会场搞得烟雾重重，弥漫在三间房子里的旱烟味儿呛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一会儿，工作组里一位干部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报纸，选择了他认为重要的、紧扣问题关键的一段话，一字一板地给大家读起来：“那些钻进党里、政府里……而将其真相隐蔽着……”他本以为这段极有启发性的文字，定会使这些淳朴的党员们明确地按照他们的意愿发言。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经过“文革”的洗礼，原来喜欢痛痛快快实话实说的农村党员们，一个个也学得乖巧起来。为了少惹是非，一开始他们都默不作声，接下来仍旧是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
其实，每个党员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虽说要体会上头的意思，可一旦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要他们瞪着眼睛说胡话也并不那么容易。他们用沉默，表示着内心对工作组那种暗示的不解与对抗。因为几年来，他们曾用自己特殊的观察方式透视过我的心灵，并且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感觉。
大队党支部书记按照工作组的意思，提醒大家要抓紧时间，再一次督促大家踊跃发言。
问题不能回避，疖子总是要出头的。一直坐在炕里头的滕队长，把嘴里的那一小截儿湿乎乎的烟头儿，隔着黑压压的人头扔到了地上，便拉开了他的话匣子。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大实话，顿时提起了大伙儿的精神头儿。不一会儿，在炕里歪着、躺着的，这时也坐了起来，手里卷着纸烟，耳朵却细心地听着他们崇拜者的发言。
滕队长从我下乡开始讲到我的现在，从我如何吃大苦、耐大劳，讲到办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从我如何顶住瞒产私分的歪风维护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说到我如何带领群众学文化、学毛选，跟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从我是怎样五更半夜地骑马上公社去给病情垂危的“蔡武装”接大夫看病，说到我是怎样不顾个人安危跳进齐腰深的臭水沟里救出生产队的那匹瞎马……他的话越说越多，情绪也激昂起来。接着话锋冷不丁一转说：“要说出身，我说那可不是谁自己说了算的事儿。报纸上不是也说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中央不少领导不都是背叛了他们原来的那个阶级吗？再说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我琢磨这可不是挂在嘴儿上、写在纸儿上唬弄人的吧……”
我心里陡然一亮，看见照耀我的太阳升起来了。
紧接着他的话茬儿，坐在炕里头的党员们可就“开了锅”，接二连三地补充着滕队长的发言。还有许多人在下面议论着，迎合着；有的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插起话来。不是一个人在说，而是一帮人在讲，“七嘴巴丫子”的乱成了一团。结果谁的话也没能被别人听清楚。这些几乎没念过书的老党员，一个个不瞒不藏的坦诚态度，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有序和无序的发言热烈了好一阵子。不知是哪一个党员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有些耐不住了，竟仰起脖子朝工作组那边喊了起来：“我看行了吧，说到啥时候也是这样了，早点散会明儿还起早干活儿呢。”
刚才党员们的发言，早把工作组的人搞楞了，他们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意外”。这些大老粗理直气壮地发言，竟然跟他们的预想大相庭径，这里的党员们竟然“没有听懂”他们的意思，反而让工作组变得被动起来。刚才那个读报纸的年轻干部，此时更是陷入一种空前的窘境，低着头，像撒了气的皮球。他不时地看看工作组的另外那几个人，再不敢面对这些铁骨铮铮的大老粗。
工作组跟主持会议的杨书记碰了一下头，嘀咕了一大阵子之后，这才由杨书记主持了表决。只见炕上、地上的党员们都齐呼啦地举起了他们那只长满老茧、粗黑有力的大手……
这次讨论，让我深深地领略了什么是群众的意志，让我看到了它的伟大，以至于任何力量都无法与之抗衡。
拖后三年才刚刚转正的我，这下子又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我唯恐党员的样子不鲜明，逞强地在艰苦的劳动中表现着自己那份忘我的精神。当时正处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的各生产大队，不论是否具备条件，都在大力兴修水库，挖蓄水池。我首先报了名，还当上了“青年突击队”的副队长，投入到那场被后来事实证明完全是“劳民伤财”的会战中去了。
在水库工地上，突击队员们个个都不肯示弱，每人每天都要挖三个多土方，而且要把挖出来的又湿又粘的黄土用土篮子挑到三十米以外的土坡上去。只有挑着空筐从坡上往下走的时候，才觉得时间走得太快了。如果它能“走”得慢一点，让我们多喘口气儿该多好哇！
第二天我就发现我的肩膀被扁担揉磨出了血泡，钻心的疼。无奈只好把手巾垫在扁担上。但是仍然不能阻挡汗水顺着晒得黑红的脊背往下流，亮亮的，就像被太阳晒出的油。晚上，两条腿疼得上不去炕，只好调过身子来坐在炕沿上，然后呲牙咧嘴地用屁股往炕里委蹭。
八个生产队一百多名青年男女苦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在那个名叫“小南岗子”的坡脚下，挖成了一个百十米长、五十多米宽、两米多深的叫做“水库”的黄土坑。除了蓄积雨水之外，再没有派上别的用场。
更可悲的是，在后来那几年里，这个四面陡峭的黄土坑，不但没给生产队带来任何利益，反而还淹死了一个哑巴和附近生产队的一匹瞎马。
这一年冬天，巴彦县召开了规模宏大的为期一个星期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达五百多人。我作为全县唯一一名“可以教育好子女”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神圣的大会。
六十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迅猛展开了。历史决定了我们每个知识青年无论情愿与否都必须兑现自己当初“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诺言。
知青点儿已经名存实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的“二人世界”。在咀嚼着自己种下的那颗苦果的同时，也品尝着履行青春誓言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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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6/14 18:1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