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我骑一辆自行车来到她家。她的妹妹、弟弟首先从屋里出来接我,随后她才和母亲一块儿迎出来;在她粉红、略带羞涩的脸上,透着内心掩饰不住的喜悦。我虽然是第二次来,可心情还是很紧张,连她母亲的几句问话也没听清,就哼哈地应和着把自行车靠在了院子的矮墙上。想不到,当我转回身时却发现她已经先我一步进屋去了。当我两眼再从她脸上扫过的时候,却敏感地发现她刚才的“状态”不见了,只是屋里屋外地帮着母亲忙乎着厨房里的事情,既不跟我搭话,也不正眼看我一眼,直觉让我察觉到了她的不快。
原来,在我扭身放自行车的时候,她一眼就看见我身上穿的那件白小褂上通肩打的那条长长的补丁。我没想到她把这看得那么严重,满脸的不高兴——他认为我给她丢了面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生气的样子,也是她第一次发现我这个念过大书的城里人竟然如此的“傻气”。
后来她在屋角“警告”我说:“往后再来穿戴要讲究点儿,别这么寒酸,你不怕丢人,我还嫌磕碜呢。”
那天,直到傍黑以后她才让我往回走,生怕让别人再看见我小褂上那块给她丢人现眼的大补丁。
在村口的路边上,她神秘兮兮地把一个布包塞在我手里。那是她忙里偷闲给我做的一双布鞋,还要背着别人——怕人家笑话还没过门儿就知道疼女婿了。当时我只觉得心底里有股暖流象电流一样一下子传遍了全身,而嘴里却没有说出一句感激的话来。
挂锄了,我第一次带她回到哈尔滨,让父亲见一下他尚未见过面的儿媳妇——其实这也是先斩后奏。
我家的大院儿里住着二十几户人家,那些在一块住了几十年的叔叔婶婶,大爷大娘,听说我这几天要回来,也都等着看看我这个当年不听他们劝告非要下乡不可的“犟骨头”,今儿个从农村到底领回来个啥样的媳妇。
从火车站下车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火辣辣的太阳蒸烤着大地,连柏油路面也被晒得软乎乎的。我家住的是一个狭长的大院儿,这时院子里的老邻居们一个个正散坐在院儿里两侧,有的摇着扇子唠着成天唠不完的家常话,有的手里摘着青菜。爸爸正跟那些老棋友们围着棋盘“啪、啪”地摔着那副我从小就熟悉的大棋子儿,那响声一进大院门口就能听得见。
看见院子里这么多的人,头一回领着个姑娘回家的我几乎腿都软了,走路也特别不自在起来。
“嗬,善勤回来了!”我叫嫂子的那个女人叫着我的小名首先嚷了一句,接着人们一个个就都把头朝大门这边扭过来了,我的脸“呼”地一下子涨得通红,一边跟她们搭着话,一边往院子里走。这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跟在我身后的那个“小芳”身上,真可算是从前到后,从头到脚打量个够。
不知谁在爸爸肩上拍了一下说;“儿媳妇都进家了,还不快回去?”
爸爸从下棋的人堆儿里站起身来,几乎同时,那些观棋的叔叔大爷们也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朝我们这边望了过来。
总算进到了屋里,我终于松了口气。先跟爸爸介绍了她,也向她介绍说“这是父亲”。
弟弟下班刚进院儿,那个嫂子就急忙高兴地告诉他:“你大哥给你领回来了个嫂子,快去看看吧,可好看呢!”
那几天,父亲家里可热闹了。左邻右舍的婶婶、大娘还有她们身后跟着的女孩子都来了,她们的眼睛老半天盯着她的脸不离开,彼此间还不住地耳语着,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
“小芳”慢声细语地回答着她们的问话,显得温和有礼、稳重大方。可这也让她有些招架不住这大城市里的人们这种看人的“功夫”了,她羞得满脸通红,简直快要坚持不住了。
那几天,我也曾带她去“压”过马路。一路上,我们没有城市里青年男女的那种浪漫,两人连手也不敢拉一下,心一个劲儿咚咚地跳,连说话都要屏住呼吸。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在繁华都市的街路上,身体与我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总爱跟在我的身后,前后拉开两三步的距离,既或并肩而行也是左右保持一尺左右的间隔。真可谓是毛泽东时代正经恋爱的年轻人在大众场合亮相的经典模式。对比着今天俊男靓女走在路上卿卿我我的样子,我们好像落后了一个世纪。别看她生在农村,第一次来到城市,可是她并不东张西望地似乎看什么都稀奇,就像压根儿就是在城市长大的妙龄少女。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我发现她竟然有那么高的“回头率”。
在商场里,女售货员一看便知我们是来买服装、布料的恋人,于是殷勤地介绍着各种款式的女装,可是“小芳”却拒绝了那些贵重的,只选了几件实用的并且价格便宜的衣服,而且还给我选了一块布料。她知道我家生活并不富裕,不能在这个时候给我“加压”,讲排场,装阔气。
在第二年那个充满融融暖意的十月,我们冲破旧俗,在农村简办了婚事。结婚那一天,生产队里的社员和小青年儿们,都跑里跑外地帮我张罗着那顿看起来很热闹但实际很简单的婚宴。“杨麻子”也笑嘻嘻地跟着大伙儿吃酒来了,大伙儿一边拿他开着玩笑,一边给他让出个座位坐下。结婚是个喜事,按乡俗,有“叫化子”上门儿的喜事,是吉利的兆头。
由小祝会计记账,收下了大伙凑来的礼份子,全队三十二户人家共收到礼金五十八元,另外还有十六斤粮票,这让我十分感动。
当天晚上开社员会之前,小祝会计把我拉到外边神秘地对我说:“我交给你的礼帐单子你看了吗?”
我说:“咋地了?那还能错嘛!”
“你回去看看吧,那名单上有一个划掉了。”小祝会计半吞半咽地说道。
“划就划了呗,看那干啥啊!”
“我让你看看你就看看,等你看完了我再跟你说。”
我回到家里,好奇地找出夹在笔记本里的那张礼单。发现李纯贺的名字确实用钢笔划掉了。
第二天晚上开社员会,还没等小祝会计问我,我就先说了:“我看过了礼单,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小祝会计把我拉到门外,用手半捂着嘴贴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我办婚事的那天上午,李纯贺的老婆打发孩子过来随了一元钱的礼。吃中午饭的时候,李纯贺回家听说了这件事,就跟老婆发起脾气来:“你们老娘们儿家家的懂个啥?竟给我‘上眼药’!这里头有政治问题。你们懂不懂?”
老婆被他说得莫名其妙,没听懂大老李的话。心想,随个礼咋还惹出政治问题来了?
李纯贺诡秘地对她说:“小王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你不知道咋地?”他刚说完,紧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可也是,要不是这回公社‘请查办’搞外调,连我也不知道。他入党的时候,工作组的外调也没说是富农啊!这回“三查一挖”才查出来。这节骨眼儿上,你再去随礼,这不明摆着是给我上‘眼药’吗?”
“礼都随了,那还能再要回来啊?”他老婆怯生生地问道。
“那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不能过去喝酒。事儿是你办的,别给我弄个‘阶级混线’儿就行了!”
于是,那天中午,他老婆趁着我那简陋的小草房屋里屋外人流穿梭的时候,赶忙打发孩子过来找到小祝会计,把那一元钱又要回去了……
我听了事情的经过,犹如喝下了一碗苦药。它带给我的伤害和屈辱远远超过了随礼的事情本身。我望着夜空,内心一声长叹,心口窝儿立刻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我想不到在自己的新婚大喜的日子里,仍然会品尝到“出身罪”给我带来的苦涩。
从此以后,在我插队的那座小山村,建起了一个前程未卜的小家庭。
在那片黑土地上,又多了一座茅草房,多了一个城乡结合的“二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