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前头谁敢言
好不容易收工了，在回连队宿舍的路上，大家说说笑笑。突然，“小黄埔”的一句话，引得大家立刻紧张了起来。
“小黄埔”，徐进步，多好的名字啊，上海人，白白胖胖的，一副眼镜，就是有点话密。
他说什么啦？不过是一个孩子的两句捎带牢骚的顽皮话。周围一群人闻言立即警觉、警惕起来，四下张望，好在听到的都是一个班的伙伴而并无“外人”。班长训斥了“小黄埔”后厉声对伙伴们喝到：“咱们可什么也没听见啊。”有人大声帮腔“谁要是敢去外边胡说，别怪我跟他急！”
一场“话语”危机，在伙伴们的“友情”维系下悄然化解了。好悬呀。
是“小黄埔”人缘好，能得到伙伴们的格外关照吗？不是，他与伙伴们交往还很浅，有时候还会算计着偷偷地吃“独食”。是“小黄埔”身边尽是些不讲革命原则只讲江湖义气的侠义之士？也不是，一群涉世不深、不谙世故的学生，大孩子。
《知青》中不止一次再现了这种场景，说话不当心，大祸临头；话到嘴边，咽了下去。不管是在回家探亲或出差去山东的火车上，还是在去往陕北的长途汽车上，即使是在宿舍里，甚至在家中。说话不能太随便，是那个时代人们的一大特征吗？
边看边聊吧。
那个时代，“斗争”这根弦儿，在人们的大脑中绷得紧紧的。跟谁“斗”？多了。文革前，有地、富、反、坏、右，五种人。文革一开始，有了各单位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成了七种人。后来，又挖出了“叛徒”，还有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的“阶级异己分子”，还有帝修反的“特务”。这些人，人还在，心不死。运动中不断“挖”出来的和自己“跳”出来的，时有发生，似是提醒着人们，“隐藏”的、“睡”在身边的，还有。
为了把“与人斗”明细化，1967年1月颁布了“可在城乡广泛张贴”的中央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就是著名的“公安六条”。一共六条，第四条，名列了斗争对象有21种人，还特意提到其中部分人的家属。敌人多，近在身边，还隐藏着。生活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中，人们习惯了时时刻刻地警觉。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是那个年代开批斗会的时候常喊的口号。“乱动”者，显而易见，容易察觉；“乱说”的，就靠警觉或警告或揭发了。言之罪，多在辨析与“拔高”中落实。大学士苏东坡，不可谓不聪明，稍有疏忽，写了几句牢骚话，被“揭发”，囚入乌台，险些丧命；几个月后，又获释为官了。可见，言罪，说有便有，说无便无。问题是，苏轼是当官的、是知识分子，是食俸禄吃皇粮的，自是不该“乱说”的。民间百姓似乎该相对自由些？“做梦娶媳妇”和“背后骂皇上”，从来都是平头百姓私下的“快事”啊。那个时代，谁都知道，不要说“背后骂”很危险，就是梦中事，也最好三缄其口吧。
幸运的，不只是“小黄埔”。《知青》中好多次、好多人，一旦说错了话，大都被身边的人遮掩了过去。这也是有的，谁又能担保自己不会说秃噜一次呢。
写于201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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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7/1 16:1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