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散记
作者：蔡应律（四川西昌知青）
守敞坝
我们一下乡就碰上打谷子的大忙季节。翻当年的日记，发觉公社上天天都在要求下面破“万斤关”，也就是一台打谷机一天得打谷子万斤以上。然而田太烂，泥泥水水地陷齐脚肚子，单产也不像后来这么高，打万斤谈何容易，用当地土话说，“累得头去腰不来”，也只能七千斤、八千斤、八千五百斤地往上挣。
抢上坎来的谷子堆在敞坝上，敞坝在堡子中央，又没围墙，那谷子便成了各家各户猪鸡鹅鸭的攻打对象。那年头社员们普遍地穷，养点家禽家畜也缺少饲料，有的人便有意无意放它们出来，让它们或田边上，或敞坝头，能捞一嘴捞一嘴。这种情况下，小组成员每天早早起来，做饭的做饭，别的就去守敞坝，和给全队缺乏劳力的贫下中农挑水。
没有谁一定需要我们去挑这个水，但我们坚持要挑。不过也没有坚持很久，谁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但敞坝得天天有人守，主要是全队社员出工前这一段。当地社员不愿尽这个义务，有的时候还可能抹不开情面，知青来守便显得义不容辞，且能做到铁面无情。
记得有一回，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热热闹闹地来了，我一根扁担扔过去，当场打死小鸡两只。这样的后果于霎间发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虽说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有那么一点“凛然”气，但将两只热吐吐带着血迹的小鸡的尸体拿在手上，也还是令我一阵心颤，不知所措。
那时的知青，真是“一身正气”，死了两只小鸡的户主自知理亏，也不吭气。其实那小鸡刚出壳不久，还吃不下谷子。我很快就知道了那鸡是李光翠大嫂家的。我真心实意要赔她的小鸡钱，她却坚辞不受。
李光翠大嫂的丈夫在会东山区教书，她一个人拖着两个娃儿过日子，一个娃儿整日里背在背上，背后背裙拖得很长，出工拖拖拉拉，经常迟到，群众数落她，扣她工分，都只能顺着。由于眼睛很细，眼皮红而且发亮，看上去她哪个时候都像是哭肿了眼睛。
一封信
下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学校选中我，是因为我是校文工团团员，喜欢吹拉弹唱，平常又在习画（其实皆不入门），对活跃农村生活有用。又过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离校的前夜，校长对带队老师和知青小组长就我的问题，交待得有“限制、利用、改造”的专门政策。自然，我下乡后的那些日子，便受着来自学校布置的暗中的监视。不过，我这人性格粗疏，对人对事素少心眼，丝毫也不觉得生活中有什么异样；而终日里在一起摸爬滚打的老师、同学，似乎也没有对我另眼相看——仅有一件事情证明了我的上述判断有误。这就是，一天夜间我裹了铺盖卷去河西粮站守夜（因上缴公粮的谷子嫌湿，便堆放在粮站的露天敞坝上，待次日再行摊晒后入库，我便去守那些谷子）当晚，知青小组的副组长受带队老师指使，竟采用特务手段把我的箱子弄开，将一位同学写给我的信件秘密誊抄后送回学校审查。
事情是这样的：鉴于对“大跃进”以来所盛行的农村“五风”（共产风、浮夸风、打骂风、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深恶痛绝，同时认为这些丑行是下面的人在乱整，党中央、毛主席并不知道，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上高二时，我乃与一个叫刘代茂的同学组织“友谊社”，任务是“检查省以下各级领导的工作直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没想到这是在玩火，结果呢，一番批斗，我们的上大学的权利被剥夺了，还各背上了一个“留校察看”和“严重警告”的纪律处分。而在发给我的学期通知书上，则直接称我们为“反革命”。就这样，作为回乡青年，刘代茂于我们下乡前两天回安岳县老家去了。这封信，则是他回乡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信很长，有好多页，多是写他回乡途中的见闻和感想，并且又多写成诗而字迹狂放，因而很占篇幅。
记得收信当时，知青小组正七手八脚在厨房里做饭，我则在灶前烧火，一面烧一面就着火光看那信，丝毫也不觉得有人已经觊觎上了它。倘使当时有人当面提出要看那信，我想稍一犹豫我也不会不给的。当然，没有人提出。而偷看信件的事，当然也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不免吃惊，也倍感悲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不正常到了何种地步。
饿肚子
知青插队，半年之内，由国家定量供应粮食，每人每月30斤。正是一生中饭量最大的年龄段，油水又少，再加上一下去就遇上秋收大忙季节，没日没夜地干，要把黄熟的谷子收上坎，一天两顿饭，每顿只能吃个小半饱，没出门就饿了。偏偏带队老师还要我们每人每天节省一把米，也就是在舀米下锅前按人头每人抓一把米回米桶里，“以备不时之需”，并把这做法作为有远见的忧患之举加以总结。实在不行，就到河西街上买些老南瓜和红苕来添着吃。但菜金有限（每月6元），买不了多少，空着的半截肠子只好让它空着。
后来，作为防治血吸虫病的前期工作，我被临时抽调参与普查钉螺的分布情况，几个人一组，整天拿根竹竿，丈量全公社生有钉螺的沟渠。有一天查到沙坪坝，也就是当时的一大队一生产队，我发现知青小组的猪槽里倒着很多米饭锅巴，十分惊奇，问他们粮食这么紧张，怎么还有剩饭给猪吃。他们说，队里有这么多的粮食，不够吃找队里称就是，谁管它定量不定量。再一了解，不少队的知青都这样。回到队里，我把这情况反映给了知青小组。不料，在随后的一天晚上召开的知青小组民主生活会上，我遭到了从带队老师到全体组员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觉悟特别高的同学还向我讲了一通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的道理。想着要饿大家饿，我只好表示服气。至于传说中这位高觉悟的同学添饭时曾背着身子往自己碗里按勺儿的事，我想他其实也不可能多吃了多少。所谓锅里有碗里才有，而锅里，本来就有限得很。
但其实队上曾经不止一次表示要给我们贴补粮食，却均被拒绝了。
然而，活路毕竟太重了。老队长王妈见我们一个个日渐消瘦，心疼不已，还担心这样下去不行，乃不知不觉去毛猪站买回来一笼心肺，外加一只（也许两只）她自家喂的鸭子，砍在一锅里炖了，待晚上当地社员都歇息了，才大碗大碗地连汤带水舀给我们吃……
是年11月，我姨妈在我姐姐陪同下到烂坝看望她在部队上当兵的老二儿子，带信来要我去河西街上见一面。当时我正在敞坝上晒谷子，请个假就去了。见了面，姨妈和姐姐见我又黑又瘦，形销骨立，眼圈都红了，立即就去了饭馆，让我饱餐一顿。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2/7/31 21:5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