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伦理学问题
蔡应律
中国·西昌知青博物馆开馆后，知青话题迅速淡去。然而，相关的另一话题，却揣在了我心里。
这便是农民，或农民话题。
一个看上去必然要扯出来却又最终没有扯出来的话题。
你看：国家把失学、失业以及被迫失学、失业的城镇青年赶下乡去，让他们去抢农民碗里的饭吃，吃几年，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城了。也就是说，先是国家抛弃了他们，后是他们抛弃了农民。根子上，是国家把知青、农民都捉弄后又抛弃了。知青有想法，农民有没有想法？农民们原本生活得好好的或者说苦苦的，世世代代都这样，且认命，几个“城里人”来搅一阵，恨恨地拍屁股走了，村口上，农民们看着这些原说要在这里照他们的样儿过一辈子的人决然离去，心中会无波澜？他们的内心，要多久才会不想这事？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吗？有人想到要给予抚慰和补偿、并为他们建一座博物馆吗？
那些离去的知青，无论是一去不回还是数年、数十年回来一次，会不会在农民们的心上增加新的触动和悲凉？
知青委屈，哀痛，又或者光荣，自豪，并因为“有了这碗酒垫底”可以笑对人生什么的，农民呢？有谁想到过农民的感受？
而说到农民，老知青们都只是说跟农民的友好情感、难舍难离。我想说这也是事实，却多少有点矫情——真那么难舍难离，也就，不会那么决然地离去了。
当然，农民们没吭声。在所有这些问题面前，都没有吭声。农民，他就是农民。隐忍，博大，麻木，认命。也许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些。但没有想到不等于事情就不存在。事情是“城里人”做下的。农民们没有想到“城里人”应当想到。“城里人”没有想到则比农民们更麻木。
我以为这是个社会伦理问题。
“城里人”在此类问题上麻木久矣！
近年来，中央有一些惠农政策次第出台。这或可视为某种“社会良心”发现之举；而更重要的是，荒谬的四个农村人口才抵一个城市人口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已然废除。这算是一个进步，算是理论上给了农民们以平等的话语权罢。
最后，得申明一句：我不是“农民代言人”。我不够那格。相反，我是那个信誓旦旦投入农民怀抱又扭扭捏捏挣脱而去的家伙。
（注：原载《凉山日报·都市凉山》2011年1月4日
2011年11月24日在“中国·西昌2011知青旅游休闲文化研讨会”上宣读）
2012年6月13日补记：去年，11月下旬，中国·西昌知青博物馆开馆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了全国各地知青数十人来昌，据说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当年旗帜性人物都要来。结果前二者都没有来，只来了侯一个人。24日上午，在博物馆举行“2011西昌知青文化研讨会”，仪程里安排我代表西昌知青发言。尽管，我知道，指定或者安排的“代表”，并不“合法”，我还是乐于配合，认为这是主办方对我特别的抬举。只是，知青话题，我自觉此前已经说得够多了，无心另寻话头，乃从电脑里抠出上面这篇文字及《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将此二文打印出来，拿到会上去念。此做法多少有点应付意味。不是对劳神费力举办这次纪念活动的领导不恭，而是一种莫名的疲乏感，促使我偷这个懒。
有点意外：研讨会结束，走出会场，与会老知青郑女士即说，今天的发言，只有蔡某说的，是有实际内容的真话，别的……话比较难听，所谓“情绪化语言”。这是她的性格。她是写诗的。少女时从成都到西昌插队，一路上写了不少的诗；并且，这些诗不像我们当年写的那样“革命豪情高万丈”，相反，彷徨，伤感，前路茫茫，亲情难舍难割，非常真实，至今读来，弥足珍贵，到博物馆的路上，她就掏出来读给我们听，还准备在研讨会上念两首，可惜没有这个机会，其“情绪化语言”，多少有这个原因。至于研讨会本身没甚学术含量，这不奇怪，如今的研讨会大抵如此，学术，到哪儿去找学术？要不就是秀场，不被资本和权力绑架，已属万幸。
转眼半年过去。某日，于书房的某一个角落，偶然见到这次研讨会的一叠资料，翻开来看看，在心里慨叹两句，将我的上述两篇文字择出，送给好友钟先生闲览。钟先生读文、做事，极度认真，几乎成癖，这在今天，极为难得。果然，不几日，他就打来电话，说两篇文章，他先后读了3遍，因见文末注有报纸刊发日期，甚为讶异，一再追问，上面这篇短文，报纸真的登了？并念出文中若干内容，觉得这些句子，何其尖锐，报纸怎么可能登出？我说报纸确实登了，我这存有样报嘛，再说了，我讲的是“前朝旧事”，报上的文章，又有几人如你一般认真去读？确认这一点后，他才开始去说读此二文的感受，主要是说另外那篇里的短句，他对着电话念了一些，诸如“彩旗飘扬，礼花飞溅，鼓号齐鸣”、“ 开馆如仪。程序如仪。各方讲话，致词，赠送锦旗，赠工艺品，若干人列队上台剪彩，如仪。”还有“声。光。电。”等等，认为这些短句如此密集使用，事实上营造出了热闹背后内心的苍凉……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2/8/9 22:2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