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散记（8）
作者：蔡应律（四川西昌知青）
王妈和张表叔
王妈是一大四小的老队长，不识字，苦出身，土改那阵据说连遮身布都不全，故入党很早，能力不强但十分善良没有心计，队里的大小事情她都朝张表叔讨主意，去公社、大队开会回来，也首先说给张表叔听。王、张两家还有宋老闷住在同一道大门里，那原是沈姓地主的房子，土改时分给了他们三家，另外队上保留了一小间做牛圈，我们刚下去时，这牛圈稍作改造成了两个女生的寝室。
通常，王妈在张表叔那里讨得主意后，剩下来的事就是对社员们派工了。而社员，也无非是凭了挣工分吃饭的本能，去做每天都得做的活路。
王妈还是我大女儿出生时的接生婆。
“人生人，吓死人”。但那时候我和妻子俞秉秀真是什么都不懂，长女出生当天，她还在田里做活路，但到夜里就发作了。朦胧月光下，我到山边的沙坪寨请接生婆。全大队就这么一个接生婆，待那个队的知青带我去喊开门，却不料她走亲戚去了。回到队上，我去找王妈。王妈没有接生那一套家什，眼看娃儿生出来，好歹找出把剪刀，问我可有酒，拿来消毒。然而没有。她于是将那剪刀在煤油灯焰上两面烧了一下，嚓一声剪断了连在女儿身上的那根脐带……
这是公元1971年3月17日的黎明时分。安宁河谷的又一个早晨，来到了。
张表叔是我所敬重的一个人。张表叔人非常正派，识点字，能拨几下算盘，又爱捉摸问题，全生产队的事情都装在他肚子里，能说出全队每块田土的面积，又精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整天不是在集体田里就是在自家田里。为了我们有点娱乐，他甚至将锄把一截截锯断给我们做了副相棋。我很多时候跟在他身边讨教，当副队长兼会计那些年（队长仍是王妈），更少不了事事问他。后来，到我们返城时，张表叔自己当队长了，且一当好多年，生产年年好，亩产超双千斤。
徐万福
对徐万福，我们是有愧的。这是我一直想找机会写他的原因。
我们下乡时，生产队到处贴着欢迎的大红标语。标语上的字写得不错，正楷、行楷，中规中矩。后来知道，这出自徐万福之手。
徐万福家住相邻的一大三小队。一大三小队骑在西盐公路上，小地名叫云台寺。徐姓在云台寺是个大姓。徐万福高高大大，红光满面，一表人才，喜欢戴顶白草帽，泛白的蓝卡几中山装从来都洗得干干净净，穿得规规矩矩。他那时候在河西街上教农业中学什么的，并且好像“校长兼小工，摇铃带打钟”，每天回家，便从邮局取到我们的信件，然后往返约多走4里路给我们送来。这一般是在下午5时左右。这是一个令全小组知青盼望的时辰。那时我们称他徐老师。徐老师是我们的义务邮递员。
我的感觉是，他因为孤独而欣喜我们的到来；因为欣喜我们的到来他乐于做这一切。
之后我们在一起排节目，演《两块六》。他挑一对大箩篼扮货郎，一面走台一面手摇铜铃喊：“打酱油噢！打醋噢！”他拉二胡制造气氛，拉得不好，也不怕人笑。
之后，“文革”就起了。我们是在一夜之间成为“敌人”的。
那天晚上，我们造反组织在云台寺开会，有人报告说，徐氏一大伙人正在策划反对我们。刚成立的造反组织正没事干，这一下来劲了，立即写了幅“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大标语贴在云台寺大墙上。徐姓大族里的“右派”就是徐万福。他原是雅安地区一文教干部，被错划成“右派”而回原籍劳动改造，后来摘了帽子。这一招还真灵，徐姓的反对被打下去了（但也许原本就是子虚乌有？）徐万福似乎也从此就一蹶不振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政治是需要“敌人”的，没有这样的“敌人”也一定要制造出来。历来的政治运动盖源于此，很多无辜的人乃成了牺牲品。徐万福的下场很不好，据说是挑粮食上楼时摔下来，而伤了腰杆，而瘫痪在床，而生褥疮，而糜烂生蛆，并由此而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开农村多年了。
宋老闷
宋老闷本名宋兴明，一脸的大麻子，黑麻，有眼疾，因长我们大约10岁，小组上的女生一直喊他“宋大哥”，男生则只喊了几天就“入乡随俗”，喊他宋老闷了。
宋老闷孤人一个，没亲没戚。但宋老闷是本地人而非外来户，怎么会没有一个亲人甚至没有一个亲戚呢？据说有个兄弟被卖到了冕宁河边，他曾去找过，但一无所获。
按照当年的主流思想，宋老闷是我们打下乡第一天起就要学习和依靠的对象。正是因为这种认识，才会出现我们顶撞公社党委书记的一幕。宋老闷是真正的贫农，住着土改分得的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没有床，弄点谷草睡地上，家徒四壁，仅在墙上贴有一张毛主席像——然而村里的人都说，他在食堂化那阵，实在饿不过时曾骂过“日毛主席的妈”，这成了他“死不日毛”的证据，也是他每每要被干部“敲打”的理由。我们的到来，似乎使他一度“获得了新生”，他成了与知青接触最多、最密切的人。我们给过他一些关心，我也曾于晚上麻着胆子去河西街上请医生来给他治过病。有我们“拃”起，他确实也风光过几天，最风光的是到县城出席贫协代表大会，两天会期，恐怕是他一生里过过的最好的日子了，回来就把代表证别在毛主席像上，且口不离毛主席语录：“便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便打击他们，便打击革命……”。后来他又当了几年生产队长，但当了队长也还是全队人口中的“宋老闷”，没有一个人喊他声队长。我甚至在这个时候打过他，现在想来很没意思的，其实也就是在田里扯麦子时开玩笑毛了脸，我上去当胸一拳，他就倒在了田埂上，且大呼救命，不还手。后来他告到公社，公社上例行公事地来了两个人，见我嘴硬，乃不了了之。
记得我当会计的第一年，生产队每工日值破天荒长到6毛4（此前不过2毛几、4毛几），年终分配时，扣除粮食等实物分配折款，宋老闷一下子分到现金103块多钱。这可把他喜欢昏了，只见他一天数次地躲到草堆后面去数那钱，不相信似的。然而，这就是他这个无牵无绊的大劳力一年到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干下来的所得。别的拖家带口的主儿累到这个份上，没准还欠队呢。
宋老闷曾娶过一个媳妇，邻队人，有一点智力障碍，“能识秤”，也穷，嫁过来那天穿着向我们小组女知青借的上衣。可惜这婚姻未能长久，那女子跟宋老闷没过上几天就跑回娘屋了，宋老闷喊她不回来，也就没了办法。
听说宋老闷是患直肠癌死的，这已是我们返城多年以后的事了，听见消息，不免唏嘘。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2/8/14 20:44: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