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散记(11)
作者:蔡应律(四川西昌知青)
集体户崩解
集体户崩解是早晚的事情。有的小组,维持没几天,就各人自起炉灶另开伙了。我们小组则同甑子舀干饭维持了5年多。
能维持这么久,原因是,生活上大家都不计较,可以说心无芥蒂,相互友善,尤其是两个女生,任劳任怨,吃得亏,表现非常优秀,倒是我们男生,有时不免偷点懒,耍点赖。
然而,这5年多的时间里,小组的情形有了些变化。
首先是周光福因为出身好,早在我们下乡的第二年(第三年?)就调到公社任团委书记去了。其次是原插队在九龙公社的辜忠铨(插队前为《西昌群众报》社职工)因组上闹矛盾,被调整到了我们这个全西昌地区的“先进小组”。后来,俞秉秀的妹妹俞秉华,也由城关镇安置到了组上。再后来,因为所谓“出身问题”,吴永康的母亲和九妹,也从城里下放到了这里。当然,小组内部也发生了自然分化,这就是吴永康与向玲玲两人恋爱,我与俞秉秀两人恋爱。
这种情况下,分家,便成了瓜熟蒂落般的必然。有点惆怅,但无痛苦。
其实也没什么可“分”的。苦干数年,集体户没积下任何家业,一点简单的炊具,差不多全给了刘新民。
好在,队里已预见到这一天,因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并根据我们各自的意愿,修了点房子,这也是我等一次次上山伐木的成果。就这样,大家在自自然然中,开始了完全说不到“新”的生活。辜忠铨,则早在小组解体前,就由于他母亲的不懈努力而离开农村,“扳”回了城里。
此外就是,1969年,成都第35中的一批学生下放到了河西公社,我们队分来两个女孩董盛芳和雍雪琴。她俩单立一户,且有她们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比方说跟谁都不生气,而连续出工几天后必定认认真真歇上一天,等等。由于这个队的知青基础比较好,没有谁为难过她们。
队里为我们分家修房子时,要我们自己选择地址。我选择了高旱地。高旱地在村子东面而与村子拉开了一段距离,地势稍高,视野开阔,单家独院(刘新民住了4间房中的一间)。在高旱地过第一个春节,我写了副对联贴在门上:日出先及第,红光满屋;月落后收辉,清风一堂。表达的是对这一选择的得意。这对联妻子俞秉秀至今记得。
大步迈向“守法农民”
倘不返城,则做一个与当地群众无异的“守法农民”,几乎是每一个插队知青不可更改的宿命。现实既不动声色,又异常刚性。而小组解体,集体生活终结,更加速了这一转化进程。
你得挣工分,得碾米磨面,得种瓜种菜,得挑水找柴,得养猪喂鸡,得赶场卖蛋,得买油买盐……当你将路边拾得的一吊谷子、一穗麦粒本能地捎回家来捋给院里的那只麻母鸡,当你于暮霭四合中搂一抱麦草一躬腰钻进低矮的柴门,理想和浪漫,便成了遥远的记忆。这是说,你已经和当地农民没多少区别了。
有一段时间推广绿肥植物苕子,那一年,我们从种胡豆的自留田里居然收获了半提篼苕籽,并拿它去粮站卖得了9元钱。这事儿至今难以忘怀,足见得这几块钱于当年是何等重要。
我和妻子俞秉秀甚至一度孜孜以求地采集高旱地上野生的蓖麻籽,去卖给粮站……
日子就这样过着,没有忧伤,没有抱怨,只是简单地,过着这每天都要过的日子。别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不知道,但就我自己说,从下乡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还要返回城里。不是因为我这人思想境界有多高,而是因为我这人胸无大志过于麻木,因为我这人从来就不曾对自己的未来有个什么设想,也从来就安于现状,易于满足。何况城里并没有我的家。当然,更为有用的制胜法宝,是朝自己反问一句:这样的日子,8亿农民能过我不能过?
有点像阿Q了。
结 婚
煤油灯静静地燃着。田鸡在房子周遭聒噪成一片……
俞秉秀,她突然扑向我怀里:“6年了……”她说。
她说的是事实。插队不久,我们相互间即有了爱意。之后,这情愫就这样静静滋长着。说来难以置信,6年里,我们竟连手也没牵过一次。然而,今晚,我稍一犹豫,就把她抱到了我房间里……
可惜我们什么也不懂,因此什么事也没做成。
当然,日子长得很。
一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见她一面在切猪草,一面在流泪。原来,她怀孕了。而此前,由于害羞和不知所措,她曾私下里跳沟坎、去学校里翻杠架,以图将孩子“挣”掉。我搂住她,半分钟内做出了3条决定:一,明天就上公社登记;二,回我的老家会东县一趟;三,返回来于国庆节结婚。会东老家,有我的早逝父母的坟茔,有我的哥哥和嫂嫂。
队里为我们做了一张床,要好的知青朋友给我们做了一只木箱、两把小椅。从会东返回时,当赤脚医生的嫂嫂将30斤粮票,和她3个月没领到的工资共54元一次领了给我们。回到小河边的当天,我们去粮站买回29斤半大米(30斤粮票返回的路上用去了半斤),又在河西街上买了只鹅、一些粉条和莴笋、萝卜之类,应该还有酒。然后,一大群知青朋友唱一晚、闹一晚,就算成婚了。
没敢恭请当地社员。我知道,他们都很讲究礼数,怕他们为送礼而为难,毕竟,大家都太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