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散记（13 续完）
作者：蔡应律（四川西昌知青）
七零八落的结束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由其本身所具有的荒谬性和欺骗性，打一开始，便决定了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文革”中后期，尽管城里学生仍一批一批被赶到农村，但累积在农村的知青们，却也在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扳回”城里。
随着国家政策的松动，同时随着知青们理想的破灭，返城渐成狂潮，且有了不可阻遏之势……
但知青们已经是城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谁能尽述，知青们为了返回他们原本生活的地方，都进行了哪些努力，都付出了多大代价，都经受了多少屈辱？
招工的来了一轮又一轮，磨坊沟电站，森工局，电力公司，飞播站，砖瓦厂……我对此反应迟钝，说白了，是一时里还没有返城的念头。前面说到的原因而外，另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已在这里安了家，并生有一女，而一般招工又特别强调“须未婚”。因此，眼瞅着一个个熟悉的同类离开农村返回城里，虽心下怅惘，却也能面对现实。
某天，邻队的知青刘宗祺等到河西卫生院去接受招工体检，路过小河边，见我正在做活路，便邀我一起去玩。想到这些要好的朋友或许就要离去，我从田里起来，就陪他们去了。到了卫生院，他们又动员我也参加体检，反正不要钱，查查又何妨。结果招工的把我看上了，是地方国营西昌专区第一砖瓦厂的两名干部，他们要我填表。犹豫间又是刘宗祺鼓动我说，虽是个砖瓦厂，但这个厂在泸山脚下邛海边上，风景是如何的好，乃接过表来填了。
此后的思想斗争却很激烈，主要就是担心妻子的出路，我一走，她肯定不能留在农村，而招工，谁要？妻彻夜地说服我，说为了孩子，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还说县安办主任马光暄不止一次说过，她这样性格的人适合教书……事实上，正是马光暄主任的这句话帮我下的决心。
于是三下五除二处理完一点点家产，夫妻俩抱着9个月大的女儿回了城。
这一次招入砖瓦厂的，河西公社有7个知青，主要来自一大队，一大四小是我和刘新民两人。
这是公元1971年底的事情。屈指算来，我们已然在这个叫小河边的村子里，度过了7年多的光阴。
面对城市的尴尬
当然不止是“轰轰烈烈地来了，又七零八落地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但也确实是“轰轰烈烈地来了，又七零八落地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回到妻的祖屋南街49号的大杂院里，房子太窄，只得将生产队做给我们的那张大笨床锯短、再锯短——是啊，只能由已经“异化”为农民的我们去将就城市、服从城市，哪怕那“城市”对我来说，不过是城郊一家砖瓦厂。
确实无奈。记得报到那天，才走到砖瓦厂堆放红砖的坝子里，我就把手中的木箱往地上一放，且一屁股坐在木箱上，说：“我要回去当农民。”送我到砖瓦厂报到的妻弟说：“来都来了，还是报了到再说罢。”报了到，往寝室里放行李，发现那土冲墙的寝室到处鼠洞，又湿又暗，绿光荧荧（过道里白天也点着数盏绿色荧光灯）恍若监狱，我说：“这工人我不当了。”妻弟说：“来都来了，还是先做两天再说罢。”
这“做两天”的结果，就一直做到了退休。
就妻“教书”事，我去找马光暄主任。马主任因干着长期而烦人的知青工作而心力交瘁，累垮了身子，我几次去老县委大院找到他，他都在使一只小盐臼细细致致地捣鼓中药，看上去比知青还值得同情——据传他“为躲知青纠缠”，曾把自己藏到天花板上。但即使这样，马主任也还是将俞秉秀和向玲玲推荐给了县绿化队，然而体检、填表忙一阵，最后却不了了之。后来知道，妻在表上填“未婚”，人家一调查，娃儿都跑得了。向玲玲是真“未婚”，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于政审时被刷掉了。
只好为妻办了“病退”。
谁都知道，这是“退”而没“病”。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得不到招工、招干、入伍和推荐上大学之类机会的知青，大抵只能走这样一条路。而“病退”回城后，他们，一下子沦为了凄凉的、生活无着的社会的“边缘人”……
这个时候，中国高层的捉对厮杀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连惯唱高调的媒体，也喑哑了。而褴褛的主流社会，甚至连瞟一眼他们的兴趣也没有了。
原载《西昌文史》第十七、十八期
连载《凉山广播电视报》2003年10月1日至2004年1月14日
连载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网刊
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2&tid=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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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8/27 21:48: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