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20多天就是国庆节，令我想起国庆20周年发行的知青邮票，和当年知青的通信往事。
按照常规，10月1日国庆节是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逢十的年份，一定发行纪念邮票。逢五的年份，大多数也发行纪念邮票。例如，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的纪念邮票，一次就发行了56枚（包含56个民族），洋洋洒洒一大版。
国庆纪念邮票的图案多是各民族群众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或者是国旗国徽，隆重庄严。还有是反映工农业生产成就，总之是喜庆祥和，气氛热烈。
但在1969年属于特别时期，本来是20周年大庆，却一改常规。10月1日发行了两套邮票，都与国庆无关。一套是文17《知识青年在农村》，邮票图案也很有时代特点，有知青学毛著，知青当赤脚医生等。因为我是在1969年当了知青，所以感同身受，印象深刻。从中也可以看出，1969年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期，同时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另一套是文18 《军民团结保卫边疆》。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与苏修的边界形势空前紧张，全国军民加强备战。因此，才有这套邮票的诞生。
这两套都属于文票，文票正式发行的总共只有19套，居然有2套是知青题材。1969年10月1日发行《知识青年在农村》后仅3个多月，又发行《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金训华是上海知青，1969年到黑龙江插队，为了抢救两根电线杆，跳进激流，结果被洪水冲走，因此树立为知青的榜样。从现在以人为本的立场来看，为了两根木头，使一个人失去年轻的生命，实在不宜提倡。
文票的印量非常大，因为印制发行都属于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不过，由于当时集邮活动被取缔，邮票都在通信中大量使用掉，保存下来的新票很少。现在如果想买成套的新票，都是天价。《知识青年在农村》市场价1000多元，这在文票中是价廉的。两套《毛主席语录》市场价分别都在7万以上。
当年我们村里只有大队部有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把手摇酸了，也只能打到公社。因为电话线就是一条铁丝，晾晒衣服还可以，通话就勉为其难，而且三个大队共用这根铁丝。如果电话铃响了，也不能马上去接。电话铃一长一短或一长二短都是别的大队，只有听到一长三短的铃声，才是我们大队的电话。这样烂的电话机还常常喜欢显摆，时不时要罢工一下。
知青只能靠邮票寄信，邮票是大家必备之物，许多人都曾买过文票。知青中当然没有人有先见之明，认识到这些邮票的潜在价值。我也有过十几枚不同的文票，从城里带到山村后，都在寄信中使用了。在山村毕竟有买邮票不方便的时候。
知青第一年每个月有8元钱生活补贴，第二年就全靠自食其力。绝大多数人都要靠后方根据地的支援，有的知青家境好，保障有力。有的知青家境差，保障乏力。我们大队有一位插哥，靠妹妹每个月寄钱资助。他的妹妹是学徒工，每月工资仅18元，18元仅能勉强解决温饱，居然每月还能省下5元寄到山村。全大队男知青都被福州小妹的爱心所感动，视为知己。古人把兄弟之情比喻成手足之情，没有说过兄妹之情像什么。不妨把当年革命歌曲的歌词改动两个字：“河深海深不如兄妹友爱深。”
有的知青为了节省寄信的费用，从别的地方引进先进的贴邮票方法：先在新邮票的正面，抹上薄薄的胶水，等到胶水晾干，再贴到信封上。信寄到家里，让家人把邮票剪下来，装在回信的信封里。知青收到旧邮票后，把它放在水中轻轻漂洗，洗去表面胶水，邮戳也不见了，成了一枚新票。然后又如法炮制，这枚邮票可以反复使用多次，物尽其用，直到它破损，才结束它的光荣使命。
有的知青囊中羞涩，为了省下8分钱，就采用这种方法寄信，还热心地向我推荐，并把用过的邮票拿出展示。我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实践过，毕竟口袋里并不缺少寄信的一点钱。
其实让邮票反复使用的始作俑者，是在1968年发行的《毛主席去安源》邮票。这套邮票发行时，正是所谓“三忠于”活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提出在邮票上盖戳，是对领袖的大不敬。有关单位居然发通知，要求不能在这枚邮票上盖邮戳。给投机取巧的人钻了空子，有人发现了用过邮票的剩余价值，把用过的邮票取下来再次寄信。知青不过把这种方法加以改进，继续发扬光大而已。
联想到最早发行邮票的国家是英国，当1便士邮票售完时，邮政部门就把2便士邮票沿对角线裁开，对剖成两半应急，成为著名的对剖票。邮票上的女王脑袋被切成两半，也没有人认为是欺君之罪。国情毕竟不同。
在文票中，还有两枚是当年正副统帅合影的邮票，一枚为两人站像，另一枚为两人坐像。后来发生了913事件，钦定的接班人落荒而逃，折戟沉沙。接着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对于谨小慎微的人来说，这两枚邮票成了烫手的山芋。扔进垃圾箱，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留在手上，有阶级立场不稳的嫌疑。有人想出折中的办法，用剪刀把这两枚邮票一分为二，留一半去一半。经过如此折腾，邮票的存世量更少了，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谁又能想到，现在这两枚8分和10分的邮票都升值几万倍。
知青除了和家人通信以外，有时还有代写书信的义务。在插队时，我就为村里的年轻人代写过情书。我们队里的小黄中意一位湖南辣妹子，这位妹子曾来过我们村里，后来返回家乡了。小黄对异乡的妹子情有独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当年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只能靠写信。
小黄每次要写情书时，都事先买好信纸信封和邮票，郑重其事地拿到我的住处，要求我代写一封情真意切的情书。他似乎把成败之举全部寄托在知青身上，谁叫你们号称有知识的青年。望着他殷切的目光，“君子成人之美”，再说作为一个村的乡亲，自然更是责无旁贷。
其实我在此之前并没有向哪个美眉写过情书，特别不擅长写那种肉麻兮兮的情话。据说情书中要多写“爱你一万年”这类非常不靠谱的话，对热恋中的少女是一碗心灵鸡汤。实际上小黄是小学毕业，并非不会写信。不过，他相信知青有生花妙笔，更能打动少女芳心。
我接过信纸，绞尽脑汁，发挥最大的想像力。可惜从前当学生的时候，语文老师只教我们写感慨激昂、抒发革命豪情的作文，基本上属于西北豪放派，从来没有写过江南婉约派的文章，对卿卿我我之类的词句更是不屑一顾。现在只好赶鸭子上架，搜索枯肠，小黄也在一旁提供他认为有杀伤力的民间流行语，给我作参考。于是，在煤油灯下，大笔一挥，创作出一篇情书来。然后又写好信封，小黄在信封上贴上邮票，才心满意足地捧着信回去。
经过几次通信和等待，小黄终于动身去湖南，把远方的恋人接来，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代写的几封信，虽然没有“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这样的经典语句，但至少起到了穿针引线、联络感情的作用，也算初战告捷。
最后说一说当年的乡邮员。我插队的闽北山村，距离邮电所有20华里，其中15里是小路。最初的邮递员是个年轻人，工作喜欢走捷径。逢到赶墟的日子，就把报纸信件往村民箩筐里一放，让村民带去村里去。自己送信时，常常就骑10里路，把我们大队的报纸信件，全部放在隔壁的那个大队就返程。由本村乡亲带回来的邮件，基本完好无损，放在别的大队的邮件，多半不知所踪。
终于有一次引起知青公愤。我们大队招工的通知也遗失了，等到别的大队知青已办好招工手续，我们才知道。现在的青年很难体会当年知青对招工的迫切心情。心急如焚的是一位女知青，她为人朴实，体态健硕，吃苦耐劳。大队领导早已下了定论，如果有招工名额，非她莫属。全大队知青也无异议，谁能够一个月出工30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这个女知青赶到公社知青办，公社干部说：“你们大队电话打不通，寄信也没有人来办手续，视同放弃。”这个名额大概被哪个近水楼台的占用了。
女知青本来是埋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是柔肠百结，寝食不安，对这个不负责任的邮递员耿耿于怀，俗话说：“兔子急了也咬人。”她一再表示要去县邮电局投诉。后来，邮递员真的换成一个年过半百的大好人。知青对他是有口皆碑，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总是准时把邮件送达，成了我们和外界联系的纽带。每当看到他推着自行车的矮小身影，都有一种亲切感。
现在人们用手机可以打电话、发短信，用电脑可以发伊妹儿、挂Q。通讯快捷便利。大多数人大概几年也不会写一封信，平时收到的也都是商业信函。想到过去只能靠寄信联系的日子，真是令人有隔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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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9/6 16:12: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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