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兴县发生的事，应该追究的是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具体的责任人是谁，又是如何被制止的。据说，杀人的主谋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当年被判了刑，后来好像被提前释放，享受退休待遇。记得文革时期的三种人后来都被处理了，不知他们算不算。大家可以用他们的名字在网上查一下，帖子很多，就不一一转了。

88岁文物专家上书总理 90年代文物破坏堪比文革 2010年06月27日13:33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少林寺景区石牌坊外的售票处标志。资料图 　　《瞭望》文章：得知少林寺准备上市之后 　　“如果对此种愈演愈烈的风气不加制止的话，恐怕全国重要的文物单位，只要是收入好的都将陆续被旅游公司兼并，那整个文物行业岂不被肢解了吗？” 　　去年年底，谢辰生得知河南嵩山少林寺的门票经营权等嵩山少林景区资产，要由一家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来统一经营，并准备上市。情急之中，他手执毛笔，上书温家宝总理。 　　“旅游和文物保护相结合必须要有个‘度’，即必须以文物保护为前提。”这位88岁的中 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指出，“现在不少人也很重视文物，甚至连电视上也有甚多鉴宝节目，但这些人在意的只是这些文物能值多少钱，至 于它的历史价值则毫不关心。可以说，这是当前文物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钱味太浓。” 　　见到谢辰生，是在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虽然来之前就已经听说他的生活很朴素，但眼前的一切还是出乎记者的预料：水泥白墙的居室里，摆着一套陈旧的书桌和沙发，一张单人床上铺着一张已经洗得发白的蓝色床单。除此以外，就是成堆的书籍将屋子堆得满满当当。 　　“这些是我最大的财富。”谢辰生笑言。 　　在谢辰生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各种价值连城的文物经他之手，而他始终过着堪称“简陋”的生活。 　　他是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还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主持起草者、《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的撰写者；他是中国明确提出文物定义的第一人，一生都在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而奔走呼号。 　　虽然十几年前就已经离休，但他说：“位卑未敢忘忧国。” 　　或许正是这种热情和责任，才让记者眼前的他，这位身患癌症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思维缜密、语气铿锵、充满活力。 　　“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瞭望》：听说您不久前又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能透露一下信的内容吗？ 　　谢辰生：是的。是去年底写的，主要是因为我在前一段时间了解到一个消息，说河南嵩山少林寺要由国资委直属的中旅集团与当地政府合作成立嵩山少林寺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来统一经营，并准备在明年上市。 　　当然，除此之外，媒体也报道了一些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情况，其实质就是发展旅游业和保护 文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过去不少地方由旅游公司来兼并文物保护单位，陕西、山东、安徽、浙江、福建、湖南等省都存在这个问题，都是 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到企业进行市场化管理和经营，有的把文物保护单位租赁给企业时间达50年之久，甚至导致了 “水洗三孔”这样的事件，可以说问题十分严重。

　　其实这些都是老问题，类似的情况早就发生过，但至今一直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

　　早在2002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国务院法制办组织的文物法修改调研组到安徽、浙江的调 查活动，在调查中就发现了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绍兴市把周恩来纪念馆、鲁迅纪念馆等几个收入较多的文物单位统一划归旅游公司领导，市文物局也并入了公司， 文物局长是公司的副经理。这样一来，文物局名义上是政府职能部门、行政机构，但实质上属公司管。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要政企分开，企业要与政府脱钩。但当时绍兴的做法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政企合并、由企管政的“新体制”，这恐怕是古今中外全世界都没有先例的。

　　实际上，在当时有很多地方都采取类似的办法要把文物单位合并到旅游公司并准备上市。例 如，山东把曲阜“三孔”归旅游公司，那时承德也要求由旅游公司接管外八庙和避暑山庄。在云南考察时，有当地同志反映，耿马县和建水县准备把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石佛洞和省文物保护单位文庙，交由当地旅游部门开发。甚至，当时旅顺还准备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日俄监狱和旅顺博物馆交由旅游公司经营。

　　《瞭望》：您对这样的事情提出了什么样的看法？

　　谢辰生：当然是强烈反对，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整个文物部门都强烈反对。如果对此种愈演愈烈的风气不加制止的话，恐怕全国重要的文物单位，只要是收入好的都将陆续被旅游公司兼并，那整个文物行业岂不被肢解了吗？

　　旅游公司是以谋求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实体，文物单位则是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宗旨的公益事业，把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捆绑在一起，只能是把事情弄乱。

 

　　“文物部门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瞭望》：所以您就给中央领导写信来表达您的看法？

　　谢辰生：是的，具体写过多少封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和文物有关的。其实不是我喜欢 写，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我也知道中央领导们都非常忙，不想打扰他们，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给他们写信的。比如说前面说的那些事，虽然文物部门强烈反 对，但所有这些事都是当地政府的决定，文物部门的反对往往起不到多少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文物部门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瞭望》：那中央领导对您写的信有什么样的答复？

　　谢辰生：幸运的是，我写的信，领导还是重视的，都作了批示。像这次，温总理就在批示中指出，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要求有关部门要引起重视，正确处理发展旅游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还有在2002年，我为前面提到的事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也写了封信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之后他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上述做法是错误的。他还在视察陕西工作时亲自向省里指出，应当及时纠正。

　　此外，在当年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过程中，针对上述情况，特别增加了第24条，明确规定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资产经营。

　　《瞭望》：既然法律已经有了规定，为什么今天又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呢？

　　谢辰生：首先，必须承认，法律出台之后，旅游公司兼并文物单位的势头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制止，但是并没有消除。直到目前，有的地方仍然没有纠正，听说绍兴至今还是“企管政”，而且在其他地方又有了重新抬头的趋势。

　　所以说，尽管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尽管有了高层领导的批示要求，但一些地方依然是熟视无睹、我行我素。这说明，在法律和政策的执行上，在相关责任的追究上，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文物保护主体的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缺乏执法权威。

　　《瞭望》：您曾经说过，“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谢辰生：是的，我依然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瞭望》：难道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严重？

　　谢辰生：对，确实比那个时候还严重，这其实是很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在 “文革”期间，虽然因为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 总理的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 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因此， “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实际上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 了保护。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 时期。

　　《瞭望》：是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的呢？

　　谢辰 生：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总体而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文 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强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又都出来了。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盗墓风 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

　　“钱味太浓”

　　《瞭望》：您是不是特别反对将文物保护和发展旅游扯在一起？

　　谢辰生：其实不是。实际上，发展旅游和保护文物并非水火不容。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务院曾设有一个旅游协调小组，组长是谷牧同志，成员都是有关 部门的同志，我也是小组成员。当时的旅游局长韩克华在国外当了多年的大使，对国际上处理旅游和文物保护的原则和方法都比较清楚，所以他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 作，在发展旅游的同时也很尊重文物部门的意见。那个时候，文物和旅游两个部门合作得非常好，甚至像兵马俑坑馆的建设和杭州丝绸博物馆、胡庆余堂保护等项 目，都是从国务院发展旅游专项经费中解决的。

　　可见，文物保护和发展旅游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还应该由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进行协商建立起互相通气、加强合作的机制，以促进旅游发展与文物保护良性循环的局面。

　　一方面，文物部门要有旅游意识，应当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为发展旅游创造条 件。另一方面，旅游部门也应当认真贯彻中央的文物工作方针，尊重文物工作的客观规律性。不是一切文物都是旅游资源。真正能够成为旅游对象的文物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因此，旅游和文物保护相结合必须要有个“度”，即必须以文物保护为前提。

　　但是，文物工作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而不是任何部门单位、任何人都可以 掌握好这个“度”的。哪些文物可以开发，如何开发，开发到什么程度；哪些文物不适宜开发，或者暂时不宜开发，都应当由文物主管部门根据相关的政策，遵循文 物工作本身的客观规律来作出决定，而不宜单纯由旅游需要来决定。

　　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人越来越只关注经济利益，超过了这个度，冲突和矛盾就出现了。

　　《瞭望》：那对于这样的冲突和矛盾，你认为正确的处理态度是什么？

　　谢辰生：事实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统一的，而且应当成正比，越是重视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就会越好，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眼前和局部利益，不但会损害社会效益，而且归根结底还会损害长远的经济效益。对文博事业来说，必须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这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 则。”并且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和“一切向钱看”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混迹于文艺界、出版界和文物界的一些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 商人。”因此，把文物博物馆与旅游企业合并为旅游公司捆绑上市的做法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是不可取的。我认为，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公益事业不能企业化，国 有资产不能私有化。　（记者 尚前名）

对毛泽东的争议有可能和各个人的过去家庭有关系

与方天佐商量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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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5日，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在炮击金门的背景下于华沙复会。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

1958 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 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8 年？月？日，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 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 《忆毛主席》 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 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 引力呢？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 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 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 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 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 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 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 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毛 泽东1958年10月对田家英、吴冷西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 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 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 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 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 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 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 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吴冷西：《忆毛主席》）


1958 年10月6日至25日为金门炮战第二阶段，针对美蒋矛盾的激化，毛泽东适时改变策略，将原定封死金门，逼蒋撤退或打到一定程度相机登陆解放金门的方针，改 为对金门采取"保留金、马在蒋军手中"的方针，也就是扩大美蒋矛盾，联蒋抗美的方针。"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就是在这一阶段提出来的。

1958年？月？日，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和吴冷西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发表评论说：
〈一〉 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 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 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 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195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 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1958 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 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 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 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 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 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 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 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 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 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 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 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 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 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 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

1959 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 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 “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 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附】庐山会议
1959年7月1日—8月1日，庐山会议。
这 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１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从７月３日至１０日，按六 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 “神仙会”，并准备在7月15日结束。

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以保护刚上任不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 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 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 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 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附】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和北京召开了由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

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对几年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２月６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周恩來讲了国內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附】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回忆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刘少奇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本文参考：
1、[天理公道2]的《毛主席在“亩产万斤”问题上的责任分析 》部分资料。 

2、黄岭峻 《毛泽东、刘少奇在大跃进》。黄注：资料来源主要为网上《毛泽东力纠五风》一书，该书引用的是当年的报纸和文件等第一手资料，以及吴冷西等人的回忆。部分资料来源为薄一波的书。资料来自不同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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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视察河北省城市 (1958年10月20日“文汇报”)

据河北日报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峯、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等同志，于l0月8日至14日，在河北省城市和农村进行了视察。

1O 月8、9两日，邓小平同志等由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万晓塘陪同，视察了天津专区霸县胜芳镇人民公社和天津市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视察了天津市鸿顺里人民公社和天津大学，并听取了林铁同志关于钢铁和农业生产的汇报。10日和11日，视察了石家庄市郊区卫星人民公社振头二街生产队和留营生产队的丰产棉花，视察了石家庄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丰产棉花和红薯，视察了制药厂、矿山钻探机械厂、石家庄钢铁厂和煤市街居民办的工厂和食堂，并听取了中共石家庄地委的汇报。12日至14日，视察了保定专区定县韩家洼人民公社和徐水县人民公社，听取了中共正定、定县、安国、徐水4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关于人民公社等问题的汇报。

河北省今年将生产105万吨钢，140万吨铁。明年计划在这一基础上，达到年产300万至350万吨钢，250万吨到300万吨钢材，450万吨铁和1500万吨铁矿石。邓小平同志听了林铁同志的汇报以后，对重点建设年产万吨以上的小高炉羣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河北省把小高炉羣的建设，迅速作出全面的安排与规划。他说，这不只对今年的钢铁生产而且对明年的钢铁生产有极重要的意义。对羣众搞的小土炼铁炉，要逐步由土变洋，要选择更节省、更有前途的，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办了人民公社，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今年9月上旬，河北省的全部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当前正在进行组织建设和处理积累与分配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等在视察了几个农村人民公社和听取了安国、徐水等县委书记的汇报以后指出，办了人民公社，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党的领导上注意不要纠缠到公社的日常具体事务中去。在组织设置上，各地可提出不同的形式进行试验，但总的原则是要永远掌握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不能削弱党的核心颔导。

邓小平同志等在这次观察过程中，很注意考察研究组织人民生活当中的问题。小平同志指出，今后有两件大事，一是组织生产，一是组织生活。他指示要办好人民公社的食堂，使人们在食堂里吃饭，一定要比在家吃得好。

小平同志指示，农村的居住条件要逐步改善。他说，解决农村住房问题并不困难，砖瓦可以自己烧，房子可以自己动手盖，只是木材需要及早准备。因此，他建议人民公社现在就要多种些树木，以便逐步解决盖房和制作家具的木材问题。社员的住房规划，各地要很好地研究，可以根据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生活需要以及群众要求多做几种试验。公社里居民点的人口，要适当集中一些好，城市里有的东西，每个居民点都要有，这样便于消灭城乡差别。

管娃娃这一行要大发展

保育员的地位十分重要

在视察石家庄市煤市街办的食堂和托儿所时，有人反映有些青年人不愿当保育员和炊事员，怕被人瞧不起。小平同志等当即指示要注意提高这些人的政治地位。他说，管娃娃这一行还要大发展，五分之一的人归她们管，因此，保育员的地位十分重要。要选拔一批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加以训练，使她们专作保育工作，要开保育人员代表会，对工作好的加以奖励，她们的地位提高了，人们对她们的观念也就改变了。

邓小平同志等在视察天津大学时，对他们研究成功的回旋加速器、自动控制机床、电子计算机等尖端科学技术表示满意。邓小平同志指出大学实行半工半读是大势所趋，他对天津大学的负责人说：你们有几百台机床，好象一座大工厂，实行半工半读是有条件的。省市应安排学校的生产任务，学校要进一步作好生产的组织工作。今后的大学有三大任务：一是学习，二是生产，三是科学研究，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不可偏废。学校中搞好生产与科学研究工作，实行半工半读，即使是延长些学习时间也不要紧。邓小平同志还勉励天津大学师生要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他说：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科学研究，新大学新工厂，要办大事办新事。你们的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约有5，000人，这些人都作研究工作，潜力是很大的。他还说，各大学研究出来的新东西，要交流经验，摆在一起大家评比，看哪个高明。但是有一条，只许明争，不许暗斗，这也是共产主义风格。经过交流经验，大家的脑筋更开阔了，开的花也就会更茂盛了。小平同志还一再告诉学校领导人，实行半工半读注意不要丢掉基础课程。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过程中，还谈到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了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问题作了若干原则指示。

(1958年10月20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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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下属犯错，谁之罪？”这句话，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许多问题。

 

例如，如果属下自行其事，拿你的话当耳边风，怎么办？看来毛泽东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个大独裁者，封建皇帝，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而是非常民主。即使属下不听他的意见，他也没有怎么着，只是依然苦口婆心的开会讨论，希望属下能够自己认识到错误，自我改正，而不是不换思想就换人。

 

 

再例如，现如今流行只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具体的说，属下犯错，领导只需承担所谓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已经公开承担了责任，想想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有几个中央主席像毛泽东这样，只是因为自己是主席，就公开为下面人犯的错误承担责任？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还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