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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之恋与理想主义

——为纪念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建队五十周年而作

一初恋

初恋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不仅指爱情，还指人生。青年人走出校门踏上社会时自己选择的的人生道路，是对人生的初恋。1962年底，我们397名高中毕业及同类学历的青年参加了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以下称青建队），开始了对人生的初恋。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作为过来人，我们对当年的选择怎么看？由于每个人的经历、遭遇、心态不同，想法也会不同，我想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感受。青建队有的同志说：“无怨无悔”。对此说法，我内心是认同的。

说“无怨”，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怨不得别人。青建队与其他许多知青队伍有着不同之处，在于它组建时是农场劳动锻炼性质，自愿报名参加，一年后留去自由，是否留在农场完全由个人决定。总而言之是“自由恋爱”，而不是被人诟病的“拉郎配”，“骗婚”，甚至“逼婚”。

说“无悔”，因为对当年的我们这一群体来说，几乎是“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属于理想主义在青年人中盛行的那个时代。

理想主义，是基于精神层面对信仰的一种追求。五、六十年代，雷锋及许多知青典型的事迹，是我们学习榜样；领袖的号召，祖国的召唤，是我们行为准则。“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成了许多青年义无反顾的选择。另外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困难。那些年，大学的录取率很低，社会招工也不多，很多青年待在家里无事可干。为此国家要求青年能到农村去，既能锻炼自己，又能分担国家困难。青建队，就是由上海市委筹划的，由上海市团市委及市政府的若干部门组建的一个知青队伍。对许多有志气的，又由于各种原因没能进入大学的青年人来说，参加青建队，既有现实的考虑，也有对组织的信任，更有理想的感召。青建队员中，有高中时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有已经在城市有了一份稳定工作的人……许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有着深深的理想主义情怀。这些主动到农村去锻炼自己的热血青年，他们是不会有悔的。一个青年对理想的追求是不会有悔的，一个青年为祖国兴盛所作的努力是不会有悔的。“无怨无悔”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那年的冬天，我们意气风发地奔赴农场，开始了我们对人生的初恋。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着巨大的反差，就像男女之间的初恋并非都会像花儿一样幸福。这就是人生，它并不如初涉人世青年人想象的那样浪漫、那样富有诗意、那样激动人心，而是曾经有过许多迷惘、无奈、苦涩甚至痛苦。我们的初恋人生，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劳动是艰苦的。青建队员们初到农场，每天从事的是平整土地的活，单调而又繁重。一不小心，就要被尖锐的芦根来个亲密接触。最累人的是双抢和三秋，农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插秧割稻，田多人少，弯腰弯得腰欲断，挑担挑得腿发颤。披星戴月，你追我赶。不断地挑战体力的极限，耐力的极限，意志的极限。对初出校门的学生娃来说，真有一种要将你脱胎换骨的感觉。可谁都不想落后，咬咬牙坚持着。双抢时节，我记得那时担任放水员，放水是晚间的活，但我白天还是被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吸引而投入期间。有时实在累了，双腿还沾满泥就睡着了。

集体是温暖的。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一个奋发向上的集体。青建队的许多干部以身作则，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的小队长王坤才同志原本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后来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而中止了学业，参加了青建队，并担任了小队长。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干起农活来毫不含糊，吃苦耐劳的品质使人钦佩。初到农场，我们静安小队的男同志都住在一间大草棚内。在冬季，为了晚上方便，在草棚内放置了一个尿桶。每天早上，我们的这位小队长总是很早就起身了，然后悄悄地把尿桶倒了。五十年后，青建队的带队干部郭祥章在回忆文章中说，“正式评定工资时，又出现了你推我让的感人场景，不少人主动要求评得低一些。”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样的干部是值得信任的，这也许是我后来选择留在农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数据也许能说明问题：一年后，虽然农场的工资很低，但与我作出同样决定的人超过了八成，这可以说明青建队集体的凝聚力。

这一次“初恋”，也许会奠定了我们一生的情感基础。有一位一年后离开了青建队的同志，也写了一篇“一生的基石”纪念文章，文中说：回顾四十多年来走过的路，如果说还算平坦的话，应该感谢青年农业建设队。一年多的农场锻炼给我打下了一生的基石。短短的一年里，我学会了一生中紧要的几步。这一篇文章，得到了大家的共鸣。于是，我们纪念青建队五十周年的纪念册便起名为“一生的基石”。

二苦恋

初恋的激情之后总会有一个互相适应和互相磨合的过程。那么人生呢？当选择了一个人生道路之后，漫漫人生路该怎么走？

五十年过去了，可谓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曾经风起云涌的知青大潮已经消退，理想主义的内涵也不断地嬗变。与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相比，青建队由于所在上海市郊农场的位置与条件，走了一条相对平坦的路。但平坦的路其实也不平坦。当我回顾青建队员们走过的心路历程时，也许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苦恋”。

说是“苦恋”，是因为经历了半个世纪后，青建队员中还有一半以上的队员坚持在农垦系统工作，并直至退休。在青建队的大本营跃进农场，青建队员们成了骨干力量，许多队员担任了场级领导及中层干部，许多队员成为了科技人员和其他业务骨干，有更多的队员活跃在农牧业及场办企业的生产第一线，有的队员评上了劳动模范。在青建队员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跃进农场各方面都走在上海农垦系统的前列。畜牧业，跃进农场一直是强项，他们养育的猪在六十年代便出口到香港。农业方面，1992年来，跃进农场连续十多年实现了万亩吨粮田，粮食单产和亩效益名列上海市前茅。跃进农场的场办工业也曾是农场系统的佼佼者，从1970年到1995年，跃进工业产值以年均15%速度持续递增，1995年工业产值达到5亿元，其中出口产值占30%，工业创利6000万元，为农场经营利润超5000万元发挥了决定作用。到2010年，跃进农场的经营利润已连续五年超亿元。在农场的发展中，有青建队员们的一份功劳。他们是青建队队旗的守护者，是青建队理念有始有终的实践者。他们守着艰苦、恋着农场；守着理想、恋着事业，实现了当初的誓言，为农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说是“苦恋”，还是因为在这五十年中，有许多青建队员被组织调到其它单位工作。1970年后，还有一批队员被抽调到市区企事业单位。他们中许多人都干得很出色，有的同志还曾当选为全国党代会的代表，有的同志还被调到市政府部门担任了局、处级领导，有的同志担任了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这些队员岗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当年的理想主义情操，几十年来却不改初衷。

如果要作数字统计，那么青建队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队员评上了中级及高级职称，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队员在各行各业担任了科级及科级以上的干部。这个统计可以看出青建队员们的自强不息，可以看出青建队员们的奋发有为。而即使不属于上述统计范围内的许多青建队员们，也是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同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有一个叫夏关昌的队员，他一直是干一行爱一行，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在农场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直是一员普通群众，既不是党员，也不带一个‘长’字”，“为领导服务、为他人服务、为群众服务。”退休了还“在农场居委会工作，为居民服务。”这些默默无闻一直坚持在基层工作的队员，待遇低，工作苦，这些同志更不容易。

我很早就调离了青建队集体，后来又调离了农场，与青建队员接触就少了。但对有的同志，却印象深刻。

一位是跃进农场的副场长马经纬。我俩原分属不同的小队，是到青建队后第二年调在一起的，他是小队长，我是队员。待了一年多后，我调到了场部。后来老三届的知青组建五七连队，场部派他去当指导员，他把我也调了去，一起又待了半年。前后二年左右的相处，我们却成了一生的好朋友。这些年来，正是从他的口中，我知道了农场这些年的的发展变化。我还知道了，农场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使跃进农场在农垦系统先富了起来，搞农业承包的同志在农场职工中也先富了起来，但场级领导自己的收入并不高，与规模与效益相似的上海工矿企业领导相比，要差了一大截。对此，他并不怎么在意，感叹的是农场职工的平均收入并不高，感叹的是有的农场亏损了、领导的钱却拿得不少。作为农场分管人事、后勤的副场长，他不仅为农场的发展做了贡献，也为农场职工做了许多实事，每次我回农场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后者。后来他退休了，又被返聘留在了农场搞水利项目。他曾自豪地对我说，他们跃进的这个项目，做到了时间上不脱期限，质量上不出问题，资金上不超预算，还节余了部分资金。他还对我说，农场在验收施工队这个项目时，坚持不收红包，不受吃请。市委办局验收项目时，是否发个“信封”由领导定。我感到他话中对“信封”的反感，觉得很惊讶。那时，我也在公司负责项目，他说的“三不”及“不收红包”，我也做到了。在基建中，权力之手无处不在，有的人是把项目当成了唐僧肉，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资金超预算变成了常态，时间上脱期也成了常态，质量上也经常会出现些问题，能同时做到“三不”并不容易，在同行中绝对是“另类”。但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为了项目的顺利进行，给方方面面的领导发个“信封”是个常态。我不但不会去排斥，而且还会去争取、去坚持。我记起了自己公司的一次“评审会”，公司的顶头上司、集团公司的老总走进了会议室，他翻了翻摆在面前的材料，然后把夹在其中的“信封”放进了口袋，笑着说“这才是实质性内容”。这位老总很坦率，事实上这类“信封”已成职务的滋润剂与权力的润滑剂。缺少了这“实质性内容，”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而这个老马，却想去挑战这个潜规则。这个早年曾在农场广播中表态要扎根农场一辈子、高擎起理想主义大旗的青建队员，不但实践了自己的承诺，在退休后我还是感受到他理想的光彩依旧。

一位是中队长胡承武。早年叫胡埃罗，这一个带有西式文化色彩的名字，反映了他的家庭背景。他参加青建队，家庭的阻力远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我们是静安小队的队友，他是团干部，而我当时是一个争取入团的积极份子。他有时来找我谈心，我们之间也谈得来。那时我就感觉到了他带有浪漫气息的浓浓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理想的一生。到青建队后的次年，他参了军，并把名字也改成胡承武。复员后回到农场，回沪后当上了大学教师，后又被选调到市政府工作，他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一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作不懈的努力。正是在上海市府教育卫生办公室的岗位上，年近半百的他又辞职下了海，开始他新的追求。提起自己的公司，他只说了一件事，就是试制成功了桑塔纳轿车电子分电器组件，为桑车电子系统国产化做过贡献。即使成了一个商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还是把能为国家做点事放在首位。这次青建队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他也出了大力，常把公司的事撂给别人，自己为青建队的事忙乎，既出钱又出力。每次聚会，他总是忙前忙后地为大家拍照，然后又把照片一张张印出来发给主人。只要青建队活动的需要，他就会开着自己的车子，为集体办事。对自己当年参加青建队，他说“无怨无悔，是一生中最大的人生收获”。是的，一个执着地追求理想的人，一个至今满怀理想主义情结的人，对自己一生的追求不会有怨，也不会有悔。

还有一位是青建队的副大队长，一个在青建队以埋头苦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同志。当初，我只是一个队员，与她并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歇工后，还常可以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在工棚之间穿梭，找人联系工作。次年，她即被调离青建队，到另一个农场工作去了。文革中传来消息说：担任场团委副书记的她出事了，下放到连队劳动。我出差去五四农场时，在场部食堂，也看到了很多针对她的大字报……。去年，因为编纪念册子的关系，我们见面的机会较多，说起当年之事，她向我讲了事情经过：因在组织生活上汇报了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看法，而被当作思想错误受到审查，期间受到过种种不公正对待，直至1979年，才予以纠错。复查结论上指出她在有关会议上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属正常的民主生活，预备期可按时转正。这次举办五十周年队庆的活动，她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她作为唯一在沪的大队干部，实际负责了这次活动，特别是纪念册的编纂工作。作为编委会的负责人，组织、征稿、修订、排版、校对、印刷等任务繁重，事事她都要操心。而都已退休的编委无行政资源可用，除了开会借会场，平时她的家成了一个联络站，一个编辑室。有时，为了一篇文章的修改，甚至为了个别文字的推敲，她会给我打很长时间的电话。她在整个纪念册的编纂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不计名利、乐于奉献，极端认真、极端负责的精神，使我感动。有的编委说，应该给她记功，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想不止只有我一人感觉到，她还是早年那个埋头苦干、事必躬亲的副大队长，那个认真负责、坦率真诚的农场团委副书记，理想主义的情操依然在她身上闪耀。

曾任跃进农场党委书记的李广忠曾在青建队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掷地有声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跃进农场青建队的干部中，没有发现一个贪污受贿的。在我们农场，跑官要官也行不通。”他的底气来自担任农场干部中青建队员的出色表现。我想，岂止是跃进农场青建队的干部。我相信从青建队员中走出来的干部的基本素质，相信更多的优秀的青建队员的基本素质，相信他们当年的理想主义是真诚的。我想，因为当年他们如果想要升官发财的，大约不会选择到青建队来。我相信在青年时代信奉理想主义的人，虽然理想的内涵会有变化，但理想主义会与他的一生如影随形。而一个青年，一旦有了理想主义的内核，他总

三眷恋

岁月是一个滤片，留下的是暖色的记忆。

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离开了农场，上调回市区工厂。回沪以后，我在青建队三十周年、五十周年纪念时一起回去了二次，我与妻子同队友、场友又去了三次。这其中有一次是我们与五七连队的队友带了孩子去的。为什么要带孩子去呢？是为了带他们去春游？让他们去看看父母当年住过的草棚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还是让我取名为“穗”的女儿在实地去看看真实的“穗”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家？但孩子们全然不理会大人的心思，只忙着在田埂捉蝴蝶，在路边摘野花。在孩子们看来，农场，只不过是他们一起玩耍的一个地方。而我们则不同。在我心中，有一种浓浓的农场情结。

那一片土地，那一个集体，那一个年代，那一份感受，那几个故人，总使我有所眷恋。

我眷恋爱情的记忆。土地总会长出庄稼来，青春也会生出爱情来。我们当年人生的土壤很贫瘠，贫瘠的青春也许更需要爱情的滋润。我与我的妻子就是在农场这块土地上认识的。她是一个老三届的高中生，68年毕业分配时放弃了进工矿的机会，主动到农场中来。也许是我们有相同的志向而有幸结缘。春风见证了感情的萌芽，爱情伴随庄稼一起成长。如今我们最浪漫的事，也许就是拾起爱情的记忆，包含着蕴育爱情的那一片土地，那一条道路，那一畦青苗，那一旺夜色。

我眷恋青春的足迹，那青年时代不可多得的历练。从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到年届而立之年，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近十年是在农场度过的。在这块土地上处处有着我青春的影踪。与现在的年青人相比，我们那时的机会是少之又少，更何况像我那样所谓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对前途已经少有奢望。在农场艰苦的环境中，我作了很多努力，得到了组织的认同。但文革中，我的处境却并不如意。后来才知道，这是极左路线的错。在那十年，我想我至少学会了在艰苦中奋进，在逆境中坚持，这个收获使我受用一生。后来我上调到企业，做了六年多的司炉工，那份在常人看来又苦又累又脏的活，我却干得很安心很努力，自从厂里一恢复评先进开始，我年年都榜上有名，直到我走上管理岗位。当极左思潮消退后，我也走上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快车道。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吃苦的历练也许是人生的另一种大学。一个人的青春总值得眷恋，更何况在那峥嵘岁月。

我眷恋青建队那使我感到温暧的集体。在我这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春夏秋冬后，再回顾这段初恋人生，我心中泛起了阵阵的暧意。这种暧意，来自集体，来自队友。没有排斥，没有歧视，有的是鼓励，是友谊。我记得我平生第一次登台发言，是来场后的青建队的大会上；我也记得平生我第一次评定工资，也是青建队里给我高评了一级。对我的努力给予鼓励，对我的表现给予肯定，这使我这个当年的丑小鸭倍受鼓舞。我也许值得庆幸，在我踏上人生之路始，就遇到了一个使人留恋的集体。这种感觉，一些与青建队员们有过接触的人也有。在青建队纪念大会上，原上海市农委的纪委书记易声龙动情地说：自己蒙受冤案在农场劳动时，是青建队员的善良、善待，帮助他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对青建队的老朋友要道一声真诚的感谢，其言辞之恳切，令人动容。

我眷恋一生中重大机遇来临时的那种感觉。在农场，我迎来了一生中重大的转折，我与女友一起调到上海工厂，我的人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一天，当车子驰离农场时，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已隨尘烟一起远去，我想我此生将注定像乘坐的这汽车一样，虽在颠簸，却在前行。此时，车窗外阳光明媚，大地上万物竞生。在农场耕耘多年，我想我也成为了一颗种子，那怕圧几层土、刮几多风、下几番雨，只要是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它总会发芽成长、总会开花结果的。这一种感觉从此就在我心中定格，使我享用一生。

我眷恋当年的理想主义情结。虽然此情不等同于彼情，但那一种理念、那一份情怀、那一种责任、那一种感情、如影随形，伴随一生。这些年来，我恪守着做人的准则，对工作不敢怠懈、对职责不敢亵渎、对群众不敢张狂、对金钱不敢贪婪……年青时的理想主义如初恋般刻骨铭心，使人难以释怀。

当年的知青均已渐渐老去。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半个世纪的变化，使人恍如隔世。今天的田野上似乎是繁花似锦，但我总感觉其中缺失了一种亮色。历史可以反思，但应该尊重；理想应该更新，却不可凋零。我们当年在物质上是贫乏的，而今天的社会在精神上也似乎是贫乏的，信念缺失，道德滑坡，已招社会诟病；许多地方的官员无德，商人无良，早为世人抨击。放眼看去，一些权贵对财富、对享受的追求，已经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沉溺于纸醉金迷，锦衣玉食，声色犬马的奢糜之风，使我误以为社会回到了我出世前的那些年代……。社会的进步，应该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物资丰盛上。人，总不能只是物质的奴隶。理想的内涵应当与时俱进，但理想不能丢弃。 “人总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精神就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靠理想与信念支撑起它的脊梁。就在本文行将收尾时，中央新闻台４月２９日新闻调查，播出了“红旗渠的守望者”节目，内容极具震撼力。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我们这一代尽人皆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其后的林县人继续了老一代人近乎悲壮的奋斗历程，在五十多年改天换地的过程中，建新业、立新功、树立了一个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精神丰碑，它的内涵就是十六个字：难而不俱，富而不惑，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我想，那种利在人民、利在后代、利在国家、利在民族的理想主义大旗，应该一代代传承下去，并终将会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