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崖上的情情节节（序）
蔡 萌
给父亲的集子写序，是多年以前的一个约定。
那时，我在离家千里的校园里上大学，父亲的作品读得少了，但我枕边的小箱子里，却频频有父亲的来信装进去。它们是父亲的另一部分作品。这些厚厚的信，来自我依山傍水的家，或来自某笔会举办地，或来自日后出现于父亲某作品中的深山老林里。读这些信，常使我觉得依旧在家里进进出出——在饭桌上听父亲聊生活，在沙发上听父亲谈作品，或是在书桌旁，听父亲大声朗读他正写得得意的句段。父亲用家乡土话朗读。那是我的天籁之音。
装信的小箱子，是父亲送给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十八岁的女孩，已经有些秘密需要珍藏了。很难想象，当父亲于一个初春的午后，埋头于邛海后面的一个窗子里，用一些金属小零件和一卷有着浅淡颜色的喷浆纸，细细致致装点那只老旧得漆皮斑驳的小箱子时，阳光该怎样的明亮，海风该怎样的轻柔，海面上的波光，又该怎样的细腻妩媚，风情万种……
一个砖瓦匠，只有在给女儿的十八岁生日准备礼物时，才有可能焕发出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来——满脸放光的父亲这样解释他的劳作。
小箱子一直伴随着我，收藏着我珍爱的点点滴滴，从故乡到他乡，从学子到教师，从少女到少妇……这一历程中，为父亲写序的约定，也由一粒草籽，慢慢地长成了一片青草地，在我的心中。
“等我长大了，给你出集子！厚厚的，诗集、散文集、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我对父亲说这话的时候还小，大约读初中吧，以为未来的社会只等着我们去呼风唤雨。父亲说：“序也由你写。”
这便是那个约定。
曾经，父亲在来信里写道：“太热。我现在坐在窗前，赤膊摇几下扇子写几个字，前臂抬起时与写字台撕得轧轧响。你母亲和妹妹已睡着多时。……”信的末尾，父亲告诉我有一个出集子的机会，叫我别忘了写序的事。我在西师宿舍里读完这信，并在一页白纸上写道：“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山民……”
在校时当过“反革命”，插队时坐过牢；十八岁下乡成为一张犁，二十六岁入厂成为一块砖。这些经历，使父亲笔下的文字具有了金属和盐的质地。那么，“山民”这词儿，于父亲或许是精当的。父亲出生于大山的褶皱里，考入西昌高中，或可以走出大山了，一场政治变故，去了安宁河谷，躬耕垄亩，一干数年。后来入砖瓦厂，从事装窑、做坯、拉架子车那类很原始的体力活。父亲喜欢引吭高歌，尤喜欢找人掰腕子，以显示“咱们工人有力量”。……想到父亲，我想到山崖，山崖上横逸出来的树，和太阳烙在它胸脯上的吻印。这是我对父亲的理解，也是我对“山民”的理解。
同时还是一个走出了大凉山褶皱，而爬上象牙塔旋梯的女儿，对父亲的理解。
对我和妹妹的教育，父亲好作“无心插柳”状。在砖瓦厂那样的环境里，父亲是以他汗流浃背的结实劳动和夤夜青灯的业余写作，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家庭文化氛围，来影响和锻造我们的未来前途的。我和妹妹到外地上大学那些年，家信往来异常繁密，写信，成了我们父女的一大生活内容和乐趣。父亲那些长长的充满睿智和激情的信页，成了我们人生航程上永远的帆。它们是专写给女儿读的。记得有一年寒假将近，父亲在信里写道：新养的一盆水仙齐扑扑发了六支箭，支支含苞待放，待什么？待你回来。……
而事实上我们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教育者，是母亲。母亲是我们全家人的老师，是父亲头上那个“大到无言的启示”。这一点，在父亲的文字里随处触摸得到。母亲的全部教育方式就是一个字：爱。父亲说：爱使天空绚烂。爱使一天三次升起的人间烟火袅然有致。父亲还说：“而学会爱，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啊。”我猜想，这也正是父亲把这本集子叫做“氤氲”的原因吧？爱就是一团和气。父亲无端地喜欢这两个字。
母亲还是父亲作品的第一读者和第一审稿人。一个东西写完了，修改，誊抄，最后仿佛被掏空了的父亲连看它一眼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夸张地歪倒到沙发上去，等着母亲去找寻那些纸上的错漏和笔误。这个时候，母亲会用一张白纸，记下哪一页的哪一行有个什么错，让父亲订正。但这个时候母亲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责任，是在内容上把关——在母亲眼里，因文字而招致祸端的事自古以来太多了，而全家人的平安，毕竟比不痛不痒去揭露和批评什么社会时弊更为重要。
后来，那本集子终于没有出成。原因种种，早记不清了。写序的事也就搁下了。
大学毕业，为落脚成都（男友已落定的城市），暴热中我往返奔波于成渝两地，颠簸于希望与失望、自信与自卑之间。那段时间，家信写得少也收得少了，改由一根电话线线跟家里作更直接的联系并获得最及时的鼓励。那天我又碰了壁，天气阴霾，孑然茫然中，我站在熙熙攘攘的成都街头好一阵发呆。之后，就在街边的电话亭拨了父亲厂里的一个号码——像是知道我受了委屈，电话那端传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萌萌，爸爸在这儿！”我霎时间泪流满面……像这样的心灵感应并不止一次。最难忘的，是高中时学校组织骑自行车郊游，途中我摔青了左半个脸，同学们都吓坏了，我爬起来却一点也不疼，还笑哩。而当时在邛海对岸家里的父亲，却突然地左侧额角痛得不行……
而那天，就在我对着成都的陌生天空泪流满面的时候，我清晰地触到了电话那头干爽清新的空气，以及明媚阳光的灼人热度。父亲说，在西昌的高原太阳里遥想成都，很自然地会在心里生出一种高原感来。父亲说，这是一种自澄澈透明的高处俯瞰市廛尘嚣的很舒服的感觉。——找到这种感觉，使我能够站在稍远一点的距离上，看待我正努力进入的这座城市，以及我正在进行的努力。
我终于留在了成都，在城郊一所由四面田野拢着的职高里授课，并开始对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作最初的和强制性的调停。这期间再读父亲那篇《春祭》，感受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篇祭文，写给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刘叔叔的。刘叔叔是父亲的朋友和同事，一个英年早逝的砖瓦工人。父亲当时也正病着，是躺在沙发上写的。父亲将它寄给一家省级大报，给退回来了，理由是，党报刊用此类文字，死者得具相当级别。这给了父亲很大刺激，乃在文前加上一段——
既然这世界不止是伟人们的世界，这世界就没有理由把所有的纪念文字专给伟人们留着。做伟人不容易，做芸芸众生同样不容易。
父亲将稿子寄给北京一家全国性行业报纸。很意外地，那报纸正在搞一个征文活动，且评它为头奖，主办者邀父亲出席颁奖仪式并代表获奖者发言。收到邀请函时，父亲正躺在驻军519医院的病床上。也不是什么大病，是第N次入院收拾他那痔患，蹲大狱得来的。
在北京的那个讲台上，父亲的全部发言只讲了一个染匠的故事：那染匠在染缸前染布，染坊泥泞。有一天，染匠觉得垫脚的那块石头有点不对劲，想把它支支好。不料那石头很沉，搬不动。染匠是个死心眼的人，搬不动，偏要搬；还偏要弄它到河里去洗洗干净，看它到底是怎样一块石头。这一洗，华光出来了，原来是一块巨金。据说这便是著名的“盐源巨金”的发现经过；还据说此巨金曾拿到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展出并引起轰动。父亲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下都踩着金子，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那个染匠的死心眼。
父亲说，他全部的写作心得，仅此一点。
父亲写了二十来年，先是诗歌，后是小说和报告文学，再后来是散文和社会随笔，汇集起来，会是不薄的几本。眼下这本，只是已发散文、社会随笔的一半。不用说，此前那一大堆获奖证书并不是对这些作品的最后的评价。能对它们作最后评价的，是时间。
……
潦潦草草长大，真真实实做人——父亲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
在遍尝了人生各种滋味之后觉得人生满是滋味，于饱览了世间无尽风光之后觉得世间满是风光——父亲这样收藏自己的感情。
而父亲在砖瓦厂这样一块不生长诗意和缱绻的土地上勤苦耕耘，也大抵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让自己四棱八角砖块一般的人生不至于过分荒芜，寸草不生。
2001年9月12日于成都市棕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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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9/15 9:52:00 [显示全部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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