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仲《梦随风万里》文摘之二十三：徒步长征去延安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6. 徒步长征去延安

1966年11月，我和十几名同学结伴而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几千里路，从北京穿越太行山，途经山西，翻过吕梁山，从军渡过黄河，一直途步长征走到延安。

毛泽东八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后，大串联开始席卷全国，不但学生开始了串联，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部队院校学员都卷入了这场全国性免费旅游。原来就非常困难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革命是压倒一切的年代人们似乎也顾不得这些了，也许最大的苦衷只有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最清楚了。

我们从大山里的清水涧劳动回来，校园里除被北风吹残的大字报、标语，被破坏的门窗教室外，已是人去楼空，多数学生已到外地串联去了。经过商量我们选定了座落在黄土高原的革命圣地延安为目标，响应徒步串联的号召，十几名男女同学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我们的长征。

在文革前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演唱节目，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再有就是《长征组歌》了，我能把《长征组歌》的歌词从头背到尾。《长征组歌》的作者是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红军在江西苏区时他和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十几岁的红小鬼。《长征组歌》把红军不畏艰难险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艺术地表现给了我们，激励着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一段长征生活。

我记得那时的我穿着件不合体的军上衣，裤子上扎着绑腿，背着有被子和毯子的背包，还负责打着一面“长征赤卫队”的旗子。现在在廊坊市当宣传部长的安育中高三时是我的辅导员。那时他瘦高个子，白净的脸上带着副眼镜，一副书生气。他除背包外还背着一个药箱，背包上还扛着一杆不知从那里弄来的汽枪，外加上还背了一口做饭用的铁锅。事过几十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说我们当年拿他当傻骆驼欺负。后来在人大念完博士去美国定居的肖庆平背着一个松松垮垮却又鼓鼓的大背包，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好吃的。现在在最高人民法院老干部局任副局长的杨安娜，小时候就是一个能说能笑的漂亮姑娘，一路上常听她像麻雀一样喳喳叫个不停。女生里还有后来也和我去插队，现在在安贞医院麻醉科当副主任的刘晓明。男生里当时最强壮的是返城后当了一家企业的副厂长的金羽高。我们这群人里最有点子的要算是后来在国内贸易部一家“中”字头公司里当副总经理的傅中，他最大特点是能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得非常复杂，把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讲得大家都不明白。然而在当时我们不过是一群发自内心追求革命，“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学生。

我们的长征仅仅靠着一本中国地图，一开始大家像舞台、电影上看到的红军那样排着纵队，举着旗子唱着歌行军。后来人困马乏，疲于奔命的远征再也顾不上什么队形了，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咬紧牙关地朝前奔，遇到老乡不断问：“还有多远?还有几里路?”

我们离开师院附中后，沿着一个大概的方向先朝西走，走来走去走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山里，天就渐渐黑下来了，四下望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时年纪小不知天高地厚，我们找了一个当地农民在山上用石头圈起来圈牛羊的地方露宿。羊圈石墙有半人高，大家从周围地里抱了些麦杆铺起来做床。安育中背的锅派上了用场，大家把背着的面熬了一锅香喷喷的咯嗒汤，那顿夜炊吃得真香。晚上大家也不管什么男生、女生打开各自的背包，一个挨一个躺成一排，和衣而睡，在星星和月亮的陪伴下在羊圈里渡过了我们离开北京城的第一个夜晚。

十一月中旬的北方已开始进入寒风萧萧的季节，我们走过了河北的任丘，跨过了拒马河，途经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115师聚歼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平型关。平型关两面山势陡峭险要，我们登上城楼环顾四周，黄土地的枯草上有一层薄薄的早霜，给人一种荒芜凄凉的感觉。由于林彪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加上平型关大捷也的确是一次振奋民族抗日精神的伟大胜利，来参观的红卫队伍络绎不绝。

太行山里的行军，经常是些羊肠小路，使我们这群人吃了不少苦头。记得离开北京后没有几天，我因扁桃腺发炎，发烧到39度多，在一所由学校教室开辟的红卫兵接待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又硬撑着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强行军一天，走了100多华里，在月色朦胧时分走到了山西的紫荆关。紫荆关这座当年的要塞边关，城墙、碟楼完好，夜色下关前的流水哗哗淌过，一轮明月挂在城上的夜空中，很有边塞雄关的气势，一天长途跋涉下来，我的高烧居然奇迹般的退了。

我们的队伍翻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后日子好多了，去太原、去延安串联的队伍逐渐增多，行军的路也大都是较为平坦的公路，那时公路上汽车很少，沿途不远就有当地政府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方便多了。我们背着的锅、汽枪、药箱，甚至举旗子用的旗杆都扔了，大家开始了轻装，扔掉了一切能扔的东西。虽然十分疲劳，但无论男生女生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晚上还要在灯下用针挑去脚上的血泡，躺下时觉得两条腿酸麻得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这对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天徒步100多里的路程走得我们精疲力竭。经过半个月的长征，队伍走到山西省会太原，我们住在山西政法干校的宿舍里，大家决定在太原休整几天。去延安的路大概还有一半路程，这时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不如改乘汽车走完后一半路；另一部分人主张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走到延安。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分道扬镳。大个子安育中和几个女生改乘汽车走了，死心眼的我跟着其他人继续我们的长征。很多年后当我们还嘲笑他们是我们长征中的逃兵，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我们愚昧。但我至今不为当时的决定后悔，一个人做事的毅力也许是从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中开始。

我们离开太原的那天是这次长征中走得最远的一天。当天晚上12点钟，坚持走的一行人离开太原政法干校，沿着宽阔明亮的迎泽大道朝西挺进。中间路过著名的晋祠，晚上六点多钟走到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那天我们走了130多里。真像《长征组歌》里说的“野菜充饥志愈坚，革命理想高于天”。当时的云周西村也在闹革命，造反派们竟然连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妈妈也不放过，村里居然有标语要揪出这位英雄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乱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在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使我十分难忘的是在太行山、吕梁山和陕北黄土高原看到那些贫困的乡亲们，那些地方大都土地贫脊，可耕地很少，交通闭塞，许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村夜宿时，我看到那里的人们平日只喝一些菜糊糊，人人面带菜色，孩子们大多无缘上学，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人民公社的体制给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我们从山西军渡，渡过了漂浮着冰块的黄河后到达陕北，多次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窑洞中除了一铺土炕，其它一无所有。有的地方饮水十分困难，要用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但黄土高坡的人都有一种特有的热情和豁达，老人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对着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讲革命传统时，深情的讲着当年彭总(彭德怀)带领西北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以少胜多，抗击胡宗南，保卫延安的故事。许多著名的战斗就发生在他们那里，他们就像对我们讲昨天事情一样。但这时他们哪知道功勋卓著、为民请愿的彭德怀已被打倒，而且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开国元帅。村里的年轻人十分活跃，他们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唱着陕北的信天游。当年的共产党人以陕北为革命根据地，打跨了强大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统一了中国，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亿万朴实、热情，知恩图报拥护共产党的农民。共产党使他们翻了身，有了土地，但没有能为他们根治贫困，从北京到延安的一路上我感觉到农村太穷了，农民太穷了，当然那时我们这些城里人也很穷，但是农民更穷、更苦。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历经艰辛终于走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革命圣地延安。我从小熟记贺敬之的诗《回延安》，当时的心情如同诗中写的那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对于我们这些追求革命的孩子们来说是那样的亲切。延安也向我们张开了热情接待的臂膀，从毛泽东住过的枣园到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杨家岭，从中央大礼堂到凤凰山，延安对我们是那样神奇亲切。一张我们一行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合影常使我想起那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7. 首都中学红卫兵

1967年初，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不同时期利用着不同学生组织派别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而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和对革命理想狂热追求的北京中学红卫兵，无论哪个派别都无法逃避在不同时期成为工具的命运。

首都中学红卫兵中一派称之为“老红卫兵”，这一派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组织上带有浓厚的血统论思想，文革初期他们积极追随中央文革造反，把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各个学校的当权派。他们带头冲向社会，在文化界和社会上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他们以极其野蛮的方式“破四旧”，对知识分子和所谓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学搞“红色恐怖”。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文革打击对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也成为了革命对象，他们惊呼“三十余年廉颇将，如今拜倒茶花女”，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们，要一个个拜倒在当过女演员的江青阿姨脚下，他们中的一些骨干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开始了他们悲壮的反戈一击之路。在它成立之日，1966年12月5日，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在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上，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首都中学红卫兵中另一派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他们中大多数文革初期受过老红卫兵的伤害，他们以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的人居多，还有许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也有不少是不同意“老红卫兵”观点与他们分道扬镳的干部子弟。他们强烈反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他们要求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权利，反对封建特权。因而本能的站在与“联动”斗争的对面，在后期也客观成为中央文革推进文化大革命，炮打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一轮力量。当时造反派红卫兵排练了一场大型红卫兵组歌，叫做：“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黄埔滩头我们曾昼夜苦战，造反的吼声响彻了嘉陵江畔，武汉三镇战歌嘹亮，三司的战旗飞舞在内蒙的草原。”足以表现他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势。

北京中学这两派红卫兵共同特点是在多年的政治教育下，对毛泽东的权威和绝对正确深信不疑，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形成、变化、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狂飚为我从天落，然而历史会告诉未来，责任和罪过并不在那些当时还只能称之为孩子的中学生们。

师院附中成立了“造反派红卫兵”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并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井冈山兵团、京工附中红旗、101中的毛泽东主义公社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起来，成为一股颇有实力的力量。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之后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已同清华、北航等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联成一片，我们在北京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还成立了“三司的中学部”。我曾在那个古香古色的大院子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刻蜡纸，印传单忙得不亦乐乎。随后红卫兵运动的主导位置开始从中学转向大学。

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首都的中学红卫兵们连续多次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大辩论会。大剧场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全场齐声高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年轻人的狂热和激情地动山摇，双方的辩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一些老红卫兵中的“联动成员”为了证明自己血统高贵，身着呢子军大衣，臂带红缎子或红呢子袖章高叫狂呼，很是无奈和扎眼。台上台下到处都是辩论的人群，十几岁的男女中学生一下在这座俄式殿堂中成为互不相让的政治家，他们就文革中的各种问题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批驳对方的意见。但那时双方各抒已见，尽管情绪激昂，言辞激烈，却极少发生暴力。

很快斗争从北京展览馆演变到了长安街，中央文革和公安部抓了一些联动骨干，老红卫兵纠合起来冲击公安部要求放人。华灯初放的长安街，天安门城楼凝重庄严，夜色中成百上千穿着各式军装的男女红卫兵骑着自行车沿着空旷的长安街呼啸飞驰而来，他们时而整齐的喊着口号，时而还放响了鞭炮，但在专政机关和众多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围攻下，他们还是落荒而去。

“联动”做为红卫兵时代一种特殊产物很快垮了，做为亲身经历了那场红卫兵运动的人，回顾首都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我认为不管是哪一派红卫兵皆是那场错误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老红卫兵中的一部分人运动中的愚昧和残忍更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悲剧。想到他们我不由回忆起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北京男六中，当时老红卫兵的好汉们把《红岩》中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子洞监狱搬进了校园，四周的墙上架着铁丝网、探照灯，教室里摆放着令人恐怖的各种刑具，他们用这些来对付自己的老师、同学们。经历和目睹过这些的人就不难知道“联动”一产生，为什么就处于在京城人人喊打的孤立境地。

师院附中的红卫兵也分成“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两派，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后来又分为“四三派”、“四四派”。学校里除一些大字报相互攻击，无限上纲外，基本上势均力敌，相安无事。我也经历过一次突发事件，一天在操场几十个老红卫兵用皮带追打一个我们不相识的年轻人，我们这一派中一位叫布正安的女生跑过去阻拦并大喝一声“不许打人”，不想他们却向我们扑来，我们互相照应着撤回了宿舍。他们招呼来了百十人，手持棍棒、弹簧锁、刮刀将我们在一楼的宿舍团团围住，并有人在叫骂声中砸门，幸好在那个非常年月里我们在宿舍的门上安了五六道插销，门没有被撞开，但随时有被撞破的可能，我们用宿舍里的上下床顶住了门窗，从床下抽出准备好的木枪、长矛、铁棍把住门窗，围攻者看到我们有准备才悻悻离去，这样大家才躲过了一场被血洗的灾难。

随着文革的深入，文革的组织发动者们，已经陆续完成了打倒党内有不同意见领导人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对他们来说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而对于中学红卫兵中各派中有识之士来说，文革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困惑和不解。“二月逆流”后，连大家平日尊敬的老帅和副总理们都受到了批判，我小时读过吴越春秋时范蠡劝功臣文种及早隐退，免受越王勾践迫害的话，“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看到许多为创立人民共和国奋斗一生的老干部被打倒、被批斗，看到广大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都被做为革命的对象，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开始有了种种疑惑。越来越多的人不来学校，不参加政治运动开始当“逍遥派”了。我家就在学校，别处也没有地方去，与几十个一派同学住在学校，每天吃饭、打篮球、游泳打发日子。在夏日我们常深更半夜到师院附中西边京密引水河中游泳，从铁路桥上往河里跳，晚上聚在一起，听高中同学讲福尔摩斯的故事，大家越来越远离政治运动。

在江青“文功武卫”讲话的号召下，全国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日渐加剧。他们都认为自己最革命，他们都认为自己最忠于毛主席，他们都要求独掌权力。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武斗，从柳条帽、长矛、大刀等冷兵器到坦克、大炮、机枪、步枪无所不及，多少无辜者惨死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十来个人下江南，先去郑州，后去武汉，最后到了长沙，原本想去井冈山，因武斗炮火连天无法成行。所到之处枪声阵阵，刀光剑影，水火不相容。各派组织的高音喇叭里都播放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血战到底”的口号，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了一个不宣而战的内战战场。湖南长沙是毛泽东的家乡，当时那里分成“湘江风雷”和“长高司”两大派组织，以湘江为界武斗不断。“湘江风雷”中有不少复转军人，有一次他们用炮瞄准了对岸“长高司”的一辆行驶中的卡车，一炮击中目标，爆炸声中卡车上满满的一车“长高司”的战斗队员被炸得无一生还。我们去过长沙近郊湖南省军区的院里，可怜的战士们由于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手里的武器被造反派抢走。更多的是一些市民无辜被流弹打中，命丧黄泉。我在长沙看到的场景不过是全国情况的一个缩影，而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播放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真不知道再这样好下去会好成什么样子。

此后，北京的中学开始军训，复课闹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官方指定的红代会，再以后，我们这一代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了1700多万人离乡背景的上山下乡生涯。文革初期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中学红卫兵”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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