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徒步长征去延安
1966年11月,我和十几名同学结伴而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几千里路,从北京穿越太行山,途经山西,翻过吕梁山,从军渡过黄河,一直途步长征走到延安。
毛泽东八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后,大串联开始席卷全国,不但学生开始了串联,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部队院校学员都卷入了这场全国性免费旅游。原来就非常困难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革命是压倒一切的年代人们似乎也顾不得这些了,也许最大的苦衷只有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最清楚了。
我们从大山里的清水涧劳动回来,校园里除被北风吹残的大字报、标语,被破坏的门窗教室外,已是人去楼空,多数学生已到外地串联去了。经过商量我们选定了座落在黄土高原的革命圣地延安为目标,响应徒步串联的号召,十几名男女同学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我们的长征。
在文革前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演唱节目,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再有就是《长征组歌》了,我能把《长征组歌》的歌词从头背到尾。《长征组歌》的作者是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红军在江西苏区时他和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十几岁的红小鬼。《长征组歌》把红军不畏艰难险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艺术地表现给了我们,激励着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一段长征生活。
我记得那时的我穿着件不合体的军上衣,裤子上扎着绑腿,背着有被子和毯子的背包,还负责打着一面“长征赤卫队”的旗子。现在在廊坊市当宣传部长的安育中高三时是我的辅导员。那时他瘦高个子,白净的脸上带着副眼镜,一副书生气。他除背包外还背着一个药箱,背包上还扛着一杆不知从那里弄来的汽枪,外加上还背了一口做饭用的铁锅。事过几十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说我们当年拿他当傻骆驼欺负。后来在人大念完博士去美国定居的肖庆平背着一个松松垮垮却又鼓鼓的大背包,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好吃的。现在在最高人民法院老干部局任副局长的杨安娜,小时候就是一个能说能笑的漂亮姑娘,一路上常听她像麻雀一样喳喳叫个不停。女生里还有后来也和我去插队,现在在安贞医院麻醉科当副主任的刘晓明。男生里当时最强壮的是返城后当了一家企业的副厂长的金羽高。我们这群人里最有点子的要算是后来在国内贸易部一家“中”字头公司里当副总经理的傅中,他最大特点是能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得非常复杂,把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讲得大家都不明白。然而在当时我们不过是一群发自内心追求革命,“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学生。
我们的长征仅仅靠着一本中国地图,一开始大家像舞台、电影上看到的红军那样排着纵队,举着旗子唱着歌行军。后来人困马乏,疲于奔命的远征再也顾不上什么队形了,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咬紧牙关地朝前奔,遇到老乡不断问:“还有多远?还有几里路?”
我们离开师院附中后,沿着一个大概的方向先朝西走,走来走去走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山里,天就渐渐黑下来了,四下望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时年纪小不知天高地厚,我们找了一个当地农民在山上用石头圈起来圈牛羊的地方露宿。羊圈石墙有半人高,大家从周围地里抱了些麦杆铺起来做床。安育中背的锅派上了用场,大家把背着的面熬了一锅香喷喷的咯嗒汤,那顿夜炊吃得真香。晚上大家也不管什么男生、女生打开各自的背包,一个挨一个躺成一排,和衣而睡,在星星和月亮的陪伴下在羊圈里渡过了我们离开北京城的第一个夜晚。
十一月中旬的北方已开始进入寒风萧萧的季节,我们走过了河北的任丘,跨过了拒马河,途经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115师聚歼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平型关。平型关两面山势陡峭险要,我们登上城楼环顾四周,黄土地的枯草上有一层薄薄的早霜,给人一种荒芜凄凉的感觉。由于林彪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加上平型关大捷也的确是一次振奋民族抗日精神的伟大胜利,来参观的红卫队伍络绎不绝。
太行山里的行军,经常是些羊肠小路,使我们这群人吃了不少苦头。记得离开北京后没有几天,我因扁桃腺发炎,发烧到39度多,在一所由学校教室开辟的红卫兵接待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又硬撑着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强行军一天,走了100多华里,在月色朦胧时分走到了山西的紫荆关。紫荆关这座当年的要塞边关,城墙、碟楼完好,夜色下关前的流水哗哗淌过,一轮明月挂在城上的夜空中,很有边塞雄关的气势,一天长途跋涉下来,我的高烧居然奇迹般的退了。
我们的队伍翻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后日子好多了,去太原、去延安串联的队伍逐渐增多,行军的路也大都是较为平坦的公路,那时公路上汽车很少,沿途不远就有当地政府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方便多了。我们背着的锅、汽枪、药箱,甚至举旗子用的旗杆都扔了,大家开始了轻装,扔掉了一切能扔的东西。虽然十分疲劳,但无论男生女生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晚上还要在灯下用针挑去脚上的血泡,躺下时觉得两条腿酸麻得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这对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天徒步100多里的路程走得我们精疲力竭。经过半个月的长征,队伍走到山西省会太原,我们住在山西政法干校的宿舍里,大家决定在太原休整几天。去延安的路大概还有一半路程,这时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不如改乘汽车走完后一半路;另一部分人主张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走到延安。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分道扬镳。大个子安育中和几个女生改乘汽车走了,死心眼的我跟着其他人继续我们的长征。很多年后当我们还嘲笑他们是我们长征中的逃兵,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我们愚昧。但我至今不为当时的决定后悔,一个人做事的毅力也许是从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中开始。
我们离开太原的那天是这次长征中走得最远的一天。当天晚上12点钟,坚持走的一行人离开太原政法干校,沿着宽阔明亮的迎泽大道朝西挺进。中间路过著名的晋祠,晚上六点多钟走到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那天我们走了130多里。真像 《长征组歌》里说的“野菜充饥志愈坚,革命理想高于天”。当时的云周西村也在闹革命,造反派们竟然连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妈妈也不放过,村里居然有标语要揪出这位英雄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乱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在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使我十分难忘的是在太行山、吕梁山和陕北黄土高原看到那些贫困的乡亲们,那些地方大都土地贫脊,可耕地很少,交通闭塞,许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村夜宿时,我看到那里的人们平日只喝一些菜糊糊,人人面带菜色,孩子们大多无缘上学,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人民公社的体制给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我们从山西军渡,渡过了漂浮着冰块的黄河后到达陕北,多次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窑洞中除了一铺土炕,其它一无所有。有的地方饮水十分困难,要用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但黄土高坡的人都有一种特有的热情和豁达,老人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对着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讲革命传统时,深情的讲着当年彭总(彭德怀)带领西北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以少胜多,抗击胡宗南,保卫延安的故事。许多著名的战斗就发生在他们那里,他们就像对我们讲昨天事情一样。但这时他们哪知道功勋卓著、为民请愿的彭德怀已被打倒,而且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开国元帅。村里的年轻人十分活跃,他们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唱着陕北的信天游。当年的共产党人以陕北为革命根据地,打跨了强大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统一了中国,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亿万朴实、热情,知恩图报拥护共产党的农民。共产党使他们翻了身,有了土地,但没有能为他们根治贫困,从北京到延安的一路上我感觉到农村太穷了,农民太穷了,当然那时我们这些城里人也很穷,但是农民更穷、更苦。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历经艰辛终于走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革命圣地延安。我从小熟记贺敬之的诗《回延安》,当时的心情如同诗中写的那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对于我们这些追求革命的孩子们来说是那样的亲切。延安也向我们张开了热情接待的臂膀,从毛泽东住过的枣园到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杨家岭,从中央大礼堂到凤凰山,延安对我们是那样神奇亲切。一张我们一行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合影常使我想起那一段不平常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