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仲《梦随风万里》文摘之二十四：湘江边上的日日夜夜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8. 湘江边上的日日夜夜

1967年的夏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中学生南下取道长沙，准备去江西井冈山。队伍中的男女同学分别来自师院附中、北大附中和当时的男四中。

那是文化大革命激烈冲突升级到全面武斗的年月。在武汉的汉口车站，我们偷偷扒上一列南下的货车，沿着京广线向长沙进发。上车后，发现这是一列运煤的货车，抵达长沙站后，我们一个个面目皆非，除了白牙，男女全成了黑人。

长沙市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把我们这些首都中学红卫兵安置在长沙六号门附近的一所小学里。那时的长沙两派割据，市内以“湘江风雷”为主，湘江对岸，岳麓山下以“长高司”为主。双方都有数万之众，且都与湖南各地市造反派组织遥相呼应，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毛泽东家乡也成了武斗的战场。

湖南人素以强悍著称。清朝末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定都南京。而使太平军走向失败的主要对手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元帅、大将、上将中有多位都来自湖南。

我们到长沙后发现自己被困在战场，南下去江西井冈山的株洲一带武斗比长沙还要险恶。北上回武汉的武斗也在不断的升级，京广线多次断路。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大女孩商量许久，只好在长沙住下等待局势变化，谁知道我们在美丽的湘江边一住竟是一个多月。在长沙一个多月中所见所闻，有许多事情随着年华已经忘却，而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

有一次两派组织在长沙北站附近一所学校挑起大规模武斗。攻方属于 “湘江风雷”，守方属于 “长高司”。 “湘江风雷”依仗在市内人多势众，调集许多单位武斗队助阵。只见卡车上的驾驶楼顶架着机关枪，卡车上站满带着柳条帽拿着钢管制成扎枪的战斗队员，驾驶楼两侧踏板上站着一手扶着车门，一手挥舞手枪的头头们。这真是让我们这些见多识广的首都中学红卫兵都惊诧不已，但也似乎在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电影中依稀见过，但这军不军、民不民的武斗场面还是让人震惊。长长的卡车队伍，在高音喇叭和刺耳的鸣笛当中，在城市的街道上呼啸而过，市民纷纷避让。

“湘江风雷”中工人居多，而“长高司”以学生为主。驻守那所学校的学生红卫兵们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居然有一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他们困守孤楼，那座四层的楼，一、二层门窗被用砖头和桌椅堵死，他们一百多人守在四、五层和楼顶，用棍棒和石块还击。估计他们也有枪，偶尔也有子弹从楼内射出。最让人称奇的是学校楼内广播站，尽管被断水断电，但他们居然用柴油机自己发电，直到大楼被攻克前仍然不断广播。

学校孤楼的楼顶几个角都架着大分贝的高音喇叭，喇叭里传出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声音圆润高昂，是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很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的气势。至于说播音内容，两个敌对方都大致相同，都在说自己的组织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在指责对方是资产阶级走狗，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保皇卒。

这场围困战进行了三天，“长高司”的增援部队多次救援未成功。被困楼内的学校女广播员用广播向围困他们的人宣战，不断鼓舞着坚守孤楼战友们的士气，向全市人民证明他们的存在。学校楼顶的高音喇叭被围攻者用枪打了许多洞，但却无法阻止她激昂的播音。播音的同时，还不断播放《国际歌》、《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等革命歌曲，许多人都被感动。

由于断水断电、缺粮缺水，且寡不敌众，三日后的一天上午，孤楼被攻破，双方多人战死，百余人负伤。

有知情者告诉我，围攻者一层层攻占学校，而守卫者多是十几岁的男女学生，许多人宁死不屈，死于非命。围攻者最后攻占的是四楼广播室，在广播室前进行了激烈的生死博斗，围攻者是踏着年轻守卫者的尸体冲进广播室。当他们端着步枪、长矛冲进去时，那个穿着一身国防绿军装，带着红袖章的女孩还在昂首挺胸面对话筒，用尽最大力气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想念毛主席。”

这座被上千人围攻的教学楼被攻陷时已千疮百孔，形同一片废墟。胜利者冲上楼顶将对方的战旗拔掉，插上自己的旗帜，并在那里雀跃欢呼。这场景如同我们看过的苏联电影《攻克伯林》，苏联红军在朱可夫元帅领导下攻克德国法西斯老巢伯林，苏军在攻占伯林议会大厦后，拔掉了德军的旗子，在大厦上升起了胜利的红军旗帜。而这两者形式上相同，内容上却完全不同，后者是在领导者错误发动的浩劫中一派群众屠杀另一派群众。

守楼的学生们被持刀枪的围攻者押出楼的情景更是惨不忍睹。由于断水断电和不间断的战斗，被押解出来的俘虏大都弱不禁风，许多人靠同伴的搀扶才能免强行走，有的浑身血迹只能靠背和担架抬出。而那个女广播员却衣服被撕破，五花大绑被几个彪形大汉押着，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稚嫩的脸上却是一付傲然的英雄气派。围攻者也付出了多人死亡，数十人负伤的代价。

接下来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疯狂报复。守楼一派的几个头头大都在私刑中丧命，被俘者多人被打成终生残废。最骇人听闻的是他们对那位只有十六岁的女广播员疯狂折磨，使她在私设的黑牢里受尽凌辱，最后竟被强暴致死。

这种残暴镜头在文革时期不胜枚举，一代文豪老舍先生被老红卫兵的皮带打得鲜血直流，最后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冤屈投湖而死。毛泽东的湖南湘潭老乡，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彭德怀，1967年7月被北航和地质学院造反派多次污辱批斗，最后在被打断两根肋骨后含恨而死。共和国煤炭部长张霖之被中央文革支使的矿院造反派活活打死。被称为解放战争华东野战军虎将，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被军内造反派害死在一口枯井中。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一场血腥的大灾难。

湘江奔流不息依旧北流去，岳麓山枫叶点点，桔子洲头美丽宁静，愿那场历史的大悲剧永远在中国大地不再重演。

9. 炮火硝烟中的清华园

清华大学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始建于1911年。清华园内苍松翠柏，水清木华，环境优雅。清澈的万泉河水从校内蜿蜒而过，连通着校内一处处湖泊。朱自清先生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就是对这一美景的赞誉。

清华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国家造就了大批科学家、学术大师、文坛泰斗、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

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清华大学也一度成为了文革灾难和风暴的中心。蜚声海内外、风景优美、中西合壁的清华园在武斗中变成炮火硝烟的战场。

1968年6月，我们一群中学生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住了十天，目睹了清华大学武斗的场景。文革开始后，清华园大礼堂前被开辟成大字报区，用木板钉成的大字报专栏，贴满了各种危言耸听的大字报，传递着文革中的各种信息，展示着各派意见的观点，散布着各种谣言和诽谤。清华园在1966年年底至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清华，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地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涌进清华园，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在这里搜集文革动态。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蒯大富，文革爆发时他只有21岁，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他成为了文革的风云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底控制了学校。原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退出了历史舞台。我还记得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中有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刘涛（刘少奇主席之女）等许多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

在蒯大富领导下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在文革中做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情。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他们将矛头直指工作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成立了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12月率先在全北京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和标语。一时间清华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风向标。

1968年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内部，在如何评价建国十七年，在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对待老干部和阶级斗争，甚至对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派和井岗山兵团四一四总部派各成体系，双方在清华园内各踞一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我们在清华园内看到的是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文质彬彬的理工科大学的大学生都变成战斗队队员，钢盔、柳条帽下，许多人还戴着眼镜。到底是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大学生，武斗中也有许多发明创造，除了自制的钢管长矛、扎枪等冷兵器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真枪真弹。他们还自制了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和土燃烧弹。最让我们一行开眼的是他们将学校的推土机和拖拉机改装成土坦克，土坦克驾驶楼用厚钢板焊死，只留一个观望口。土坦克用于向对方坚守的阵地进攻时在前面开道，掩护手持长矛的“步兵”前进。武斗中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略占上风，因为他们有清华大学工人组成的“工总司”的支持，那些校工、厨师自然力气比二十几岁的学生大。但四一四总部也不甘势弱，英勇抵抗。清华园内枪声四起，炮火硝烟弥漫，两派高音喇叭高分贝的对骂，时有武斗伤亡信息传出。

这十天中我们还多次见过蒯大富，这位蒯司令短打扮，国字脸，戴眼镜，一副书生气，居然还带着一支短枪，他哪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文革中领导者的一枚过河卒。这枚过河卒和他的同学们将一个好端端的美丽校园，变成相互厮杀的战场。

我们住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十几米的房间，两侧都是上下床，中间摆着一溜桌子，既是书桌又是饭桌。为了防止枪弹进入，窗子多被木板钉死。我在武斗前沿的楼，还见过用窗框做弹弓架，用自行车内胎绑在窗框两侧，一块大石头被弹向对方，对方被击中的窗户瞬间被打得稀烂。研究高深物理理论、机械制造、自动控制的大学生却成为祖先冷兵器复制的发明人，我内心不由得感叹，清华人，就是清华人。

文革之后，我曾经想，即便是文化大革命，理工科大学涌现出的“杰出人物”都要比文科大学的多。清华大学出过那么多如杨振宁、华罗庚、竺可桢、梁思成那样的杰出科学家，也出过陈寅恪、朱自清、吴晗、钱钟书那样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而在文革期间他们也不乏风头浪尖的领导者。

清华园的武斗不过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内战的缩影。清华大学的武斗者多是二十几岁，充满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学生。这场悲剧的制造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们。

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清华大学四一四总部的生死斗争在全国普遍存在。如河南的“二七公社”和“河造总”，成都的“川大八二六”和“红成”，长沙的“湘江风雷”和“长高司”，武汉的“百万雄师”和“工造总”，哈尔滨“炮轰派”和“山上派”，北京中学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其实何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不过都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下产生的分裂和悲剧。多少人惨死在派系争斗中，多少人因此致残，饮恨终身，多少家庭的悲剧由此而生。记得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公墓”，埋葬在那里的青年男女都是那个动乱年月的殉难者。我记得清华井冈山有一个叫李磊落的男生，我在清华井冈山报上见过他的遗像，年轻英俊，20多岁的人生匆匆逝去。如果他活到现在说不定又是一位两院院士，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而那时候他们却为了现代迷信制造的动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奉命开进清华园制止武斗。第二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位大学学生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这次谈话宣告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退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

巴金先生生前曾建议建设一座文革纪念馆，将中国现代史上这黑暗的一页警示国人，否则多年之后生活在清华园里的天之骄子们怎么会知道学兄学姐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那么悲惨的清华百日武斗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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