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林小仲《梦随风万里》文摘之二十六：生产队长

12. 生产队长

我在阿荣旗插队时曾担任过三年的生产队长，在我二十几岁时管理过几十户，指挥过上百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着人民公社的体制，土地的高度集中，分配的大锅饭形式，劳动的赶羊方式，都越来越多的暴露出这一经济组织形式的弊病。加上农村基层组织领导者的特权，复杂的宗族关系，生产队的好坏往往同这个队的生产队长的素质紧密相关。

我插队的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有着姓刘、姓王的两大姓，刘姓人多势众，王姓有多人在大队当干部有靠山。彼此互不服气，明争暗斗，生产队长如走马灯一样一年一换，尽管一队土地资源很好，但谁上来当队长都难摆平队里这两大姓的大爷们，眼见生产队一年比一年混乱，收入一年不如一年。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目标瞄准了我。那几年我经常出民工到外面修公路，一是修公路补贴高一点，再有修公路有食堂，不用我为一日三餐操心。在众人劝说下，我走上了生产队长的岗位，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等级序列里最小的官，而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山村里又是说一不二的角色。

我担任三年的生产队长，口碑还可以，回想起来主要是让老百姓收入有所提高。我担任生产队长的第一年，凭着不沾亲带故，管理强硬，加上老天爷风调雨顺捧场，年底卖外粮分红时，每天每10个工分分值3.15元。一般壮劳动力一年能挣三千多工分，也就是说能分一千多块钱，这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国农村可算是个高收入，比起村里往年的收入涨了一大截，这样我这个生产队长便在村里站住了脚。

在那种体制下用什么治理生产队呢?为了严明纪律，解决以往许多壮劳力都不下地劳动，即便去干活也出工不出力的毛病，我首先规定了必须出工多少天，挣够多少工分才能在我的生产队里分口粮的规定。在那个粮食不能自由流通，城里人都要靠粮票买粮食过日子的年月，把口粮和出工捆在一起，不想饿死的人谁敢不来上工，这一招治住了许多平日觉得有靠山不到生产队来劳动的人。

再一个办法就是管住工分。那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分分社员的命根”，我想既然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就要在管好工分上下功夫。那时为了记工分是否公平常常发生争吵，厉害时还要一家人一家人出来打架。农村上工用敲钟的办法，以往生产队长敲破了钟，人们不紧不慢懒懒散散的聚拢来，来早的要等来晚的，队长干瞪眼没办法。我当队长后先让木匠做了一个带锁的玻璃大厨窗，做为大家的工分栏挂在队部里，一个月里边挂一张，所有的名字和出工情况，所得工分情况大家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了过去记错工分出现纠纷的事了，而且发挥了相互监督的作用。再一个招法，我选用了大队书记的亲侄子当记工员，那年月村里的人有几个不怕大队书记的，这样我就树立了工分和记工员的权威。在我当生产队长最初的日子里，我又宣布了一个规矩，每天我敲三遍上工钟不到者，当天不但不记工分，还要扣10分；又规定迟到者上一天工，只记一半工分，而且就在当天工分栏里兑现。这一政策果然厉害，我不管他姓刘、姓王，让我扣了五、六个人后，大家发现他们本来不以为然的新队长动真的了。自那以后我一遍钟敲响后五分钟之内人就到齐了，甚至有人算计到我的敲钟时间，啃着干粮提前蹲在队部山墙下面等着。干活的人多了，再加上风调雨顺，你想哪有不丰收的道理。小小生产队长的当官经历告诉我，管理首先要立好规矩。然而在执行这一过程中，也有村里个别的“大爷”不服管的，那时候你想我一个“天涯沦落人”的北京知青怕谁，加上有青年点的兄弟们和大队书记撑腰，一些村里平日不好摆弄的人都变得服服贴贴。

别看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种地也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事情，尤其春耕时，节气、湿度、茬口、施肥、扶犁、点种也还很复杂。春耕不像夏锄，工种多，分工细，还要根据人的所能去派活，这些都是我不太熟悉的事，我就在自己队委会的班子里选了几个种田的能手，并不顾旁人反对选用两个富农出身的青年农民进入了我的队委会班子。他们种地在行，农活又好又精于算计，给我当“打头”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也就被我管得有条有理了。

在那个年月，当生产队长得身先士卒领头去干。北大荒的土地多，长的地垅有十里八里长，夏天铲地(锄草)，干一个来回就该收工了。记得那时夏天早上不到四点我就带人下地了，中午11点多收工，匆匆吃个午饭，下午一点钟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收工，那时候虽然年轻，但有时也累得一头扎在地头儿就睡着了。

秋天收割时更累，割豆子往往手都磨出了血，十个手指头轻轻碰在哪都觉得针扎一般。再加上青年点伙食不太好，我们和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地里拼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但因为可能是从小爱打篮球、游泳，那时我的腰长时间弯也不觉得怎么样，夏锄时我一马当先往往甩得满地是人。春天种土豆更是我的强项，北大荒黄豆、土豆、玉米多，种土豆需要把生了芽的土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全凭人用筐装着它们往地垅沟里点，再由马拉的犁培上土。那时五、六里的长垅，一上午下来我能把他们拉下一根垅，除我点得快原因外，我还有坏后边人的技巧，以至村里有人说，林队长和周扒皮一样，但天底下哪有像我这么累的周扒皮。

我当队长三年多，值得骄傲的不仅是连续三年带给社员的高收入，我还把原来摇摇欲坠的生产队的队部、库房、马圈、粉房都盖成砖瓦水泥结构的房子，场院用大青石垒起。在那个时候东北农村大都是破草屋，整齐漂亮的生产队大院是集体经济实力的体现，可也算是一件轰动一方的事情。为了那些砖瓦、水泥、钉子，我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旗物资局，那时人老实又穷，不知道送礼，只会用嘴皮子去打动人，他们看我一个北京知青为村里事这样奔波，也架不住我磨，也就能帮的忙都帮了。

与我同一个青年点的北京知青梁大虎在村东头四队当队长，他干得非常优秀。我们俩为了各自生产队的利益，为了抢占荒地也没少红脸，但我们俩更多的还是相互帮助。大队书记邱真一个东北汉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给了我很多支持，我记得很多次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扛着锄头回村时，他的小女儿，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早早站在村口截住我说，“叔，我爹让你到我家去吃饭”。队里的乡亲们也给了我许多关照，在文革那种动乱年月，是黑土地和北大荒人给我很多珍贵的亲情。

在我们插队后期，呼盟首府海拉尔和著名风景城市扎兰屯都到我们那里招知识青年进工厂，那时我们都没有去，我想如果不能回北京，那就在这块黑土地上当一辈子“草头王”了。当然由于当时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使得农民和土地分离，经营单一，“左”的思想也影响着农村的生产经营，我也不可能跳出当时的局限性，也没能带领那里的农民从根本上走向富裕，但我有幸的是在二十几岁时在农村当过三年胜任的生产队长。

13. 女俘

1972年的秋天，是我在呼盟阿荣旗插队的第四个年头。一天，担任生产队长的我正在张罗着打场，一名负责护秋的社员气喘吁吁跑来告诉我，又抓到一伙偷庄稼的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几名护秋的小伙子神气活现地端着土枪、梭镖，押着一群“俘虏”朝场院走来，走到眼前才看清，被押解的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妇女。

秋天的黑土地最迷人，可秋天又是最受累、最操心的季节。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到了成熟的季节，各种威胁也接踵而至。首先是大兴安岭那变幻无常的天气令人生畏，稍不留意，那些果实累累的庄稼就可能被无情的暴风雪所吞没。更让人忧虑的是在那动荡年月里，许多为了生存而闯关东的盲流、饥民到处骚扰，堆在地里的谷垛会被齐刷刷地剪走了谷穗，成片的大豆常被用棍子敲走了豆粒，留下了一堆堆豆壳。

因此，尽管秋收人手那么忙，也不得不抽调大批青壮年劳力护秋。然而狼烟四起，防不胜防。为了护秋，械斗、打架之事时有发生。这次抓到了偷庄稼的贼，况且又是一群女“俘虏”，很快引起我们那个只有二百多口人的小山庄的轰动，大人小孩纷纷围拢来看热闹。那十几名被困在围观、哄闹人群中的“女俘”，犹如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惊恐、绝望。

这十几名“女俘”，年纪小的也就十五六岁，年长的有三十多岁，手里大都拎着捆庄稼用的麻绳之类的家什。我望了她们一眼，心里涌起了一种酸楚的感觉，但为了杀一儆百，我还是让护秋的社员押她们到场院里去扒玉米，我指着一大堆被雪压着玉米说，什么时候扒完，什么时候放她们走。同时又面对围观的人群气恼地吼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有什么好看的!”人们摸不清我为什么把火气撒在他们身上，悻悻散去。

天色将午，我忙得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到了脑后，妇女队长匆匆跑来找我：“队长，他们抓来的那伙妇女里，还有一位是你们北京老乡呢!”接着她便将从村里一位娘家与这位女知青同村的大嫂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我。

这是一位与我一样，1968年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她所在的青年点，下乡三年就土崩瓦解了，二十几名知青中，有点门路的都远走高飞了，剩下的七八个人中，最可怜的是几位女知青。按照呼盟农村的习俗，妇女结了婚便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做饭、喂猪、养鸡。农村的女孩子嫁人早，在地里和男劳力干一样重活的往往就剩下一伙女知青。她们要忍受更多的难言之苦，有的人落下了终身的疾病，有的人为了活下去，匆匆嫁给了当地人。这次被我们俘获的女知青就属于后者，她与当地人结婚后，与她农村丈夫相处得不好，婆婆又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她家生活仍很艰难，这次出来偷庄稼也是被生活所迫。

按照妇女队长对她的形容，我记起了她的样子：年纪很轻，高挑的个子，匀称的身材，苍白的脸上镶嵌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乱蓬蓬的头发上挂着草叶，浅花格对襟棉袄，两只蓝布套袖。如果没有人说明，已很难在她身上找到北京知青的痕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北京老乡在这难堪的场面下不期而遇，使我感到凄凉，也不由使我想起与她一起被俘的另外十几名农村妇女：她们也各有一本难念的经。我让妇女队长中午为那群被抓的妇女安排一顿饭，并嘱咐她，饭后好言安抚一下我的北京老乡，然后把她们都放走。

在我下乡的时候，男知青结婚的比较少，找农村姑娘的更少。结婚知青中，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少，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多。图布新公社保国大队六队的女知青们就是因为农活太艰苦，返城无望，才一个个都嫁给了当地农民。没有结婚前，追求她们的那些人家往往都是好吃好喝的招待，一但踏进了农家门，真正成了农民的媳妇，每天就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没完没了的家里地里劳作。城里来的知青与当时相当落后偏远山村的农民生活习惯差距很大，但没有几年随着她们一个又一个爱情结晶的降生，胳膊上抱着吃奶的孩子，膝下缠着学步的孩子，一切都变得麻木而无奈。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是知青中一个最不幸的群体，她们忍受着精神苦闷和生活艰辛两付重担，待百万知青返城时她们又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苦难的命运沉甸甸的压在这些从北京来的柔弱女子们的肩上。

两年后，我得到确切消息，那位曾因偷庄稼被我们抓过的女知青，因家庭感情不合，生活压力太大，偷偷的喝下一瓶敌敌畏，抛下了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含恨自杀了。我真是不敢相信，她还那么年轻就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至今，这位女知青成为我的“俘虏”时的神情，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

三年队长成绩大，

管理得法收获佳，

可怜无奈知青女，

嫁作农妇混生涯。

     没有真实的农村生产队长的经历，是写不出上面的文章。小仲的叙述详实而细致，真切而动人，不但把自己三年队长的经历生动的描述出来，而且还详细的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复杂状况。我曾经说过能当了公社书记，不一定能当了生产队长的话，当时农民的思想很难拢到一起，一人一个心，心散的让人心寒，即使用特殊手段把生产搞起来也是暂时的，也是很有限的，只有以后的土地承包才是农民的出路和希望！

      文中所叙述的北京女老乡的遭遇使人惋惜和痛心！

      欣赏好文并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