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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林小仲《梦随风万里》文摘之二十九:北京语言学院的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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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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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仲《梦随风万里》文摘之二十九:北京语言学院的临时工  发帖心情 Post By:2012/10/17 13:52:00 [只看该作者]

 

19. 北京语言学院的临时工

 

1976年上半年,爸爸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并调北京语言学院任教。在他和语言学院的努力下,19777月,我终于告别了插队九年的黑土地,又回到了北京。

我回北京时也恰逢全国成千上万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日子,那时工作很难找。刚返城时我和妈妈住在一起,我的家还像小时候一样在师院附中家属院里的一间二十多米的平房里。弟弟、妹妹这时已经长大,林佟那时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当工人,他正在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后来他考上了人民大学二分校。林倩已经开始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这些大男大女如何像儿时一样再住在一起呢?为了扩大生存空间,我用从阿荣旗带回的门、窗,利用家里抗震时捡的砖头,东拼西凑,在林佟、林倩和他们的朋友们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原来房子的屋檐下朝外接出了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屋子搭好了妈妈却越来越不肯收容我了,大概她那时候是穷怕了吧,大概她觉得我会长时间在家里吃闲饭,在一次我们之间的矛盾又一次爆发后,她正式向我发出逐客令。她说,你为什么要赖在我这里?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爸爸?一个插了九年队,才回北京两个月的27岁的男子汉此时能说什么呢?当时我也知道刚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的爸爸也很困难,我也不愿意连累他,但不去找他能去找谁呢?

我的爸爸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为我在语言学院教师楼里要了一间宿舍,并为我在语言学院行政处找了一份临时工工作。那时林佟、林倩背着我妈,偷偷为我送钱、送粮票、送被子。在过新年时,林佟怕我一个人孤独,骑车到语言学院来看我,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我邻居家老师看得不忍心把他让到他家去等。

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干了两个月的临时工,工作是在一个钢材库里摆放钢材。北京语言学院是座新建的大学,当时主要是用来培训各国来华的留学生,也强化准备送到国外研修人员外语。语言学院占的是文革前北京矿业学院的校址,当时学校多处在施工,因此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钢材库。我们的任务是把那堆得像座小山的角钢、锣纹钢、圆钢、钢管从露天用推车推到新盖好的大棚里,然后分门别类装到焊好的高高的铁架子上去。这些钢材份量很重,大多都有十米左右长。跟我干活的一共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爱说爱笑的中年妇女,一位和我一样的返城知青,还有一位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孩子,大家相互照应,边说边干,日子过得也快。学校老师的孩子当临时工在当时很少,钢材库里的力气活对我这个插过队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管库的是位姓马的师傅,人很善良,休息时总热情地招呼我们到他办公室喝水、乘凉。管帐的女同志姓张,很胖,在屋里吹着电扇还出着汗,那时她也就三十多岁,待人很和气,后来听说她也去了美国,和她的女儿住在一起。

我还干过很多次拉水泥的活。坐大卡车到卢沟桥南面房山水泥厂拉水泥,拉水泥的活又脏又累,先从库房里往车上扛,常常浑身上下全是水泥面儿,遇到水泥袋突然破裂那就更惨了,人完全变成泥猴一样。语言学院行政处的干部们对我不错,他们大都是从人民大学调来帮助语言学院筹建的。临时工的工作给我带来了每月二十多元的收入,这比我插队时的收入还少,但它解决了我的温饱。

我在语言学院住的那间房子很不错,那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房,我住在二层的一个单元里。这套房子里有三个卧室和一间很大的厨房,我与一位语言学院老师合住。他们住着两大间,我在房子走廓尽头那间小卧室里住。房子有十二、三米,摆着我从东北带回北京的几件傻大黑粗的木制家具,一个画着两头梅花鹿的两开门衣柜,两个榆木的木箱,一个黄颜色的办公桌,再有就是一张从语言学院借的单人床,房子里连把椅子都没有,以至于与后来成我夫人的李梅初次见面时,我们俩只能并排傻坐在单人床上。

在北京语言学院当临时工的两个月中,最关心我的有两个人,他们是爸爸的好朋友。其中一人是语言学院的宣传处长,他姓陈,是我们海南文昌的老乡,那时候我二十几岁,他四十多岁,我管他叫陈叔叔,他在我返城的事上帮了许多忙。他的家是一个很热闹很温馨的家,两个小女儿,大的也就十岁,小的三、四岁。他的夫人、岳母都是很热心的广东人,他们给了我很多照顾,后来他们一家移民到澳大利亚了。

再一位就是当时北京语言学院副院长邱及,他是广东人,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一位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资深的泰国华侨领袖。他有很深的文学功底,为人平和坦诚,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邱伯伯的夫人那时已近60岁,还在国务院侨办工作,他们一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苦。他的儿子邱苏道(后来去了英国)与我很谈得来,大家都是同龄人,常在一起说说笑笑。他们家房子很大,我下班后常跑到他们家去玩,他们家的书很多,书柜足足装满了一间房子,邱伯伯家给了我一个看书借书的美好空间。邱伯伯那时时常告诉我要看得远一些,要多读点书,多学点本事,他那有着浓浓广东乡音的普通话,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在与妈妈离婚十几年后,爸爸1975年在“五七”干校结识了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陈阿姨,并同她结了婚。陈阿姨原来丈夫曾是爸爸的同事,中影公司一位学者型的法文翻译,文革的风暴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软弱的他自杀了,留下陈阿姨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不知是感情还是同情,爸爸帮助陈阿姨扶养她的三个孩子。一开始我对他们怀有敌意,后来的接触中发现陈阿姨人很单纯善良,大家彼此相处很好,那时他们的孩子都小,都在上学,住房不大,家境也不是很宽裕,但他们一家都对我很好。我爸爸后来把陈阿姨的大女儿送去加拿大读书,二女儿送去美国读书,她们都先后定居在加拿大和美国。小儿子也参加了工作,然后我爸爸和陈阿姨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他们也平和的分手了。我爸爸就这样为人家做了一回别人未必领情的雷锋。但就我来说,陈阿姨和他的两个女儿林云和林华在我人生比较困难时,一直对我很好,包括我有了女儿以后,她们对我女儿也十分疼爱,给了我们很多照顾和帮助。

我每天在语言学院教工食堂吃饭,三十斤的定量,粮票还是林佟偷偷从家里给我送来的,那时常常有吃不饱的感觉。难怪我认识李梅后,每次去她家吃饭,那股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的气势,把她家那一门知识分子着实吓了一大跳。

天无绝人之路,我19777月返城,8月、9月帮妈妈家盖房子,10月、11月在语言学院当临时工。12月初,我回京后的户口所在地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办事处开始同我商量分配的事情。先是和我商量让我留在办事处当团干部,现在已经忘了因为什么原因,我没同意。紧接着北京环卫局、二商局招工,前者扫马路,后者卖粮,这两次分配我都没有去。那时大量的知青返城,找工作非常难,许多街道办事处都挤满了返城知青,他们焦急的等待着工作,熟人认为我不该挑三拣四,劝我有个工作算了,但是我想还是再等一等。

197712中旬,北京羊绒衫厂招工,北京羊绒衫厂是市纺织局的新建单位,位于现在北京三元桥西侧,我在东直门街道报名被录取,我告别了我短暂的临时工生涯,走进了国营企业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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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81 走进团中央机关大门

 

1981年上半年,我参加了中国青年报公开向社会招考记者的考试,恰逢团中央青工部部长勾德元、副部长张宝顺从考记者的人选中为团中央选干部,有幸的是他们从众多的人选中选中了我。

1981720日,按照团中央组织部的要求,我从北京市纺织局转出了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从北京市委组织部转出组织关系,带着这些材料,根据他们告诉我的地址,在前门东大街10号楼,我找到了那座十二层大楼。楼门口挂着团中央和全国青联的牌子,在楼内传达室我向值班人员说明了来意,值班人员马上给青工部打电话,没想到过一会儿就有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站在了我的面前。他穿着短袖白衬衫,样子非常干练,他问了我的名字后,微笑着做了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张宝顺,那时我们都才进入而立之年。

青工部是团中央机关中分管青年职工共青团工作的部门,那时团中央青工部分成工交处、财贸处和街道工作处。我刚报到的那段时间恰逢部长勾德元去党校学习,宝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才思敏捷,讲话逻辑性很强,说话做事都干脆利索,很有一种大将风度。后来我才知道宝顺二十几岁就在交通部著名的秦皇岛港务局担任党委副书记,而且主管过生产,他是1978年筹备团十大时调团中央工作的。现任国家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当时也在秦皇岛港务局任职,宝顺和黄镇东曾经在一起工作搭档,关系很好。

我在这个机关大楼里开始了一个陌生而又全新的工作。团中央机关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有年轻的党政干部,也有各级团委的负责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很年轻,思想活跃,性格也大都充满着激情。团中央青年机关特点非常突出,上下午工休时间,为了抢乒乓球台子,为了一个球的输赢,也不管什么部长、处长、还是干事,常常争得像一群大孩子一样。

我们的勾德元部长,那时他四十几岁,他曾担任过佳木斯团市委书记,文革前就开始在团中央工作,是个工作作风严谨、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团中央机关对干部的文字要求很高。刚到机关那两年,部里让我写文件,我费了很大力气工工整整用大稿纸抄好送去请部长审阅,待部里秘书给我送回来时,我一看傻了眼,部长老勾用粗粗的黑铅笔把我写的东西全划掉了,然后按照文章要求的思路,在稿纸两侧留出的宽边上,把稿子代我整个重新写了一遍。记得最惨的是我代团中央起草的关于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受打击的报告,除了大标题外几乎一个字都没有用,后来送给部长老勾审阅的稿子退回来时,我不是看为我改了什么,而是看还给我剩下了什么。然而这种高水准的要求,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却极大的磨练了我,不仅仅是起草文件,更重要是一丝不苟的做事、做人。事隔多年,老勾调官园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任主任,我将一篇我写的关于团中央表彰“五小”活动的通报寄给老勾看,他连连称赞写得不错、有深度,也许这是他已经离开了机关给我点鼓励吧。但在老勾担任青工部长那一段,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在工作压力下,我们确实较快的成长为一名较合格的团中央机关干部。

19818月,我参加了全国青联的一次全会,在宗教界组担任联络员,这次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同时召开的还有团中央的十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增选陈昊苏、何光日韦、克尤木·巴吾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我第一次做为团中央会议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为会议服务。从那之后,在将近十年的团中央工作生涯中,我为二十几次团中央机关组织的全国性会议担任过工作人员,组织会议活动的本领日渐提高。

198111月,我随团中央青工部部长老勾、工交处处长谭志伦等人到河南郑州,参加团中央和纺织工业部组织的“全国纺织行业青年档车工技术能手竞赛大会”。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建功(后任黑龙江省人大主任,已去世)正在河南参加团中央组织部一个活动后,也赶到郑州参加了这一活动。王建功披着一件军大衣,因为他在山西当过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所以他常穿没有戴领章、帽徽的军装。老勾提出要为他写大会发言稿,这位师范历史系毕业的书记说,不用了,你们介绍一下情况,我晚上自己写。当时的纺织部部长郝建秀也参加了大会。比赛场地设在郑州几个大国棉厂里,热闹非凡,对于粉碎“四人帮”后调动全国青工岗位练兵,岗位成材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那是我进团中央机关后第一次参加共青团组织的全国性活动,后来我在青工部较长时间负责协助部门分管“全国青工五小活动”,“青年企业家协会活动”,而郑州之行是我熟悉企业共青团青工工作的开始。

我在团中央机关有过很多朋友,他们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同事。青工部和青农部是团中央两大战线部,彼此来往很多,一度还被合并为工农青年部。当时的青农处处长张庆黎(现任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一个厚道踏实肯干的山东人,说话有很重的山东口音。他的处里有个叫柴俊勇(现任上海市政法委副秘书长)的上海人,当时我们都当干事,他调侃地说,“你知道团中央机关的工作分工吗?我告诉你,干事是干事情的,处长是处理问题的,部长是布置工作的,书记是划圈的。”事隔多年后我又提起他这段高论,他矢口否认。

我从19817月到19882月在团中央青工部工作,19882月到19907月在团中央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工作,前后加起来在团中央工作了十年。这十年正好是30岁到40岁这段黄金岁月。团中央这个高层次的政治舞台使我大开眼界,我既有收获,也有教训,也学会了一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在团中央机关期间我走访过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家大型国营企业,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和阅历。

屈指算来我在团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团中央先后有过四位团中央第一书记,我有幸目睹过他们日常工作的风采。

韩英,团十大选出的第一书记,来自山西大同矿务局。因为在文革期间坚持抓生产受到周总理的表扬,中共九大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一位个子高高,对人善良的书记。由于文革中的一些遗留问题,他与恢复工作后的一些老干部关系不顺,在机关工作也不顺畅,那时团中央工作多次受到中央负责同志批评。他于19821220日召开团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调离团中央,到东北地区煤炭公司任职。

王兆国于198212月在团十一大上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是在二汽领导岗位上被中央领导选调上来的,他为人做事直爽,有激情,很有大企业领导者的特点。他声音洪亮,记得王兆国初登政治舞台在人民大会堂做“团结全国各族青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程进军!”的报告时,全场上千代表爆发出多次热烈掌声,当时我在十一大会场组,许多人都为他经久不衰的洪亮嗓音所折服。在机关我们听他在文艺晚会上唱过歌,音色不错,机关团拜时见过他带领书记处全体成员向为团中央机关服务二十年以上的老职工鞠躬拜年。

胡锦涛是在王兆国调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后,于198412月在团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是从甘肃团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选调上来的,此前他在甘肃、青海的几个大水电站工作过,还担任过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在团十一大上他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锦涛人很有思想,做事稳重周到,富有理性,为人谦和,重感情。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后于1985219日任命一大批干部,在那次我被团中央书记任命为“青工部工交处副处长”。书记处刚刚散会,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张宝顺跑到八楼办公室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宝顺还对我说书记处讨论我时很顺利,锦涛同志让宝顺告诉我要好好干。那一次团中央机关任命了二十二名正副处长,现在这中间有许多人都走上了较重要的领导岗位。胡锦涛在团中央机关干部中有很好的口碑。

王兆国和胡锦涛主政团中央时期,恰是团中央的老书记胡耀邦任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时,那是我看到的共青团最好的黄金岁月。

宋德福是在胡锦涛调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于198511月在团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原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处主持工作,是一名守纪律的军人。他当时在团中央书记处中排列靠后,他成为第一书记是机关许多人没有料到的。我于19882月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工作,那年夏天我在日本东京研修,又是关心我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宝顺写信给我,他在信中告诉我,198875日经团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被任命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饭店筹备处处长”。宋德福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是中国高层政治多事之秋,他有很多难处,但多年机关里不提拔干部,招来不少意见。我在青工部时,大多数处长全是副的,有的人说这耽误了很多人,但也许他有他的难处,好在这都已成为历史。在我们19908月远离团中央系统后,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不拘一格提拔了很多干部,机关又恢复了青年机关的勃勃生机。

1981年对我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好人帮助了我,命运在这里升起了新的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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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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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先做临时工,

应聘进入行政丛,

团中央里受锻炼,

政海沉浮兴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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