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1981 走进团中央机关大门
1981年上半年,我参加了中国青年报公开向社会招考记者的考试,恰逢团中央青工部部长勾德元、副部长张宝顺从考记者的人选中为团中央选干部,有幸的是他们从众多的人选中选中了我。
1981年7月20日,按照团中央组织部的要求,我从北京市纺织局转出了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从北京市委组织部转出组织关系,带着这些材料,根据他们告诉我的地址,在前门东大街10号楼,我找到了那座十二层大楼。楼门口挂着团中央和全国青联的牌子,在楼内传达室我向值班人员说明了来意,值班人员马上给青工部打电话,没想到过一会儿就有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站在了我的面前。他穿着短袖白衬衫,样子非常干练,他问了我的名字后,微笑着做了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张宝顺,那时我们都才进入而立之年。
青工部是团中央机关中分管青年职工共青团工作的部门,那时团中央青工部分成工交处、财贸处和街道工作处。我刚报到的那段时间恰逢部长勾德元去党校学习,宝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才思敏捷,讲话逻辑性很强,说话做事都干脆利索,很有一种大将风度。后来我才知道宝顺二十几岁就在交通部著名的秦皇岛港务局担任党委副书记,而且主管过生产,他是1978年筹备团十大时调团中央工作的。现任国家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当时也在秦皇岛港务局任职,宝顺和黄镇东曾经在一起工作搭档,关系很好。
我在这个机关大楼里开始了一个陌生而又全新的工作。团中央机关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有年轻的党政干部,也有各级团委的负责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很年轻,思想活跃,性格也大都充满着激情。团中央青年机关特点非常突出,上下午工休时间,为了抢乒乓球台子,为了一个球的输赢,也不管什么部长、处长、还是干事,常常争得像一群大孩子一样。
我们的勾德元部长,那时他四十几岁,他曾担任过佳木斯团市委书记,文革前就开始在团中央工作,是个工作作风严谨、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团中央机关对干部的文字要求很高。刚到机关那两年,部里让我写文件,我费了很大力气工工整整用大稿纸抄好送去请部长审阅,待部里秘书给我送回来时,我一看傻了眼,部长老勾用粗粗的黑铅笔把我写的东西全划掉了,然后按照文章要求的思路,在稿纸两侧留出的宽边上,把稿子代我整个重新写了一遍。记得最惨的是我代团中央起草的关于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受打击的报告,除了大标题外几乎一个字都没有用,后来送给部长老勾审阅的稿子退回来时,我不是看为我改了什么,而是看还给我剩下了什么。然而这种高水准的要求,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却极大的磨练了我,不仅仅是起草文件,更重要是一丝不苟的做事、做人。事隔多年,老勾调官园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任主任,我将一篇我写的关于团中央表彰“五小”活动的通报寄给老勾看,他连连称赞写得不错、有深度,也许这是他已经离开了机关给我点鼓励吧。但在老勾担任青工部长那一段,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在工作压力下,我们确实较快的成长为一名较合格的团中央机关干部。
1981年8月,我参加了全国青联的一次全会,在宗教界组担任联络员,这次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同时召开的还有团中央的十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增选陈昊苏、何光日韦、克尤木·巴吾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我第一次做为团中央会议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为会议服务。从那之后,在将近十年的团中央工作生涯中,我为二十几次团中央机关组织的全国性会议担任过工作人员,组织会议活动的本领日渐提高。
1981年11月,我随团中央青工部部长老勾、工交处处长谭志伦等人到河南郑州,参加团中央和纺织工业部组织的“全国纺织行业青年档车工技术能手竞赛大会”。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建功(后任黑龙江省人大主任,已去世)正在河南参加团中央组织部一个活动后,也赶到郑州参加了这一活动。王建功披着一件军大衣,因为他在山西当过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所以他常穿没有戴领章、帽徽的军装。老勾提出要为他写大会发言稿,这位师范历史系毕业的书记说,不用了,你们介绍一下情况,我晚上自己写。当时的纺织部部长郝建秀也参加了大会。比赛场地设在郑州几个大国棉厂里,热闹非凡,对于粉碎“四人帮”后调动全国青工岗位练兵,岗位成材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那是我进团中央机关后第一次参加共青团组织的全国性活动,后来我在青工部较长时间负责协助部门分管“全国青工五小活动”,“青年企业家协会活动”,而郑州之行是我熟悉企业共青团青工工作的开始。
我在团中央机关有过很多朋友,他们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同事。青工部和青农部是团中央两大战线部,彼此来往很多,一度还被合并为工农青年部。当时的青农处处长张庆黎(现任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一个厚道踏实肯干的山东人,说话有很重的山东口音。他的处里有个叫柴俊勇(现任上海市政法委副秘书长)的上海人,当时我们都当干事,他调侃地说,“你知道团中央机关的工作分工吗?我告诉你,干事是干事情的,处长是处理问题的,部长是布置工作的,书记是划圈的。”事隔多年后我又提起他这段高论,他矢口否认。
我从1981年7月到1988年2月在团中央青工部工作,1988年2月到1990年7月在团中央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工作,前后加起来在团中央工作了十年。这十年正好是30岁到40岁这段黄金岁月。团中央这个高层次的政治舞台使我大开眼界,我既有收获,也有教训,也学会了一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在团中央机关期间我走访过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家大型国营企业,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和阅历。
屈指算来我在团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团中央先后有过四位团中央第一书记,我有幸目睹过他们日常工作的风采。
韩英,团十大选出的第一书记,来自山西大同矿务局。因为在文革期间坚持抓生产受到周总理的表扬,中共九大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一位个子高高,对人善良的书记。由于文革中的一些遗留问题,他与恢复工作后的一些老干部关系不顺,在机关工作也不顺畅,那时团中央工作多次受到中央负责同志批评。他于1982年12月20日召开团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调离团中央,到东北地区煤炭公司任职。
王兆国于1982年12月在团十一大上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是在二汽领导岗位上被中央领导选调上来的,他为人做事直爽,有激情,很有大企业领导者的特点。他声音洪亮,记得王兆国初登政治舞台在人民大会堂做“团结全国各族青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程进军!”的报告时,全场上千代表爆发出多次热烈掌声,当时我在十一大会场组,许多人都为他经久不衰的洪亮嗓音所折服。在机关我们听他在文艺晚会上唱过歌,音色不错,机关团拜时见过他带领书记处全体成员向为团中央机关服务二十年以上的老职工鞠躬拜年。
胡锦涛是在王兆国调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后,于1984年12月在团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是从甘肃团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选调上来的,此前他在甘肃、青海的几个大水电站工作过,还担任过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在团十一大上他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锦涛人很有思想,做事稳重周到,富有理性,为人谦和,重感情。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后于1985年2月19日任命一大批干部,在那次我被团中央书记任命为“青工部工交处副处长”。书记处刚刚散会,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张宝顺跑到八楼办公室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宝顺还对我说书记处讨论我时很顺利,锦涛同志让宝顺告诉我要好好干。那一次团中央机关任命了二十二名正副处长,现在这中间有许多人都走上了较重要的领导岗位。胡锦涛在团中央机关干部中有很好的口碑。
王兆国和胡锦涛主政团中央时期,恰是团中央的老书记胡耀邦任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时,那是我看到的共青团最好的黄金岁月。
宋德福是在胡锦涛调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于1985年11月在团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原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处主持工作,是一名守纪律的军人。他当时在团中央书记处中排列靠后,他成为第一书记是机关许多人没有料到的。我于1988年2月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工作,那年夏天我在日本东京研修,又是关心我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宝顺写信给我,他在信中告诉我,1988年7月5日经团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被任命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饭店筹备处处长”。宋德福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是中国高层政治多事之秋,他有很多难处,但多年机关里不提拔干部,招来不少意见。我在青工部时,大多数处长全是副的,有的人说这耽误了很多人,但也许他有他的难处,好在这都已成为历史。在我们1990年8月远离团中央系统后,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不拘一格提拔了很多干部,机关又恢复了青年机关的勃勃生机。
1981年对我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好人帮助了我,命运在这里升起了新的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