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岁月》之七
全国的上山下乡热
继我们下乡以后，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从报纸及刊物上知道了全国的下乡形势，北京的知青去了北大荒，上海的知青去了新疆的石河子等等。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新疆石河子看望上海的支边青年。这是对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促进，说明上山下乡运动还要持续搞下去。我记着周总理去新疆石河子视察支边青年和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验成功相隔不长时间，知青们都群情振奋。一是国家领导人关心知青看望知青，大家感到欣慰；二是原子弹的实验成功标志着国家国防力量的强盛，我们激动。这是中国人的希望啊！
我们从淄博走后，家乡的上山下乡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有些青年去了附近的农村；还有些厂矿企业把那些有政治问题的职工动员他们全家回乡，那叫一窝端。1965年淄博又向青海和甘肃输送了一大批支边青年。我的好友李振忠去了甘肃，他的技师梦也随之化为泡影。
后来据去甘肃的知青介绍，他们和天津各地的支边青年在戈壁滩上战天斗地、开荒种粮，经受了千难万险。不但没种出粮来，反而破坏了那里的生态环境，导致那里的风沙越来越大，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把多少人多少年的艰辛劳动和心血付之东流，白白的葬送了那代人的青春。
1964年的上山下乡仅是刚刚开始，到了文化革命时就更加火热了。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中国又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社会上给上山下乡运动戴上了各种冠冕堂皇的政治桂冠。真正下乡的知青都是家庭或这或那有点问题的弱势群体，在那种形势下这部分人不下乡也不行的，在我们去郯城的一千多名知青中真正干部家庭出身的知青寥寥无几，成千分之几的比例。
不管知青队伍中的出身如何，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年龄大点的只有十八九岁，人人都思想纯洁，要求上进，正处在求知欲很强需要学习的时候，因为下乡使他们失去了这种机会，有的在农村一待就是十几年，误了他们一生。
前几天我看了重庆出版社邓鹏主编的关于“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书中的作者都是与我同命运的知姐知妹、知兄知弟。他们都以朴实的语言叙述了同我一样的那段感人经历。书中所涉内容之广，篇幅之巨，创知青文学之右。其中有位宋晓涛知青在《我的1964—1968》中写道：
“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 但在‘文革’动乱的年代中，我有幸读到了一份重庆市人口办公室的文件，才明白，原来我们1964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而精简的标准就是按照成分和家庭出身。”
读到这里，我陷入了沉思……
《难以忘却的岁月》之八
大风中的考验
知青食堂里烧的炭，是从五十多里外的新沂县由各生产队的马车轮流为食堂拉的，我们知青开会作出决定，要自己解决，不给生产队添负担。从男知青中选了十多名身强力壮的，每人一辆胶皮轮推车，组成了临时运输队，我是其中一员，由知青队长闫庚博带队。临走前备好了路上吃的干粮，开始向新沂进发，我们马不停蹄的赶了50多里路，下午到达新沂，每人车上装好了四百多斤的炭后，天就黑了，我们入住在新沂的一个大车店里。
大车店都是矮矮的房子，里边的地铺是厚厚的麦秸上放张席，就是一个人挨一个人能睡觉的地方。以前没接触过大车店，见店里夜里住满了社会上的各种人，有赶车的、有过路的、有货郎、有做小买卖的，还有手工制作钥匙挂链的，晚上在店里做好白天赶集卖的小商贩。一夜无话，第二天蒙蒙亮我们就上路了。
刚离开新沂还没感觉出天气有什么变化，车子不算重，大家信心十足，谁也不甘落后，你争我赶地走出五六里路后，觉着渐渐刮起了北风，风越刮越大，刮得车子越来越难推，大家压低身子拼命的往前拱，坚持着走，总算走出了十多里路，实在走不动了，就躲在了路边的台田沟里避风。再看看那205国道上连行人都没有，甭说推车，就是单人行走都很困难。公路比两旁的土地高出一截，路上的沙土被大风卷的干干净净，真有一种飞沙走石的感觉。
山东的南部沿海地区，一到春天经常刮东北风，这次刮的风特别大，让我们遇上了。怎么办？就是下刀子也得走啊！我主动请缨，队长给了我两个馒头，又给了我能买一碗大锅菜的一毛钱菜金，我咬着牙上路了。
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次“行程”，刚开始还能坚持着走上里巴路，风越刮越强，象疯了一样呼呼的吼着。刮得车子东倒西歪的，再加上车子的阻力，我简直无法前行，累地我走一段歇一阵，到后来坐在地上都难以恢复体力，干脆躺在路上休息。
总算遇到个小饭店，我用那一毛钱买了一碗漂汤菜，吃了带着的两个馒头后，感到体力有些恢复，这时不敢怠慢又继续上路。最后实在走不动时我就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用那至真至诚之心一步步的往前挪。下午风力逐渐变小，五点来钟我这个“先头部队”终于到达食堂。
见我一人回去，大家愕然，问怎么你一人回来了呢？我把风大走不动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在家的人们吃了晚饭后，由村里的一位叫倪训告的老党员带领十多位女知青和部分社员，各带拉车绳，开始了“救援”行动。他们迎出了二十来里，在郯城南边曹村的路边发现了一辆辆装满煤的小车。那些孬熊们已经住店了，看来他们实在是走不动了。到下半夜我听到村里人仰马翻的动静，知道是把他们接回来了。
此事正值“大众日报”社记者在知青点采访，他以满腔热情的笔墨大篇幅的版面报导了知青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动人事迹，其中有一段说我迈着矫健的步伐回到了村里。唉，我哪里是迈着矫健的步伐，我推着小车累的都支撑不住了，记者的笔下自然有些夸张。
那次行动是下乡后的一次自我意志的检验，也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锻炼。
我虽然学历低，但心气高，受家庭影响，又书生气十足，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在群体里我不愿做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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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11/5 16:36: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