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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却的岁月》之十七

米庄记事（一）

人生极具戏剧，个人的未来是无法预料的。我年轻时就象那水上的浮萍漂来漂去，在黄圩子待了一年半后于1966年初漂到了十里公社。是米庄大队四小队的副队长推着胶皮轮车把我接走的。车子一边装着我那木箱，另一边放着铺盖行李，那张单人木床绑在了车子的上面。我的全部家当中唯有那木箱是家传之物。它通身是樟木做成的，外层是博山的枣红大漆，箱内沁溢着芬芳的樟脑气味，凡用它盛过的衣服都散发着香气。贵重的毛料、毛皮之类的衣服盛在里面可防虫蛀，只可惜我没有好衣服盛。

从黄圩子到米庄有二十多里的路程，和米队长说说笑笑也没感到多远，正值深冬天短夜长的季节，到米庄时已近傍晚。见村里的房子、道路比黄圩子集中，窄窄的小巷高凹不平，却显得有些岁月，路侧有一口水井，石板砌的井面上结满了冰，挑水的女人们小心翼翼的行走，还不时的回头打量我。米队长把我送到村中央的一口屋前，进屋才知道从英庄公社调来了三位知青。一位是顾庄的黄忠，他是我在工程队干活时认识的油漆工黄师傅的儿子。临下乡时黄师傅特意叮嘱我多多关照他的儿子，真是缘分啊！没想到能凑到了一起。另一位是双槐树村的李学政。他比我长一岁，操着一口浓重的烟台口音，他和母亲随姐姐一起生活。下乡后他姐夫当上了五零一厂的党委书记，后又升任为淄博市市长。我说人生难以预测，李学政家解放前也是大户人家，据说他姐夫还因娶了出身不好的妻子在仕途上受了不少影响。时过境迁，人的处境是在变的。

李学政为人随和，见人先带笑，手很灵巧，随身带着一套维修工具，修自行车配钥匙样样在行。

世人都喜欢谦逊和气和那有用之辈，农民更是如此。我在这方面有些欠缺，我做事直爽，喜欢直来直去，掏出心来待人，但有时还惹得人家不高兴。人生什么最难？就是做人难，为人难。做人是人生中最大最大的学问，我一生都不满意我的为人。

初到米庄时，我们三人同住一屋，在一个锅里抹勺子，日子过得倒也快活。时间一长，年轻人在一起也会产生些磕磕绊绊不顺心的事。不久李学政在兽医站组织的给猪打预防针时留在了兽医站干临时工，从此脱离了我们的“三人食堂”。我因受黄老师傅的嘱托，和他儿子在一起多抹了一段时间的勺子，成为我人生中一段记忆犹新的日子。

黄忠年龄比我小两岁，在文化大革命中靠着良好的出身在村里当上了贫协班子成员，专管那“四类分子”。那个年代只要出身好就是个宝，出身好就是最革命的，就可以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当地人本乡故土的，在对“四类分子”的专政中还有沾亲带故、关着面子碍着脸的缘故。黄忠是外地来的知青，没有这方面顾虑，这差事正适合他。召集“四类分子”开会，给“四类分子”训话就成了他的专职任务。对此工作他也入门，又乐此不疲。“四类分子”们大都年龄偏大，全村有十多个，也好管理。训话时他手拿小杆让他们站好队，用小杆指指划划，点着他们的头。那老实的就唯唯诺诺，任他训斥，凭他摆布。也有那横眉冷对者，他就用小杆敲他们的头，甚至用脚踢，再加点暴力直至出完气。对这些不服管者多分义务劳动以此惩罚。

义务劳动多是扫街，“四类分子”在天亮前把村里的路就扫完了。那年老体弱者有时是他们的子女代扫的。我见黄忠有时让那老实的地主老太婆为他烙煎饼代替扫街，他年龄不大竟能想出这样的高招。黄在管“四类分子”时没把他们吊起来抽打，已很仁慈了，有的村把“四类分子”吊起来抽打的大有人在。

我老伴说她村的“四类分子”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而挨打，与她同龄的一个姑娘的爷爷奶奶是“四类分子”，她父母因不堪欺辱而投奔在西安讨饭的亲戚处谋生，把女儿留在家照顾爷爷奶奶。那姑娘经常受到贫协人的辱骂，因我老伴经常和这姑娘一起抬筐，那贫协的人就问我老伴：

“你为什么就愿意和她一起抬筐呢？”

我老伴说：“没人和她抬，她一个人怎么干活呢！”

此女在祖父母去世后也奔西安逃生去了。老伴至今还经常唠叨此女，想必她现在也已成老太婆了吧。

说到这里使我联想起了奴隶社会，奴隶一辈辈一代代永远是奴隶，而贵族一辈辈一代代永远是欺压奴隶的人。万万没想到几千年后那落后腐朽的社会制度竟在这偌大的光明、进步的国土上又萌生了，这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段耻辱。

光阴似箭，弹指间“四类分子”已成过去，那荒唐的年代已成历史，那是是非非已无人去追究，但那段年代将永远成为历史的鉴证。

话扯远了，再说说李学政吧。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也有几年，此人不与人深交，说话有尺度办事有分寸，可能受他姐夫的干部家庭影响有关，为人精明而随和，且不失正派。他在生产队干啥啥行，是把好手。后在区兽医站又学会了一手“择猪骟蛋” 的手艺。那时庄户人家家户户都养猪，他是社员们用得着的人。

下乡七年后，淄博白杨河电厂去郯城招知青返淄就业时，李学政成为被招对象，当时他已和本村的一位姑娘恋爱登记了，因招工只招单身知青，他便与爱人协商，办理了离婚手续，等在淄博安顿好工作后再重新登记。那时想回淄博只有这样处置。

李学政在白杨河电厂就业后该女还多次来淄探亲，之后学政的姐夫当了淄博市的市长，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李学政原本的承诺没有兑现，一位漂亮善良的姑娘被遗弃了。姑娘是那几个村中唯一的高中生，就当时而言，村里的大姑娘们连一个高小生都难寻觅，李学政的这位爱人可以说是千里挑一的了。我想发生遗弃的根源在于城市与农村的差别上，学政处在姐夫这样的高干家庭里，门户等级相差太大，婚姻的破裂是自然的事。

四十多年前的农民意识是非常守旧的，一个恋爱多年又办了结婚手续已成事实的婚姻，在得到承诺离异后再复婚的情况下被遗弃，显然是受了欺骗，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几年的爱和付出还有那希望都化为泡影后会变成恨。姑娘在遇到那不知情者问及李学政情况时，回答的只有一句话：

“俺男人死了！”

我是先李学政就业之前又回到黄圩子村的。最后见到那姑娘是在县城里，她刚与一位在乡镇供销社工作的亦工亦农职工结婚。男方丧偶带有一儿，婚后她顶替了男方的工作。见她精神还好和我有说有笑的，又恢复了以前那清纯的欢乐。我没敢提及往事，见她终于从悲伤中走出来了，不由得为她庆幸。我想她心灵深处的阴影是永生难以消除的，不由得对她产生一种怜悯之感，觉得知青对不住人家。

最后见到李学政是我参加工作后的1980年左右，他已另婚并生有一女。那时我在郯城县印刷厂工作，他是特意去厂里看我的。对于老朋友的重逢我非常高兴。我们同在十里公社多年，又在一起抹过勺子，知青感情是很深厚的。我深知李学政是个好人，我没提那让人不痛快的往事，他那么做是否有他的苦衷，我不得而知。学政兄从我处走后不久，在工作中不幸发生意外触电而去世，当时情景悲惨。刚过而立之年就这样走了，可悲可叹。如果他不回淄博肯定不会发生这事的，在那个年代人人都盼着能脱离苦海过上好日子，有返城的机会又哪能不走呢？

像他那样聪明的人和那有文化又勤劳能干的农村姑娘结合，一定会生活的很美满很幸福。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人们摆脱不了世俗的围堵，谁都想往高处走，到底何处是高处？谁都想幸福，到底什么是幸福？这是个很难界定的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但个人之造化是由不得自己的。常言说：时也，命也，运也，我想这是对人生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记得刚到米庄的那天晚上，全村的男女老少就像闹新媳妇一样热闹，这帮走了那帮来的，村里人就想看一下到底来了三个什么样的城市人。因为城市里的年轻人定居在这偏僻的村庄，是开天辟地的事。平静的夜晚被搅动起来了，那些大“识字班”们也聚在一起，见了我们笑得前仰后张的，你拥我扛，有那爱闹者在后边把前边的人猛的用力推到我们身上，一下把气氛调动起来，大家按耐不住的喜悦，一连几晚都没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