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插秧及其他
栽秧的季节来了，季春的阳光仍是柔和的，山风宛如母亲的手轻轻的抚摸着我们的脸，置身于艳阳天中的我们一群插秧人，没有画家和文学家笔下春耕的诗意与浪漫，我们想的是必须在春天把秧插下去，秋天才有收获，才能结束半饥半饱的生活。由于日照短，高山上的田冷浸贫瘠，当地种水稻必须用骨头粉和大粪做底肥秧子才能成活。我们具体的做法是先将大粪和上骨灰装到秧盆里，然后把一把把秧头装到秧盆里推到田中，一人栽秧一人送，送秧的人跟在栽秧的后面，将蘸上大粪骨灰的秧头上多余的粪水挤干交给栽秧的，我负责跟在栽秧的后面做这种挤大粪的工作。那脏那臭可想而知。愿干这活的人没几个，每次收工后都是一身大粪味，特别是两只手，洗无数遍还觉得臭味难当。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端着饭碗就是咽不下。几十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当年的知青刘冠华开玩笑取笑我“你想挣表现，早点回城咯。”
说实在话，那时真还没这样想过，在林场我喂过猪当过猪倌、割过牛草当过牛倌、也放过羊（一次我把一只100来斤的大羊妈牵出羊圈，栓到一个长满青草的斜坡上，晚上再去牵它时它已经吊在坡上吊死了，它的脚下的一团土被羊蹄蹲了好大一个凹槽。）、煮过饭当过炊事员、当过搬运，扛着楠竹筷胚下山几十里到福宝镇卖，然后再买几十斤米，爬几十里山路将米背回林场……。那时像我一样就知道竭尽全力的去做事，缺心少肺不懂功利的，何只我哦，刘冠华自己也该算没开窍的一位啊。
春天我们种下的粮食秋收时的场景我却记不得了。我曾问我的知青战友：“喂，我们栽一伙秧子，点一伙麦子后来收没呢？”
“咋没嘛。我们打的谷子还在我们林场前面的石坝上晒得‘够斗’才晒干了。”
我只依稀记得我们的麦子快熟时，猴子老是来吃我们的麦子。一次老周下地正巧撞见一群大大小小的猴子在麦地里糟蹋麦子，见只有老周一人，望风的老青猴居然不把老周放在眼里，任由它的子民在麦地里糟践。气得老周回来搬救兵，待我们浩浩荡荡刚刚一露头，那一群大小猴儿在老青猴的带领下串进地边的楠竹林，荡秋千一样，呼的不见了踪影。
（四）“叽嘎子”、竹笋与阿Q
林场的生活是清苦的，难得打一回“牙祭”，唯有干菜、萝卜和竹笋轮翻着吃，其中我们薅林时挖回的竹笋，用清水煮熟后和上盐可尽量吃。吃得人反胃。一个叫郑老幺的知青用干红海椒炒成“叽嘎子”供大家蘸着盐就饭。红海椒炒成半焦糊的时候颜色变成了黑红黑红的，里面的空气受热一膨胀海椒就鼓得圆圆的，酷似蝉我们叫蝉为“叽嘎子”。“叽嘎子”放进嘴里一咬就成了粉，如果不小心喷进喉里就会呛得人泪涕长流。不过“叽嘎子”又香又辣，使人胃口大开，惨的是饭票就更不够了。
说起饭票，就会想起由它衍生出的一段让人心碎的故事。由于劳动强度大，没油水，缺营养，我们这些正是吃长饭的娃儿，一天一斤米的饭根本吃不饱。那时我一顿吃八两米的饭，还要狠喝一大碗米汤才有饱的感觉。有的男知青寅吃卯粮，到月下旬没有饭票了，就吃竹笋当饭，但人必定不是熊猫，吃多了竹笋胃里反而空得发慌，清口水从胃里直往外涌。记得一天晚上，半夜三更了，男知青寝室里传出“哎——哟——，哎——哟——。”的叫，声嘶力竭，在深山的夜空中扩散，那喊叫凄厉得听不出是谁了。听见男知青寝室里有的人在骂在发泄，有的人在不断喊“阿Q、阿Q。”
第二天听男知青说，蒋正清吃多了笋子，糙倒了，心里发慌，清口水止不住，干脆趴在床沿上任口水流淌，实在撑不了了只好大声嚎叫以释放心里的难受。
蒋正清，就是阿Q，由于他长得像鲁迅笔下的阿Q，不知谁就给他取了这个崴号。他没上过学，对别人给他的崴号他也欣然接受。别的知青饭票不够了，可从家里带吃的，他家里很穷，养活不了无业的他，才下乡当了知青，因此阿Q的肚子就比别人更饿。
阿Q后来没返城，原因是没文化，没单位接收他，他“嫁”了一个已有三个小孩的寡妇在农村艰苦度日。我们下乡四十周年聚会再见阿Q时，岁月的沧桑已在他木讷的脸上留下了无数的沟壑。
那年月，可悲也可庆幸的是我们所受的艰苦朴素的教育，忆苦思甜的教育，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教育，使我们生活在虚幻的自豪中以苦为荣，淡化了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的滋味。
我没给家里透露过一点点我在林场的情况。我希望能瞒哄住家里。直到一天，平常最怕麻烦别人的妈妈，请我们家隔壁的知青周德基给我带了一大口袋炒面、一个军用水壶、一小包糖精，我才明白从我们下乡起知青家长们的心就随着子女们走了，谁能瞒得了他们呢。倍受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千千万万知青的家长啊。
我非但没有感谢一路跋涉，翻山越岭给我带干粮的周德基，反而对他又哭又吵，质问人家：“请你回去说？！请你回去说？！”现在每每想起这事还心存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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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12/5 21:3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