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岁月》之二十
感人的大学生
“四清”工作组的撤离说明“四清”运动的结束。随之而来的就是1966年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带着红袖章多次接见来自全国的大学生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真如当时说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这场运动和以往运动不同的是先从学生运动开始。米庄村处于205国道一侧,那些从南京、上海、杭州徒步北上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大学生们络绎不绝。他们身穿绿军装,手臂上套着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肩上斜背着军用背包,背上背有用背包带打好的简单行李,一切行动都是军事化。很多人胸前带有一枚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他们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才到达郯城地界的。有的学生脚上打了泡缠着裹脚,手拄着根树枝,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有的靠同伴的携扶才能行走,他们晓行夜住饥餐渴饮,誓不乘车,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用两条腿来证明那赤诚之心。我曾亲眼目睹了感人的一幕:有一队大学生实在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那行装那队行颇为“壮观”。一位好心的汽车司机把车停在了学生面前,要送他们一程。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可那伙大学生们却谢绝了司机的好意。有位学生从胸前摘下了一枚毛主席像章送给那位司机作为留念。
那意志,那决心,那一幕幕动人的情景证明了学生的纯真信念。后来我经常说学生运动是伟大的,学生是最进步的,他们是民族的骄傲和希望。应为我们的民族有那么好的大学生而自豪。
在观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时,看到国家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我曾欣喜的说:看领袖们那么团结,那么大度,相处的那么和谐,给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国家的福啊!人民的福啊!
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哪里知道内情,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啥的,都蒙在鼓里呢。时间不长,亲密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了,悲剧发生了。全国性的混乱也随之开始了。
开始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学生都是徒步跋涉,后来乱套了,火车上全是没票的串连学生。首先波及城市的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大企业相继成立工人司令部,造反闹革命。我们农民是“后娘生的”,还在广阔天地里坚守岗位。
文化大革命的那把大火经大学生们全国性的大串联,点燃了城市及工矿企业后又波及到了农村。在这之前的“四清”运动在农村搞了三年多的时间,尤其“四清”工作组在撤离前,大揪“牛鬼蛇神”,也埋下了一派压一派的隐患。那长期受压抑的不满和怨气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引爆了,其势如破竹不可阻挡。
米庄也在大形势影响下,人们不约而同的聚在一起,要造反了。一个由六七十人组成的造反队在一夜之间便形成了。我作为一名人们信任的知青人选,无可厚非的成了造反队的主要领导。
在那喝了迷魂汤的年代里,人们生活在紧张的政治运动的氛围里,建国后一场场运动从没间歇过,人们都已习惯了那无休止的运动,觉得没运动反而是不正常的事。不是说习惯成自然吗?那些变换着模式的政治运动让人们麻木了,不容你去思考,人们也没有能力去分析和思考,更没胆量去辨别是非。社会的一切都为运动让步,都为运动开道,人们只有奴隶般的盲目跟进,没有别的路可选择。
不知是进入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时代呢,还是那个时代使人不可思议。不管怎么理解和解释,任何人都无法背离那个时代,因为时代在改变着社会,驾驭着一切。
我们组建起来的造反队在我的建议下,起名为“星火燎原战斗队”,其用意就是象征着希望和壮大。连夜就让缝纫组的裁缝师傅为我们赶制红袖章及队旗。
米庄的裁缝师傅在米姓中的辈分较大,年龄在不惑之年,身边有个八九岁的男孩,据说是几年前从内蒙迁返回来的。他媳妇还在内蒙,一年来山东一次省亲。米裁缝手艺精湛,人也老实可靠。从内蒙迁返回来的原因是他父亲在建国前夕,曾伙同村里一帮人对当时的贫协主任实行了残忍的迫害,这是一件震惊乡邻的事件。后为躲避惩罚,其父便携全家逃亡在外。定居内蒙后,其父在运动中被清查出问题,受管制病死在狱中,“四清”中他也随之被迁返回原籍。
米庄村就因为以前曾发生过上述那桩事件,所以反革命分子比较多。我前面曾说黄忠在给四类分子训话时,也不乏横眉冷对者。那些反革命分子都是贫农出身,都是些不怕事的爷,要不是政策压着他们,他们才不服管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