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岁月》之二十一（二）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难以忘却的岁月》之二十一

在“文革”的岁月（二）

以郯城县劳动大学的大学生最早发起地“八一八”造反队命名的“八一八”为一派别，另一派别是以郯城各地较保守的“大联合”派。两派斗争出现了反反复复三上三下的局面。至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后，“八一八”派也执掌了郯城的大权。“大联合”总部逼上了郯城东边的马陵山一带活动，他们攻可以去郯城退可以去江苏，在军队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马陵山游击队”，全副武装，与执政的“八一八”派抗衡。

由于“文革”的逐渐深入，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两派斗争不只是动动笔动动嘴，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了。“八一八”针对“马陵山游击队”的出现，也成立了“文功武卫战斗队”，队长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县劳动局副局长，部队的营级干部，他按照军队的练兵模式训练队员。战斗队配备了一色的半自动步枪，还配有轻机枪、重机枪、小高炮之类的武器，那真是荷枪实弹。我们村的王国光就曾在该队里“服过役”，当年帅气的他也算威风凛凛，挎着双匣子的照片让人羡慕不已。在两派都具备了武装队伍的情况下，那争斗更是惨烈。

在一次“八一八”对“马陵山游击队”的围剿中，打死打伤了“马陵山游击队”若干名，并带回部分尸体进行示众。我清楚地记得把一个叫孙开祥的游击队头目的尸体用木杆高高地悬挂在县革委会大门西旁示众。那时正值严冬，灰蒙蒙的天空飘舞着雪花，大雪弥漫，天地连成了一片。那风雪阻挡了视线，辽阔的原野显得那样狭小，寒冷束缚了人们的思绪，一切在窒息之中，让人发狂。

示众一连多日，那尸体外穿黑棉袄，面目已非，五花大绑的样子使人心寒，过路行人只是举目斜视。尸体周边有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那阵势如临大敌。据说孙开祥也不是善茬，曾带人在码头一带活动，也枪伤过“八一八”的人员。

不止在县城有如此场面，我去米庄以北的大埠赶集，也看到了同样的一幕。两具从马陵山“战场”上拉下来的尸体被直直的吊在集市中央的高岗上，以此严厉的手段震摄对方，此情此景让人胆颤，也发人深省。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和平年代里，在一个党的领导下，竟会如此相互残杀！如此的文化大革命使人毛骨悚然。

在这之前两派争斗还不太激烈，没动枪动炮的时候就发生了几次对我深深地打击，我不但不醒悟，仍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现在想来他老人家真用不着我这种家庭背景的来捍卫。当看到那一幕幕吓人的情景时，我感到这是对我的警告和极不利的预兆，应该住手了，不能再盲目跟进了，“文革”本不是我该参与的。

我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是在一次批判村支书的大会上，米庄的两派都参与了。在大会进行到激烈的时候，另一派提出了一个令我和“星火燎原战斗队”难以容忍的问题，就是要我离场，不能让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这种大会。这一下把我的队伍激怒了，这无异于是对我们的扼杀。我们的队伍在村里开始了游行和抗议。眼看就要发生武斗，是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米老太太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米老太太是村里的老贫协主任，大家都尊重她。就是她儿子让我出场的。她把大家劝回村办公室，把我劝回宿舍。我坐在床上，他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让我消消气，叫我不要和他儿一般见识。她替她儿子那伙人向我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是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主，话说到这种份上，也就此结束了纠纷。

事情虽然结束了，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是一个永远抹不掉的伤痕。年轻时我为出身所付出的代价太多了，每每想起那一桩桩痛苦的“往事”使我无法忍受那极不平等的年代。

那时无论我多革命多进步，在“文革”两派激烈的斗争中，对方肯定要捅你最薄弱的地方，那不是一般的问题，是置我死地的把柄。我没为此而后退，我正处在血气方刚的时候，那“革命”的热情不会因一两次打击而消退。我又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我不气馁，仍在继续干。又组织了几次十里公社的批斗走资派大会，对那公社书记、主任进行了批判。

我记着书记姓鲁，主任姓臧，他们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造反派的批判。中国有句话叫“愈加之罪何患无辞”，从哪个方面也能找到批判他们的材料，每场批斗会都开得很成功，每次会上我都发挥的淋漓尽致。“文革”是验证我的能力的时候，我的组织能力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后来我在公司的职工会上，我说年轻时曾带领过千军万马，说万马是虚的，千军还真有其事，哪次批斗会，这十二个村也得组织千把人。那时候一说批斗“当权派”，老百姓是积极的，要不“文革”哪会如此轰动。因为老百姓自古就有仇官的心态，造统治阶级的反是老百姓乐意做的事，况且又是伟大领袖号召的。那时流行最广的一句话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既然造反，自然会乱。没想到好端端的一个天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到了晚年亲手制造了天下大乱。这场大乱也耗尽了他的毕生精力，最后他身边无一个他相信的人，帝王之心和老年多疑症使他差点难以收场。

在文革的初期我激情高涨，很是张扬，我控制不住自己。但没有一点个人目的，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是处在那种形势下，所表现的正常行为。我毫无心计，是个喜怒哀乐行于色的人。我经常到别的大队参加一些造反派组织的会议，给社员们讲全国的“文革”形势，联系本县本地的实际情况，很受社员欢迎。有时晚了就和大家睡在一起。我经常尝受那睡光席的滋味，在那寒冷的冬天，大家挤在一起，身上盖一床被子，身下就在那铺着麦草的光席上或在那铺着麦草的地上睡觉，感受那“战友”的情份，感受那难以理解的年代。

记着十里公社以北的大埠公社的大高庄村的造反派，了解到我们“星火燎原”战斗队力量强大，特请我们去帮他们开批斗会，我们欣然答应。在开会那天，我们排着队，喊着口号，那雄赳赳气昂昂的阵势一下子就把那不大的村震住了。那村的造反派力量小，制不了书记，在我们的帮助下，书记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批判，大会开得很成功。直到多年后，那村里人还提及此事。

随着“文革”的深入，郯城两大派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十里公社的造反派也逐步分成了两派，以我为首的“八一八”经常和“大联合”展开辩论，所谓辩论就是双方各抒己见，各说各的理，激动时互相指责直至谩骂厮打。辩论时也不分场合，招来很多围观群众，嘈嘈杂杂的场面混乱之极，以致后来发展为武斗，名其曰“文功武卫”。各派先是携木棍，后来都扛着用钢筋做成的铁攘子，那就不辩论了，而是摆开架式动真格的了。

这时黄忠已站在了我的对立面，那知青情分早已没有了，还在背后给我使了不少的绊子。那时同志之间，兄弟之间，甚至父子、夫妻之间，只要观点不一致，亲情也就没了，只有相互倾轧。全社会呈现了一种可怕的人际关系，那才叫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

有位教师去厕所小解，不小心玷污了厕所里那乱扔乱擦的伟人像。这本是无意之举，被别人举报了，说是蓄意攻击伟大领袖，再加上些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使他蒙受了多年牢狱之灾。这种现象在当时数不胜数，不乏蒙冤致死者。

那时人人自危，就连国家主席也一夜间被打倒。那些出生入死、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开国元勋和功臣们，在“文革”中被打倒、含冤而死的不计其数。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极不正常的日子。民主没有，法制没有，只有崇拜和独裁。因此人们的意识形态被搞乱了，是非混淆了。一切行为要强加“革命”二字。什么种田为“革命”、读书为“革命”、生产为“革命”、下乡为“革命”，真是“革命”满天飞。而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人却没做一点对革命对人民有利的事。

在当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没人敢提，中国人尊师重教，孝敬父母、老人的传统美德无法正常传承，修养、博爱被视为“大毒草”，不提倡人的品质、素养，只讲“斗争”。我们的国家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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