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右派老师、同事和上司（全）

我的右派老师、同事和上司（上）

想说说我经历中的右派。

一共是三批。因为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右派，所以我常常会说起这批人。

文革初期，中学里有两个右派。因为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自然都属于被斗争的对象。不管身份如何，事实上他们也应当算是我的学校老师。

其实这两个右派严格说还不是真正的右派，是摘帽右派。

我们经历了大约一年多的停课后，开始“复课闹革命”，从小学进入中学。在学校无所事事，每天象征性的上课后就是游来逛去，晚上也跟着别人去过右派住的屋子。

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他们这时被集中在学校的一间屋里住宿，四个人。还有两个教师似乎是反革命或者坏分子，哪方面的记不清了。

那屋子门是不能锁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或者说是一脚踹开门进来教育或者说教训他们一顿。当然，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孩儿，他们仅仅是表面的唯唯诺诺，回应起来话里含锋，让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到底是大人，对付小孩儿还是容易的，大致不会按照这些孩子的要求去做。

后来，批斗风过去之后，这些人又回到原来的岗位工作了，记得一个右派是学校财务的会计，我还在他那里办过事儿。记得当时一愣，那时的小孩儿思想简单，以为右派类似现在的罪犯，都要关在监狱一类的地方看管起来。哪知右派还能工作啊？再说那右派面相文质彬彬的，和和气气又一丝不苟。不似好人却也不像坏人。

下乡后遇到了第二批右派。我曾在“右派老冯”和“右派老王”中有过描述。

这批右派给我印象挺深，有的“老谋深算”，比如老冯。他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话前要寻思半天，一字一顿，字斟句琢。

有的“性情刚烈”，比如老杨。即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环境下，逼急了他也跳出来奋争，一副鱼死网破、视死如归的样子。

有的“一本正经，拒人于千里之外”，比如老张。相对来讲，知青对老张印象差些。这人别看是右派，仍然不好接近，不和你套近乎，老死不相往来。

有的“老奸巨猾”，比如老王。老王最早和知青有来往，套近乎。话里话外搬出哈军工的牌子显摆，逗得我们老是偷偷的跑他马架子里听他吹牛。

说个笑话，他们同命相连，却也暗暗争斗。老张和老王都是单身，老王是学生，打成右派时还没有毕业，自然没有成家。老张稍大些，妻子在外地，没有离婚也没有跟来。在北大荒这两人有段时间就曾住在一个屋里。

老张比较各色，爱干净，不许老王动他的东西。一天老张先上工走了，老王后走，发现老张的褥子冒烟了。老王走出去看到老张：老张，你的褥子着了。

老张一惊：着了！那你给弄灭了？

老王来一句：你不不让我动你东西吗？

直到今天，大康还经常拿这事儿述说那几个右派。前段时间去看右派老王，大康又说起来，老王没笑，一脸严肃，也没有接碴儿，大概还是心存芥蒂。

无论如何，这几人都够倒霉的。老王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他学机场工程的，就是建机场的。用他话说：我都上过飞机了，在空中看地面地形等等。

心有不甘啊！

当年老王也曾拿出过他当年的照片，大檐帽，一色的学生肩章，也许是蓝色？空军？记不清了。反正老王拿着这照片感慨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到油田工作，又遇到一个右派，贾所长。

贾所长，1960年还是1961年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老石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油田60年北油毕业的也算是珍稀动物了，正宗专家。退休后还被其它油田聘去当了好长时间钻井监督。

贾所长有段时间常来找我理发，不是我理发技术好，而是我的处理方式让他比较满意。贾所长秃顶，典型的“地方支援中央”。虽然中央地区寥寥无几，最终却要达到扬长避短、以一当十、高屋建瓴、纲举目张的效果。

贾所长这个右派更冤，十几年夹着尾巴做人，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右派平反摘帽。他也得落实政策啊，结果学校里一查，当年的右派学生档案里根本就没有他。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估计当年就是个有右倾倾向的学生，灰溜溜的发配到油田，口口相传、弄假成真。墙倒众人推，那时有谁会去为区区一个右派细查档案。

据说当年有一种分类，叫做右倾。就是说你快了，再不悬崖勒马推你一把就真是右派啦。那时我们研究室梅姐的丈夫老鲍就是北油发来的右倾学生，一生谨小慎微，总算是安全着陆，混到了改开。

贾所长这事儿成了以后的笑话，贾所长成了“假右派”。

事儿说出来是笑话，可个中的酸甜苦辣有谁知道？贾所长多聪明的人，可三个孩子，长得挺好，两个却有些微智障，老大也不是很聪明。

老贾信誓旦旦：我和老伴儿绝对不是近亲！

这孩子问题只能是当年精神压力的结果。还好，总算是孩子们都安排了工作。

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谈论当年评定右派的标准和下限，无法理解有的人当年为何会被打成右派？那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和理解当年。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说评定右派的标准那是往好里说了，其实没有什么标准。说你是你就是！

同学大康所里一个右派，肯定是老好人。因为有指标，组里必须分摊一个右派名额，他是组长。开会谁也不说话，最后没办法，他说了：都不愿意当，我去吧。结果一句话苦了十几年，耽误一家人。

感觉右派不像土改时评成分，不管真假起码还有个自己劳动所占比例的数字标准可以参考。右派那是一句话不到位就栽进去了，永世不得翻身，即便摘帽了那也是摘帽右派，还是右派。

我们没有赶上打右派的年代，但是我们起码见证了真正右派的苦难。

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理解当年的事情。

如今我们去看刚刚走过的历史，会发现对那些年代的描述、纪实已经有些失真。所以说所谓“历史”是有可能随着时间“被改变”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对刚刚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的剖析和反思中，对于反右运动的反思要比对知青运动的更加深刻、真实。

感叹，历史真是很难被准确的描述。刚刚过去的年代，还不能被称为历史的年代，再被人重新捡起时，可能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我们看到的历史往往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不知它与真实的历史有多少是真正重合的？

对槐乡姐的家庭遭遇，深感同情！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和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使许多家庭深受其害。我的舅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死在监狱里。如果他不是等老婆织完那件毛衣，早几天飞到台湾，也不至于英年早逝-------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969年到北大荒不久后，我当了文书。接待了一位名叫“殷周”的团部宣传干事。寒冷的冬天，只见他总带着一个大口罩和狗皮帽子，说着南方口音的他，不停地发出阵阵咳嗽声音，他是到我连蹲点写总结材料的。后来听说，他是十万官兵转业来北大荒的，过去是某大军区的文化教师，不知是在哪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写作能力极强，在连部我只是帮他在稿纸上抄写。但他实在忙不过来时，就试着把构思、标题列出来，让我顺着他的思路写初稿。但他没想到：我能很快地进入他的路子，顺利写完，再经过他的修改，材料就可以用了。后来在他的多次调教下，我的文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是，在连队被领导认为过不了“劳动关”，而失去多次进修机会。他姓“殷”人称“老殷”，我也姓“殷”大家都叫我“小殷”。返城后，我只听说他被调到农垦总局搞写作。前一个月8510农场的荒友聚会时，我打听“殷周”的消息时，听说他早就去世了。我想：他肯定是“老右”平反后离世的，要不他不会被调到总局工作。想起“老殷”我很后悔！虽然我很崇拜他，尊重他，但回京多年我却没联系过他。当我进入老年开始怀旧，想去看望他时，却得到的是不幸的消息，我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了，心中是那样的酸楚！我怀念这位“右派”，他是当年帮助器重过我的老人！是一位善良儒雅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