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看一个无耻之徒的表演

(转贴)以郭沫若的学间和聪明，他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不是没有自省。
　　
　　　　九年前有过一篇题为《无花果》的报告文学，里面记述了郭沫若生前与陈明远的一番对话。郭沫若对陈明远说：“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混稿费，更没有想到，要靠写诗去争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好在有几个好朋友，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写的《女神》里面，有不少是和田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在上海的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之後，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麽谈什麽，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後人的嘲笑。”他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给陈明远的信中也说：“至於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麽‘诗’。别人出於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後人耻笑！当然，後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毕竟是史学家，明之视今，如同今之视昔。所以，他连後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郭沫若这段话，实在是研究他心态底蕴的重要线索。
　　
　　　　他在与陈明远通信中，还吐露过不少真言。比如写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己厌於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於你，什麽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的。”这封信写於“文革”前夕，郭老还未受冲击，心境却己十分悲凉。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麽郭沫若只对陈明远一个人口吐其言？我想，原因应当从两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处不胜寒，周围有公务关系的，很难成为交心者。他要是真在周围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气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自己也知道他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别人不管是出於需要，还是碍於无知，都争着夸他的衣服漂亮。只有陈明远，从孩提时代就与他相识，进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无息，敢於揭出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虚伪的氛围他也感到窒息。於是，陈明远这个忘年之交，成了他呼吸新鲜空气的唯一窗口。
　　
　　　　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明代海瑞就说：“一仕於人，则制於人，制於人则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禄焉，”郭老的悲剧在於：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末能发一言。不几日儿子使命归黄泉。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给陈明远的那些信，不过是内心世界的巨大冰山砧出了一个尖顶。但其馀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
　　
　　　　知道自己逢场作戏，又不得不逢场作戏；知道逢场作戏会遭到後人嘲笑，又无法不让自己被後人嘲笑。随波逐流，随遇而安，放弃自我，迎合时尚。郭老内心的这种苦味，极为耐人深思。巴金晚年有《随想录》问世，真话公开说出，灵魂可以稍安。郭老临终也没有公开道出真话，不知灵魂可得安宁否？

狼兄过激了吧，一篇讲话稿就说郭沫若卖国有点牵强吧。再说他的讲话绝不是个人意见。咱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像他那样的名人不断脊梁下场什么样。案例还少吗？不管怎么说他在，文学，历史，考古，书法很多方面做出的贡献无人可比。狼兄还是不纠缠的好吧。

@徐昕 【李斌油畫：《假如》】1957年，有人问毛主席：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主席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提问者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转帖：理性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

2011年上海语文作文题材料为：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柯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要求考生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理性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

孙浩东
上海市大同中学

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显然未能躲过一场风波：由于她在得知本·拉登被击毙后当众表示“十分”高兴，而惨遭德国知识界的集体质疑。尽管她已多次道歉以希望这场风波快点过去，但这似乎依旧难平众怒，甚至还有法官准备为此起诉她。

  作为德国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的默克尔理应知道：根据基督教教义，任何生命都是等价的，都应该被尊重，哪怕是罪犯。正因为犯了这样一个看似微小的常识错误，即使她是权威的领袖，在涉及德国知识分子的底线问题时，她也最终无法过去。

  依旧是在德国，依旧与默克尔有关。前不久，德国前国防部长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一事引起德国国内一片哗然，为了保护这位将大有作为的政治新星，默克尔以“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家而非学术研究人员”为之辩解，但是德国两万名教授联名上书反对，直截地表达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将会成为日后学术不端的借口，他们又一次没有给默克尔面子，再一次让她“一切都会过去”的计划继续泡汤。

  我感动于这样一群理性声音的存在，也欣然于确实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对于任何权威都能以这种“一切都不能过去”的态度才最终成就了德国学术圈严谨的优良传统。

  然而，如此理性的声音又何曾仅仅嘹亮于德国？它又何曾沉默于经历过五千年光辉、五千年昏暗的华夏大地？

  尽管受到当时政治的压力，梁思成“拆掉北京的一座墙就等于扒掉我的一层皮”掷地有声，时至今日仍在我们耳边余音缭绕。当我们面对现在的北京已与其他城市毫无区别，当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古老的北京城只活在文字上、照片里、记忆中的时候，我们终究不禁感叹先生的先见之明，敬佩先生不顾一切的理性呐喊。也许政治的压迫一度埋没了先生的呼喊而让一切都过去了，但是历史的拷问却永远不会让错误过去。

回望历史，多少统治者以权威的姿态、以“一切都会过去”企图将真理掩埋的时候，又是多少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以一句“一切都不会过去”来回答而绝对不容置疑。

  “一切都不会过去”，这是理性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一切都不会过去”，这是知识分子的呐喊永远不会沉默！

  作为一名社会的准知识分子，当我们面对祖国日新月异变化发展的同时，倘若我们对于社会的阴暗面置之不理而臣服于表面的和谐，不勇于揭开那些隐藏在这表面和谐底下更多不和谐的元素，这又何尝不啻为一种真正的悲哀呢？

真心希望有识之士在听到“一切都会过去”时，都能异口同声地以一句“一切都不会过去”来捍卫真理，以坚守住最后的底线。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是社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