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50-1978年中国给了越南多少援助？

从1950年胡志明向中方求助开始，到1978年两国交恶中方完全撤出援助止，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50-1954年援越抗法，期间以军事援助为主；1954-1964年援助越南独立后的建设；1965-1973年援越抗美，提供全面而巨额的援助；1973-1978年助其战后重建。在这近30年中，中方对越南的援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A、外交承认和支持：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此，中方不惜得罪法国，据刘少奇在北京接见黄文欢时说：“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而在1964年美越进入全面战争前后，中方支持越南的态度更加坚决，比如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明确表态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己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到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去。”也正是在这种思路下，中国明确表示 “中国人民将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援助的原则是“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B、物资上的援助。从1950-1978年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和帮助其重建，中国共向越南提供的各种援助总额为203.6845亿元（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援助金额为100.6742亿元，约占援助总额的50%，包括粮食500万吨、石油200万吨、汽车3.5万辆、船只600多艘；军事援助金额为49.6679亿元，占援助总额的24%，包括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亿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炸药1.824万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成套项目援助为36.2619亿元，占援助总额的18%，建设项目为450项，己完成339项，包括轻重工业工厂、医院、研究所的成套设备；援助美元现汇6.35亿元，占总额的8%。特别是，中国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还援助了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

C、派兵入越参与后勤保障和作战。1965年5月16日，胡志明与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会谈，胡志明告诉毛泽东越南政府已经决定从后方抽调更多的兵力到前线，这样一来，后方后勤保障工作就要受到影响。他向毛泽东提出请求：中国方面能不能把越南后方一些地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包下来，这样越南就可以调动兵力上前线。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1965年6月9日，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陆续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入越执行军事任务，至1968年3月止，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大队另83个小队，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中国支援部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其中防空作战部队共对空作战2150余次，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敌机1608架。工程保障部队修筑坑道2.56万余米、各种工事300余个；新建、改建公路7条，长1206公里；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抢建便线便桥98公里；修建机场1个，修建飞机洞库2个，架设陆地通信线路330杆公里；铺设海底通信电缆90余公里。

D、免费帮越南运输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越南抗美战争期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物资达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共63万吨，中方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

据统计核算，中国向越南直接提供的物资和中国部队赴越的军费开支，按当时国际价格计算，总额在200亿美元以上，如果按照当时的价格兑换成黄金，现在价值5万多亿元人民币（编者注：1971年之前美元兑黄金价格为35美元/盎司黄金，72-78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按200元/盎司黄金换算，现在的价格是1600美元/盎司黄金。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美元=6.2人民币元）。在上述援助总额中，除无息贷款约14亿元人民币外，其他均为无偿援助。即便是有偿的援助和贷款，中方也是能减免的就减免，以减轻越方的负担。比如1965年7月中越签订《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时，中国将1963年借给越南粮食10万吨和1963-1965年为越南代购粮食19万6500吨、化肥88600吨，除己归还粮食3400吨、化肥18600吨以外的其余部分，全部赠送给越南，金额为人民币1.06亿元。

中国对越南援助的物资之多、种类之广、力度之大，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谓已经尽心竭力了。而为了保证援越工作的正常进行，中方将工作做到了细致入微。

在军事援助方面优先保证越南的需要，中方可谓是竭尽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军队的装备。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A、很多大型武器，供应给越南的比补充给中国军队自己的还多，比如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万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B、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军队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比如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C、对于越南继续的物资，中方哪怕自己停止使用，也要优先供应越南。比如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

而当越南提出的援助需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比如1968年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中方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1972年底中国军队的战略储备为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而在这一年中国援助越南火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类似这种情况移交的装备还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

而对于中方没有研制也没有装备的武器，一旦越方提出要求，中国就马上投入研制，成功后便大批供应越南。比如援越防弹衣，当时中国从未研制过，也没有装备过，越方提出这类要求后，中国有关军事部门和科研单位立即组织研制，经过20多个军用和民用工厂试制后，制造了10万件提供给越南。再如磁性水雷，中国过去从未生产和使用过，为了保证越方的需要，中国有关部门迅速调集专家攻关，并指定专人负责，定人定时定厂研制，在很短时间内，研制出了体积小、分量轻、携带安全方便的磁性水雷，提供给越南，为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游击队特工人员生产一种武器，叫燃烧手榴弹、钢珠手榴弹，每生产一枚弹，从取材到制造成功、出厂，要经过300多道工序。

中方下这么大的力气出这么多的物资来支援越南，为什么中越关系会在70年代末走向分裂甚至军事对抗呢？说越南背信弃义没良心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谴责，应该看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还在于中方在处理中越两国国家利益的博弈中有不当之处。

中方之所以大力援助越南，固然有意识形态和推动世界革命的因素在其中，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A、地缘政治上越南不安全就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和稳定。1949年11月初周恩来就说“一旦越南全部陷于法国之手，会威胁新中国的安全。有人把越南比喻为中国的下领，现在下领有危险，头部就不完全。”1950年刘少奇也说：“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这一决策逻辑与朝鲜战争时的决策逻辑相同。B、中国援助越南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国左倾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通过经济援助外交这个杠杆和工具，中国试图对越南内外政策施加影响。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希望得到越南的支持，来制衡苏联。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才会冒着得罪越南的危险与美国和解。

这两个方面因素导致中国大力援助越南的同时又埋下了开罪越南的祸根：

A、中方将对越援助当作制衡越南的工具，要求其赞成自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服从自己对越战进程的安排。比如中国一直希望越方接受“反帝必反修（即苏联）”的路线，甚至有人在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也问越方：“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干杯。”弄得气氛极为紧张。越南既需要来自中国，也需要来自苏联更先进技术装备的援助，因此多数时候越方都是左右逢源，态度模糊。而一旦中方发现越南与苏联走近，就会在援助方面对越方有所“惩戒”，比如1968年苏联对越南开始大力援助，苏越关系亲密，这就引起了中方的不满，因此在10月初越南为要求派代表团来华时，周恩来答复说“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1969年中国更是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应当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

B、中美和解让越南则觉得被“出卖了”，并觉得中方与美国谈越南问题是对越南主权的侵犯。比如1971年，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南方外长阮氏萍时说：“基辛格访华刚走，我就立即去河内，把情况告诉亲近的兄弟党，等于我把心都掏出来了。新中国成立22年来，美国仍不承认中国，中美谈判16年也没成果，现在基辛格、尼克松主动到中国来谈判，就等于他们承认了错误。赫鲁晓夫可以去美国谈判，但我周恩来并未去华盛顿，你们可以去巴黎同美国谈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我们仅要求美国尽快撤军，我们并未出卖朋友。”但是，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不相信周恩来的解释，坚决反对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在《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报告》中显示，当周恩来告诉越南领导人尼克松将要访华并且也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时，黎笋的回答听来声色俱厉：“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国家；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我们越南的事务。”而正是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怨气，1971-1973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更多的援助，援助协定金额达90亿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但越南此时已不再相信中国，这就促使越南决心亲苏制华。

受制于整体经济实力偏弱、技术落后、援助过分追求速度等因素，中国对越援助存在诸多问题。这些超出了自身能力技术和经济水平的援助不但无益于巩固中越关系，反而导致了两国龃龉不断。

首先，中国援助越南的材料和设备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这并不是个别情况。1961年，广西在对越南省份进行对口支援时就提出，援建谅山回朝水电站两台发电机质量甚差，水轮机出力不足（制造工艺也差），估计发电机寿命最多可使用两年左右；援建的高平伏和糖厂是半手工操作半机械化的工厂，使用劳动力多，体力劳动过重，废气未能利用，木柴消耗大（一吨甘蔗半吨柴），成本高（据1963年了解，每吨糖亏本250元）；送给越方的拖拉机性能、质量缺陷较多，主要部件高压油泵、轴瓦质量未过关。自送给越方以来，零件经常磨损，经常替换，甚至有的成台拖拉机零件都已拆散，不能使用。中国援建的太原钢铁厂在1962年安装的设备共1806台件，有质量问题的有226台件，“不仅拖延了工期，增加了越南修理费用，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中国援助的设备在设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太原高炉煤气管理室由于设计错误，在竣工后不得不返工；河内纺织厂印染车间由于设计错误太多，一改再改，影响施工并造成大量浪费。

其次，由于国内运动不断，导致援越物资延迟或无法交付。比如大跃进令国内基础建设摊子过大，以致本国生产和建设都无法正常进行，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对越援助的生产和交付工作，以至“对某些项目的材料、设备和设计的交付不够及时；还有少数设备没有订货，个别设备解决不了，还要求越南向其他国家进口解决”，这个问题“引起越南同志不少的议论。”

再者，由于中国对越援助承诺过多，超除了自身的建设能力，导致中国援建项目的完成情况并不算好。比如1968年李强在同越方商谈援越成套设备问题时曾说到：“回顾一下从1950年以来所承担的项目为273项之多，但一般地说完成的不多，现已移交和即将移交的约100项多点，尚未完成的占多数。”也就是说，中国援越项目还未完成过半，这种工程进度很难满足越方需求。

此外，对于技术含量高的设备，中方无法提供，引起了越南的失望。比如1973年黎笋在和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越南非常需要年产量为300万吨的多功能精炼设备，这样就能生产汽油、光纤、塑料等的基础材料，希望中国提供”。但周恩来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中国由于技术原因无法提供此套设备”，让越南甚为失望。

最后，国力不济也让中国的援助后续乏力。比如1975年周恩来在重病中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1976年11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中方无力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2月李先念向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解释说：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20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100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

而正是中国的援助和技术乏力和不足，才导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一旦苏联提供更多援助和更先进技术设备，则越南自然向苏联靠拢。

尽管在援助越南时中方已经非常注意避免给越南留下干涉其内政操纵其外交的印象，比如毛泽东要求援越军事人员“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不要有大国的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但由于历史、地缘等因素，越方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相当敏感。比如1965年中国部队进入越南后发现越南对他们的行动十分敏感，想法设法限制他们和老百姓接触；当中国医疗队要帮助越南老百姓治病时，越方设置障碍；越方阻拦中国部队向村民散发宣传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材料，禁止越南人民接受和佩带毛主席像章。同时，越南的《历史研究》等刊物连续刊登关于历史上中国入侵越南、越南反抗中国的文章。中方对此很十分不满。1966年邓小平质问黎笋：“由于我们如此的热心，越南怀疑中国了吧？中国人是不是想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意图。”

但随后中方在国内发起了文革并试图将这种“革命热情”和“斗争经验”传到其他国家，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格格不入，因此引起了越方的高度警惕，据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回忆：“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在越南海防市举行中国国庆电影周时，有一次放映‘钢琴伴唱红灯记’专场，结果到场的观众只有5个人。……当时中国媒体整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因此越南领导人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

而文革也让中国元气大伤，以致越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进行选择时，中国在实力上已处下风，丧失了吸引力。随着越南迫害华侨、在南沙寻衅、入侵柬埔寨等，中越开始由合作走向冲突。1978年，越南加入苏联的经互会，同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中国随即结束对越援助，而两国也在不久之后便发生了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