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65年华北局会议与京津两市同行插队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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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华北局会议与京津两市同行插队知青 李吉生

     近日，1965年赴内蒙临河县插队的几位老知青在“中知网”上发出倡议，筹办赴内蒙支农插队50周年纪念活动。我对他们表达了衷心的祝愿。

     在天津知青史料编辑人员采访1965年赴五原插队老知青时，曾提起当年北京也有赴内蒙插队的知识青年，安置地点为同属巴彦淖尔盟的临河县，京津两地同年同赴河套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们可以称为一对兄弟群体了。

     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载：“（1965年）6月25日——28日，华北局安置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河北省委农工部长和各地安置办公室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认为，一、必须继续贯彻以插队为主的方针，从支援农业、支援三线建设和备战的要求出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动员安置计划。   二、认真选好安置地点，这是目前安置工作好坏的重要关键之一。三、做好动员工作，应届毕业生由教育系统负责；对社会青年可推广北京市举办劳动后备讲习所的经验，把青年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四、应该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对过去的安置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并采取措施，切实做好巩固工作……”

     1965年，京津两市知识青年的安置方向实际是以支边（农垦军垦）和本省市农林场（天津当时属河北省）为主。华北局会议之后，两市分别组织动员了部分知识青年到华北局所属省、自治区插队落户。

     于是，当年7月28日、9月8日和次年5月3日，共三批1500余名天津知识青年赴内蒙河套地区的五原县插队。

     8月9日，6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赴内蒙河套地区的临河县插队，其中有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和后来成为农经专家的张木生；有作为优秀党员载入《临河县志》的张幸伟；也有后来成为悲剧人物的艾农（骆艾文）。8月16日，又有5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赴相邻的杭锦后旗插队。

     也是这一年，970名北京学生于8月5日赴山西省晋南的曲沃县插队。

     同月的31日，107名天津知识青年赴山西省晋南地区的临猗县插队。

     又是一对“同行同地”的兄弟群体。

     此外，天津还有100名知识青年于8月27日赴河北省任县插队。

     华北局所属的内蒙、山西、河北三省区，为北京和天津知识青年所选的插队地点都是该省、区内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确也体现了“认真选好安置地点”的要求。

     有意味的是，为京津知识青年插队选择的地点，北京知青去的山西曲沃是北京市长彭真的家乡；天津知青去的山西临猗临近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家乡山西永济；天津知青去的河北省任县是河北省长刘子厚的家乡。京津两地知青插队的河套地区不但是内蒙最好的农区，而且据天津赴五原知青“蓝骆驼”老师回忆，当时说这批知识青年是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华北局第二书记乌兰夫要求，为提高基层干部文化素质而输送的，号称乌兰夫的“两千干部子弟兵”，“文革”中也因此受到影响。

     据北京知青网姜成武介绍，“1965年北京市主要领导提出，北京知识青年可以到山西插队，晋南曲沃县可以先安置一批作为试点。”1965年京津知青赴内蒙、山西、河北的插队，从插队地点选择的“少而精”来看，确似“试点”。但自1965年这批知识青年集体插队之后，直到“文革”开始，天津市再没有组织过集体插队行动，对知识青年的安置仍是以“支边”为主。“试点”并没有“铺开”。（北京似也如此）

     赴临河的北京老知青在倡议书中写道：“1965年8月9日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风华正茂的我们从北京乘同一列火车到内蒙古临河县下乡插队。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情结。我们以赤子之心奉献青春,凭诚实劳动生根开花，为临河的农业生产抛洒过自己的汗水，促进了临河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将永远记载。同时，我们自己也锻炼了强壮的体魄，磨砺了坚毅的品格，从而一生走正直的道路。我们在临河的所作所为，正是爱国奉献精神最美好的诠释。我们每一个人永生难忘在临河的日日月月；沉郁的知青情结使我们亲如兄弟姐妹，这种情谊将永远延续……”

     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情结”的京津两地知识青年友谊长在，诚挚地祝福这些有着五十年兄弟缘的同行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