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插队故事(2)赴陕出发前的准备 。
我的邻居秀琴小学、中学和我一直是同校同年级但不同班,我俩关系一直非常好,放学后天天在一起,打乒乓球(我们楼门口就有乒乓球案子),玩跳皮筋、抓羊拐、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时她的情况和我差不多,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俩一起商量报名去延安,并争得了家长的同意。
当时学校并没有马上批准我们,但是后来由于六六、六七届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坚决不走,领导完不成名额了才批准我们顶替。通知我们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工宣队的头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倆提出两条:
一是申请补助一点儿布票、棉花票。因为我们要准备四季的衣服,尤其是冬季的棉衣、棉裤、棉大衣、棉被,这些在当时都要凭票供应。
(那时家庭生活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得到一些现金补助,我家经济条件相对好一些,因此就没有申请、自然也就没有得到。)
二是要求我和杨秀琴必须分到一个队,而且要求和高中的女生分到一个队,觉得她们比我们大几岁,社会经验可能比我们丰富一些,遇到困难可能比我们主意多一点儿,和她们在一起有安全感。
工宣队的头头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要求我们尽快把行李送到学校。
离出发的时间很近了,我和秀琴忙着去迁户口。派出所的听说我们是六八届的,说了好几遍让我们想好了,别后悔,一旦户口迁出,后悔就来不及了,重新上户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我和秀琴当时态度很坚决,说:“我们是自愿去的,绝不后悔。”
母亲忙着为我做新棉衣、新棉裤、拆洗棉被。
妈妈用一个棉花票为我买了一件长大衣,还给我钱让我上街买两套棉毛衫和棉毛裤。
为了省钱,我和秀琴跑到前门大栅栏处理商店买的等外品。
我长这么大,还从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以前都是把旧衣服套在里边。
父亲当时被隔离不让回家,(那年父亲十一还参加了国庆盛典,之后不知什么人诬陷他有历史问题,直到今日父亲有时还念叨,不知是谁诬陷的他)其实那时爸爸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是冤案,单位特放他一天假回家帮我打包行李。
凭学校开出的下乡证明买到一个箱子,箱子外边的颜色是枣红色的,中间印有一个金黄色的光芒四射的太阳,太阳下边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林彪笔迹的题词。
父亲骑车到公主坟商场的日杂商店买来了草帘子和草绳子帮我捆好箱子。还给我买回一个棉帽子。爸爸还把他的军用水壶给了我。
姥姥一直念叨着舍不得我走,不放心我一人走那么远。我走了她就一个人睡一间屋了。她觉得寂寞。我只好安慰她说:“这是大方向,每个毕业生以后都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当时我们单元四楼十号住着一个姓马的工程师,他的儿子马季青是我们学校六七届的(后来分到林瓦大队,和我队相距五里地)也是这批去陕北,马伯伯找了一辆卡车帮儿子往学校运行李,顺便把我和秀琴的行李也一起装上车了。
那时的邻里关系都非常好,有什么困难都是主动帮忙。
行李到学校后都拴上标签,写上姓名和到达地点,每个箱子上栓好几个,可能怕运输过程中刮掉了。
我和秀琴分配到陕西省延长县安沟公社瓦石头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