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高炮显神威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我虽是内蒙兵团的, 但我却对黑龙江兵团情有独踵.一是因为69年我们中学毕业班里有3/4去了黑龙江兵团,二是人家黑龙江兵团也真是在抗敌第一线干出了漂亮活儿! 我在下面转一帖黑龙江兵团高炮团队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也有很高的军事意义!知青组成的兵团学生军是100%的有中学以上文化的"小知识分子",这些人能很快的掌握军事技能,比正规军由95%以上农村小学文化为主的青年(60年代)要有优势的多! 难怪当年外国通讯社报道在中苏边境集结的"准军队"要比正规军的素质还高! 下面的帖子还有学术意义,特转于此:

沈阳军区群英会兵团高炮显神威（王路通马俊峰）
黑龙江兵团网 2007-07-31 07:41:27

黑龙江兵团司令部炮兵处编制四个人，一个吴处长，两个罗参谋，还有一个曹参谋。机关同志戏称该处是：两头“骡子” 拉了一门“无”后坐力炮，后面还捆着一个马“槽”子。可别小瞧他们四个人，他们曾经为兵团的炮兵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创立过值得称赞的业迹。七十年代初，地处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忠实地执行着党中央赋予的“屯垦戌边”光荣使命，兵团党委一面抓紧垦荒建设，一面抓紧军事战备。先后在笔架山组建了步兵26团，在汤原组建了地炮团63团。各师团都同时组建了武装连，一线团还组建了边防巡逻队。为防空袭，同时在一些团里组建了高炮连，配置了抗美援朝用过的37式高炮。

临时组建火速集结

1971年快立秋时，兵团炮兵处接到沈阳军区作战部和军区炮兵部重要文件，通知决定秋季在辽东半岛熊岳城高炮靶场举行高炮实弹射击演习，参加单位有沈阳军区所属各野战军，各省军区及兵团的临时“高炮团”。这一通知急坏了兵团负责打仗的王统副司令员，和刚组建不久的炮兵处。他们连夜召集配有高炮的师团的领导，下死命令要求有高炮的连队火速到63团集结，并配备齐操炮人员。其中有一个单位为了抢时间，司机拉着高炮飞跑，炮车翻了都不知道，到了目的地才发现炮口磨成了90度直角，因此受到严厉通报批评。更可笑的是练习实弹射击时，有一门炮一响，崩出了“一地鸡毛”，原来是麻雀在炮筒子里建立了安乐窝。

以老带新一点即通

由于时间紧，多数人员是刚刚放下镰刀和锄头，匆匆忙忙赶来集训的，他们对高炮知识一知半解。头几天训练出尽了洋相。高炮参谋出身的现役军人罗加兴，是四川人，个头不高，头脑灵活，这次训练任务他全权负责。虽然他心里很急，但他发现大部分操炮手都是下乡知青，有知识有文化，脑瓜灵活，接受能力强，理解快，一点即通。还有几位是抗美援朝转业的老高炮手。他以点带面，以老带新，亲自作要领，耐心作指教。数十天后，通过刻苦训练，我们以知青为主体的“临时炮团”，各方面的素质大大提高，很快就掌握了高炮操作的各项技能。很多知青还应用在中学学过的数学几何知识与高炮教材相结合，搞技巧革新，发明了不少小窍门。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迅速掌握高炮的各项技能，令罗参谋都感到惊讶。最后通过兵团首长检验，达到合格标准。在出发前，“临时炮团”每人配发了一套土黄色兵团服，加上帽子及仿制的武装带，一穿戴上还真整齐划一。嘿！你别说，还真有那么点儿精神劲儿。

闷罐车里的“卧铺

深秋，一列军代号专列停在专用线上，其中有六个车箱是闷罐车，用苇席铺在车厢下面，放好自己的被褥，那就是我们炮兵战士的“卧铺”。火车一开起来，颠得像筛糠，震耳欲聋，那滋味儿就像我们在北大荒坐马车撒粪时过横垄地儿一样颠簸。如果两人想说话，贴着耳朵都听不清，只能用手比划交流。要想方便一下，拉开火车的铁门就向外“直播”。要解大手就麻烦点儿，撅着屁股，一半要露在车外，而且还要两人拉着他的胳膊，才能向铁道边迎风“排泄”。头一次坐这货车大伙儿还感到新鲜，没过半天儿就坐立不安了。闷罐车中还有半截车皮装着给养：大米，白面，黄豆，粉条子，土豆，白菜，还有十几头大肥猪和几笼子鸡。后面平板车上装载着三十几门高炮，和十几台链轨式东方红54拖拉机（没有牵引炮车，只好用它来代替，反正咱们拖拉机有的是）。军列装载完后，汽笛长鸣，列车启动，迎着朝阳向辽东进发。

天助兵团一试占先

兵团炮兵准时到达目的地，和相继来到的野战军的装备一比，显得我们的装备逊色多了。人家是清一色锃光瓦亮57高炮，崭新的六轮解放牵引车，战士穿的是新军装，戴着红领章红帽徽，显得格外精神。野战军战士都不正眼瞧我们，有的还流露出嘲笑的眼神，根本没把这一群“土八路”放在眼里。

靶场设在熊岳城的海滩上。演习比武考核第一项，比哪个单位率先进入炮阵地。只见三颗红色信号弹相继升起，早已准备好的牵引车争先恐后，开足了马力牵着高炮向阵地冲去。没想到的问题出现了，因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又赶上海水大潮，涨潮的海水把海滩泡透了，泥泞的土地让很多炮车陷在里面。六轮牵引车轮子都冒了烟也没爬出来，人拉肩扛也无济于事。再看我们，兵团拖拉机发挥了作用，拉着高炮一溜烟儿，第一个进入阵地。刚才还斜眼儿看我们的野战军干部，现在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借我们的拖拉机。靠我们的拖拉机他们才勉强进入阵地。此项评比我们拿了第一名。此后兵团炮兵消除了因装备落后的自卑感，士气和自信心大增。

饭菜顿顿不重样

还有一比，那就是伙食。早饭，我们是油炸大果子（油条），现磨的原汁豆浆。午饭，我们是猪肉炖粉条，大米饭和白面馒头。晚饭烙饼摊鸡蛋，小鸡炖蘑菇。饭菜顿顿不重样，香飘四溢。而且天天如此。再看看那些野战部队和省军区，战士和干部每天吃的是高粱米和炖白菜，偶尔改善一次伙食，顶多是添点豆腐和粉条。很多野战部队的头头和我们带队领导套近乎，经常以参观学习为借口过来解馋，蹭饭蹭酒，夸我们兵团的伙食太好啦，让他们的干部和战士羡慕不已。我们兵团战士在后勤保障上，比其他部队又高出一筹，引以自豪。

真神了！愣是打掉了拖靶！

所谓高射炮实弹演习射击，一是平时的实弹目标是以打氢气球为主，把气球放到一定高度，用架在高炮筒上的机关枪瞄准射击。二是用歼击机，飞机拖拽上一千多米长的钢丝绳，系上用钢筋焊成直径两米、长二十米的圆筒，这圆筒再用红绸包好，这就是——拖靶。飞机在三千米的高空，从地面用肉眼看，它拉着的拖靶只有一支香烟那么大。实弹射击考核的标准，是由有素的高炮参谋在地面架起高倍望远镜观察，看炮弹在拖靶周围的爆炸点进行打分。距拖靶二十米内爆炸为及格，在十米内或击中拖靶为优秀，或飞机降落后检验拖靶为准。

在紧张练习几天后，正式比武开始了。指挥台发出命令，飞机马上进入高炮阵地上空，各部队做好射击准备。飞机拖着长长的拖靶要飞行数圈，每飞行一圈由一个单位进行射击。野战军、省军区、兵团，依次排开，轮流射击实弹考核。

高炮随着飞机的轰鸣声和方向旋转着，炮口不断对着目标上下不停地调整着，紧张得让每个战士不敢大声喘气。“射击！”第一阵地高炮口吐火舌。轰！轰!轰!万箭齐发，炮弹在拖靶周围开花。不一会儿，十几位参谋经过观察核对，报出成绩“优秀”。第二组开始射击，又是优秀。而后良好和不及格时有出现。

轮到最后，该兵团射击了。我们的兵团战士各个拿出看家的本事，目不转睛地盯着目标。只见罗参谋手臂一挥，十几门高炮异口同声，齐刷刷的炮弹，冒着红光，怒吼着向飞机的拖靶打去。炮弹像长了眼睛，发发在靶心爆炸。这时，指挥台的首长和报靶参谋齐声喊道：“快看！飞机拖靶被打掉了！”整个靶场人员都注视着坠落中的拖靶，它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歪歪扭扭飘在靶场上空。我们的兵团战士，愣是用老掉牙的高炮，把飞机后面拖拽着拖靶的钢丝绳打断了，神了！真神了！现场一片惊呼。

打出这一成果在我军的高炮史上是罕见的，在世界高炮史上也是少见的。我们兵团阵地欢呼起来！整个阵地欢呼起来！我们的兵团炮兵战士振奋了，他们相互击掌，相互拥抱，他们激动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为兵团增添光彩的一笔

军区首长率先站起来，带头为他们鼓掌！报靶参谋集体向他们敬礼!整个靶场所有的军人向他们伸出大拇指。这时，我们兵团炮阵地上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一、二、三、四！”

歌声表达着他们夺得第一的兴奋，脸颊上挂着他们因激动涌出的泪水。总结大会上，沈阳军区首长及军区作训部和炮兵部，给予兵团炮团高度评价和赞扬。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亲自授锦旗给兵团“炮团”。锦旗上绣着：“沈阳军区熊岳城高炮打靶射击第一名” 。

这次高炮打靶大显了兵团战士的神威，大大增强了兵团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的士气，令各野战军对我们兵团的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认为黑龙江建设兵团是一支不可低估其战斗力的武装部队，是拉得出打得赢的战斗集体，是对“前苏联百万大军压境”有着十分震慑力的武装力量。

兵团高炮兵在熊岳城这一壮举，为我们整个兵团在落实完成党中央交给“屯垦戌边”的光荣使命中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今天，我斗胆说一句，如果当年真的和“苏修”打起战争来，我们兵团的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中，肯定会涌现出数不清的战斗英雄，和著名的“巴顿将军”、“蒙哥马利元帅”，成为现代战争中的栋梁之材。你信吗？反正我信。

（马俊峰系原兵团司令部作训处副处长)

我军情报史上神奇一页——记黑龙江兵团侦听队的发展始末（李植谷）
黑龙江兵团网 2007-04-07 11:16:48 作者: 李植谷

1971年底，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在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的状况下，民兵性质的、由兵团司令部侦察处主管的兵团侦听队应运而生了。在日后五年多的时间里，它由创建到发展。1976年，随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撤销，恢复农垦建制，兵团侦听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兵团侦听队像一支开放在边疆黑土地上的奇葩，生逢其时，绽放鲜艳，凋谢也顺应天时。应当说，兵团侦听队的故事，堪称我党我军情报史上颇为神奇的一页。

“鸭蛋河”边的秘密连队

据我们所知，在我党我军情报工作历史上，组建一支民兵性质的侦听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侦听员的培养比较困难，不仅要求具有军事头脑、军队无线电通讯的相关知识，而且还要掌握监听对象的语言。

1969年，珍宝岛战斗爆发，当时我军对苏情报工作可谓一片空白。与此相反，前苏联对我国情况则相当了解。建国初期，苏方对我实行经济援助，曾派遣了大批经济、技术和军事专家。当时苏联规定，这些专家所参与的所有中国工程项目，都要把图纸一式两份，送交莫斯科国家档案馆存档。50年代，我军从总部至各大军区、院校，都有苏军顾问团。我军使用的东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原件，也是苏联出版的。所以说，苏方对中国的情况更为了解。

面对上述情况，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为了开展对苏情报工作，沈阳军区司令部毅然决定在兵团组建一支民兵性质的侦听队。在当时解放军系统内，军一级的野战部队也还没有建立侦听队。沈阳军区司令部认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具有深厚的战争资源潜力。几十万知识青年爱国心强，朝气蓬勃；兵团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部署有上百个团场，屯垦戍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犹如布下一张人民战争的巨网，给对手以震撼。兵团部队的支前能力在珍宝岛战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点在当时的苏联刊物中也是承认的。当时被我方捕获的苏联特务，也坦白要搜集兵团部队的情报。当然，组建一支侦听队还有一个必要条件，作为主管兵团侦察工作的我，1949年参军，在军校毕业之后，一直在情报部门工作，又是解放军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在调往兵团工作之前，在沈阳军区技侦部队任业务处长四年，在组建和领导侦听队方面具有资格。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对于沈阳军区司令部关于建立兵团侦听队的决定是非常重视的。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亲自带领我为侦听队选址于黑龙江萝北县城以南四公里处，即为兵团二师十四团团部附近。当地的地名叫“北京庄”（因五十年代一批北京支边青年来此地垦荒而得名）。其选址理由为：（1）距兵团机关驻地佳木斯市较近，便于平时指导和战时调用；（2）该处位于兵团沿江一线团之后的二线团之地，战时比较安全，平时易于接收苏方公开的和秘密的无线电信号；（3）该处紧靠一个农业连队，便于生存；（4）该处依山傍水，地形便利。小山四十余米高，遍布柞树，十分隐蔽，便于架设笼形接收天线收听苏方无线电军用信号。小河名为“鸭蛋河”，流水潺潺，可以捉鱼，还有可供游泳的水泡子。

为了慎重选址，我又带人在该处进行了“试听”，尔后上报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得到批准后便开始了具体的组建工作。

侦听员全由知识青年中选调。1969年初珍宝岛事件后，黑龙江兵团为了战备急需，在每个团选调一名知青，共约百人，送黑龙江大学接受为期十个月的俄语突击集训，以充当战时的初级翻译。1971年底兵团组建侦听队时，就在这百名知青中选调了四十名俄语基础较好的培养侦听员。此外还物色了三名有无线电爱好的知青培养无线电技师，连队会计和炊事班也清一色由知青组成。开始阶段，侦听队的领导班子，选调了一名年纪较大、已成家的复员兵，为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任命两名知青为副队长，分别主管业务和生活事宜。后来时间不长，指导员因家庭生活不便，就由一名女知青顶替为副指导员。至此，侦听队清一色由知青组成，生龙活虎般的一个连队正式诞生了。

借来东风强化训练

兵团侦听队成立后面临两大中心任务，一是要实现生活自给，二是要使侦听员掌握俄语，达到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以及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要完成第一项任务，对于兵团连队来说比较容易。困难之处在于要完成第二项任务，俄语训练的前提，在于寻觅高水平的俄语教员。

我把目光瞄向了黑龙江大学。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还未结束，大学处于瘫痪状态，众多教员下放劳动锻炼，他们正担心丢掉俄语专业。我手持兵团介绍信，以加强战备为名，要求黑大革委会派遣教员支援兵团的训练工作，得到了对方的全力支持。在长达四年的俄语教学中，黑大先后派遣了近十名年富力强的讲师，不间断地到连队驻地授课。他们按着外语教学的规律，分阶段派遣基础课教员、口语教员、听力教员、分析课教员上门服务，先后计有徐翁宇、王长春、张惠森、钟鼎、邵洪芳（已故）、王烈汉、马继芳（女）等诸多讲师（据我了解，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知名教授）来连队授课。他们在教学中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高尚品质，事业心强，不计名利，甘愿吃苦。他们当时大多已逾中年，在连队驻地与小青年同住大通铺，同吃大锅饭，不拿兵团的一分报酬，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知识。他们在连队教书育人，还帮助领导做了许多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在连队唯一的收获，是俄罗斯新鲜语言上的积累。他们在连队可以自由地收听前苏联的俄语广播，收看苏方的电视节目，阅读一些苏方出版的刊物，从而丰富与积累了大批新鲜的俄语词汇。而这种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原单位是根本不允许的。

黑大老师与小青年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小青年回哈市探家时，给老师捎去一些当时城市短缺的豆油、毛嗑（葵花籽）等食品；老师休假后由哈市回连队时，也特意给小青年买些糖果、奶粉之类的食品。应当承认，黑大老师在连队生活是克服了许多困难的。有一次，我与留过洋的邵洪芳老师聊天时，他坦诚地说：“连队生活清苦，最大的问题是到茅房解大便，实在是冻屁股……”我听后也只能是苦笑一番。北大荒冬季，室外气温达零下三十多度，厕所简陋，冷风刺骨，他说的话是实情。许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些往事，实在感到内疚，作为一个小领导，我当时因条件所限，对这些可敬可爱的黑大老师们关心不够。

1972年初，侦听队开始正规的俄语训练后，经过三年的学习，侦听员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这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企图急于上机工作。但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的领导告诫我，一定要坚持侦听员熟练掌握俄语后再上机工作，避免吃“夹生饭”，不然上机后听不懂俄语通话，还得再回过头来搞训练。这样，一直坚持到 1974年冬，才正式结束俄语训练。

在上机工作之前，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军区情报部从技侦部队调来一名侦听教员陈祖安同志，来侦听队进行专业训练，教授军用俄语、网台通讯知识、收讯机的操作调试等课目。至于苏军编制装备、识图用图等基本军事常识则由我来介绍。为了提高听力，还组织侦听员，分批与被我方扣押的苏方越境分子直接对话。请我军边防部队的资深翻译到侦听队授课。我还从兵团知青中，物色到一名从苏联远东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市），1966年归国的华侨青年，到侦听队担任口语教员。她的名字叫程志刚（女），在苏联出生，归国前是中学生。文革中她从北京华侨子弟学校来到兵团农业连队，由于表现优秀，入了党并担任副连长。这位姑娘性格豪爽，作风泼辣，她的俄语比汉语还要熟练得多。她的到来，为我们搞听力训练增添了许多活力。写到这里不能不说，兵团几十万青年中，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啊！

上机实战屡建奇功

1974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训练，终于迎来了上机工作的一天。侦听员的主力分成几个组，部署在驻地山上的机房内，侦听目标为苏方边防部队的情况。还成立了一个校译组，负责情报整理，兼管图书资料（当时已收集了一些书籍，其中《苏联大百科全书》就有两套）。尔后又相继派出了两个机动组收集情报。一个组赴黑龙江省黑河市郊江边的一个兵团养奶牛连队，监听江对面苏方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即海兰泡）边防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另一个组赴乌苏里江边兵团六师二十三团驻地（东安镇），收看伯力市的电视节目，收集苏方的社会信息。上述三地收集到的情报，最后由校译组整理成文字，经萝北县城邮局，上报军区情报部。紧急情况，可用电话直接报兵团侦察处。

兵团侦听队上机工作时间不长，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兵团和军区情报部的嘉许。1975年苏美首脑在莫斯科举行战略核武器会谈时，侦听队及时报告了会谈的公开情况。侦察处每日上班时，都要向兵团首长送交“简报”，报告前一天的会谈进展情况，兵团首长甚为满意。至于书面送交给军区的苏方社会信息情报，其数量几乎占军区情报部每期印发的《军情通报》的80%以上（我不是在这里吹牛，因为这是有据可查的，当时军区情报部为了鼓励全区情报部门广泛收集情报，《军情通报》上刊登的每一条信息之后，都要注明上报单位）。正因为如此，军区情报部还特意在1975年秋，于兵团侦听队驻地，召开了全军区电视接收点的现场会，总结和交流收集苏方社会信息的经验。此外侦听队还搞了一些俄文书籍的翻译工作，并为军区情报部翻译了一份苏联远东地区大比例尺地图。

至于侦听队的生活生产事宜，这是兵团的强项。成立之初，兵团拨款为侦听队新建了四栋砖瓦房（山上的机房、办公房、宿舍房及食堂各一栋），配备胶轮拖拉机一台，从邻近的农业连队划拨了一部分土地。连队成立的第二年，就实现了粮油肉菜四自给。摆在面前的唯一挑战，是如何实现“工资自给”，军区情报部，兵团侦察处，及侦听队全体同志都在思考着答案。最后还是集中群众智慧，想出了一条办法。侦听队无线电技工徐辅明是北京知青，他的妈妈会用缝纫机扎花，技术精湛。于是就在1975年冬，请她老人家专门到连队，在女生中教授这门手艺。军区情报部特意为连队采购了十台缝纫机及布匹，学习制作枕皮及被单等商品，准备出卖弥补工资收入。这本是一件挺好的事，只可惜在女生们学会了这门手艺之后，连队也临近撤销，不得不就此作罢。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说，军区情报部从策划成立兵团侦听队，到培育这支民兵性质的侦听队健康成长，从思想教育到物资支援，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军区情报部当时的陶云光部长、陈业轩副部长、李海波副部长、姜寿昌副部长，都曾先后或多次到连队驻地视察指导工作。陶云光部长还曾住在连队搞调研，与小青年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鼓励青年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为情报事业效力。

完成使命功成身退

1976年，随着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文革运动临近结束，经济建设日益成为首要任务，取消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并转制为原来的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已经摆到议事日程。战备任务减轻了，现役军人根据自愿多数也要回原部队，兵团侦听队当然也就走到了尽头。

解散侦听队最大的问题是人员安置。我暗下决心，先安置好青年的去向，再考虑我个人问题。1976年，哈尔滨市到兵团招工，在兵团司令部军务处的关照下，二十来位哈市知青全部返城。剩下的北京、宁波、上海等地的知青则更为幸运。当时北京知青孙琳（女）的父亲在中央联络部工作，他传来消息说，中央调查部急于招人，我立即派人到北京汇报推荐。中调部了解情况后，特地派了两名资深工作人员，到侦听队驻地考察实际情况，对小青年的素质和俄语专业水平极为满意，事后很快调去七人（五男二女，其中包括两对恋爱对象）。这时，还有两名无线电技工办理了入伍手续，调入军区技侦部队。侦听队剩下的非专业人员调往兵团驻地佳木斯的基层单位工作，不久也都返城了。至此，侦听队的人员安置全部完成，个个皆大欢喜。

侦听队的知青应当说是极为幸运的。兵团广大知青在黑土地上常年生产劳动，而侦听员却在接受难得的培养和教育，给他们的人生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由于文化大革命高校停课，人才断档，兵团侦听员正好赶上了这一空当。所以，他们返城后，加上自己努力，有的成了俄语教授、博士、硕士，有的搞起了对俄贸易，不少人成为国家公务员。

1978年，我调到了北京，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小青年再次找到我“秋后算账”。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文凭热”。小青年们虽身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由于没有文凭，返城后只能按工人待遇，对他们的工作安置有影响。我虽然起草并打印了一份有关侦听员培养教育全过程的说明，但寄出后毫无效力。被逼无奈，我开始了索要文凭的艰难之路。我找到一位非常能干的北京知青侦听员，去哈市黑大商谈，去大连找原兵团领导申述，去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面谈。几经周折，千辛万苦，最后找到了当时的沈阳军区李海波参谋长（他原来是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的副部长）。1969年底兵团侦听队成立的当天，恰好就是他亲自到连队讲话，尔后又曾数次去连队视察。他个人的记忆力出奇得好，故对兵团侦听队的创建和结束经过十分了解。这时，黑龙江大学也出具了有关侦听员俄语水平的证明。加上在历史档案中，找到了沈阳军区司令部关于组建兵团侦听队的决议案原件。经过李海波参谋长的批准，所有侦听员终于得到了由沈阳军区签发的宝贵的大专文凭。沈阳军区司令部军训部经办的参谋人员不解地感叹，给地方知青发放军队的文凭证件，真是不可思议啊！

时过境迁，上述回忆已过去三十多年，我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回忆往事，我悟出的唯一道理，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和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使他们学有所成，对个人这是立命之根，对社会这是立国之本。还要多说一句，在高科技空前发达的今天，人民战争的思想也还是要坚持和发扬的，这是我们的强点。

前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侦察处副处长

李植谷

2006年5月31日

主题：兵团高炮显神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