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到延安地区要征集知青和北京干部的情况，同时就对北京干部的看法与一位老朋友争论了起来，自然就是北京干部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对知青的态度上的是非曲直，我的看法是知青与北京干部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更是有苦难言，远离娇妻幼子，比咱们还要有更多的牵挂，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
时间穿越到公社欢迎北京干部的那天。
同样的是解放牌的卡车拉来同样的北京人，唯一的区别就是这几个北京人的年龄稍微大一点，一半的人戴着度数不小的眼镜，我站在最后边冷冷的看着这一群所谓干部 的到来，我是特意来看北京干部的，不是欢迎，是观察。看看这些就要来管我们的御派大员，也不是抵御，就是听说是来帮着当地来管知青的，如何“管”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几天后直接管我的北京老乡但身份不一样的干部与我第一次的见面了。
“我叫袁佳聪，袁崇焕的袁，好的那个意思的佳，称白色骏马为骢的骢，来和大家一起接受再教育”袁的声音有点沙哑，但还多少还有点娘娘腔，真是一种古怪的结合音色。声音给我的印象最深，圆圆的头，深度的眼镜倒是其次了。
我公社的干部是来自北京教育口的干部，很多都受到过冲击。
袁是出版社的编辑。
此时我们村的知青已是声名远扬，三天可以编出一部直罗史歌的速度，（为公社宣传队编写的）显示出文化的底蕴，编者是我村的几个高中生，直罗史歌共四场，词曲都是三天内交卷。也因为我们曾与外来的知青打架而扬名，我村有大量的图书也是人所共知，近百部例如安娜，复活，红与黑和极大量的中华活页文选等历史书籍，当袁看到我们的书时也就是点点头说，好书，没有其它的反应。我们从此看到袁不是一个与知青作对的人，但我与他依然保持着距离。
合队是北京干部们干的一件好事，将条件比较差的调整到条件好一点的村里，人数也相对的集中一点，知青们的生活也好了一些，作为管理也容易了一些，袁找到了我，他是先入为主，问我愿不愿意调一下队，我回答：看您安排吧。我也是欲擒故纵，袁当时有一分钟没说什么，后来袁告诉我说：你们村就不动了，村里的条件也还不错。但结果是女生全调走了，我们男生继续在此——杜家砭接受在教育。杜家砭只适合养男不养女啊。我就此问题问过老袁，老袁也就哈哈一笑了之。
其实是好事，我也不想调整，人熟是一宝啊。后来得知是其他村的村长和知青们的反对，没有村和人欢迎我们，都是抵制我们，所以才造就了我近十年在杜家砭的历史让我与乡亲们结下深厚的友谊。袁后来对我说过：为了我们能和大家一起调队，他努力了，但没成功。我与干部依然保持距离。
我弄到一副下水，搞了二斤酒，我提前约了老袁到我这里，说我有事汇报，袁如约而至，并感到惊喜，一个距离他最远的知青会请他来打牙祭，袁还与我客套，我说：都是离乡人凑在一起不宜，认识一年了也该做在一起喝一杯了，下水也炖好了请吧。
管人的和最不好管的人坐在了一起，几杯下去袁的脸变得红扑扑的了，袁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一句话让袁坐下继续的喝了下去，我说：“我是把你当老乡，都是抛家舍业的，你离妻小我离爹娘。想和你说说心里话，你不想听？”袁没有起来，继续喝了下去，袁的酒量有限，三四两酒就显现了醉酒之象了，话也多了起来也没了官话，“不想家，那是瞎说，想啊！”袁感慨地说，我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我们聊了很多，从艰苦聊到辛苦再到苦，虽都是苦，但含义各不相同，但我们观点大致相同，那天的话题很广泛，最后还说到了读书的事情我也有点喝大了，竟把我们的藏书让他看了，（书是一个高中生的）当时那个高中生有点吓坏了，没想到老袁摸着述说：“好书啊。”从此我的心一下和老袁拉近了许多。距离还是存在，相敬如宾。
林副统帅摔死了，北京干部给我们办了为期三天的学习班，带薪的，每天记十分，其实也就是读读报纸，大家凑在一起休息休息，我早就从收音机里知道了消息，我们每天走读去学习，第二天大队还给知青两只羊，不过是活羊，要我们自己杀， 杀羊杀猪对我们几个都是小菜了，我们早已实践过很多次了，就连牛也曾干过两只了。
我和杨子负责当屠夫，老袁和两个女生帮忙，三下五除二，羊杀了，皮剥了，羊血接了一大盆，凡是能吃的一概留下，绝无糟践，这时老袁发现少了一副羊肝，可我和杨子都没离开一步，老袁和俩女生翻来翻去的就是找不到那一副羊肝，老袁嘟囔着：“奇了怪了怎么就少了一副羊肝呢？”俩女生你看我我看你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和杨子也是一脸无辜的样子，老远走进我小声地问我：“怀军，你说羊肝呢？”我也悄声的对老袁说：有一只羊没肝。我当时是郑重其事的严肃的说的，老袁听后哈哈一笑，：“一只羊没肝。”学习班晚上吃的是烧羊肉 ，第二天吃杂碎汤，不过是少了一副羊肝的杂碎汤。
那副羊肝跑哪去了？我告诉你吧，养肝让杨子顺手随着扔脏东西时一起给扔到河里一死角处，晚上我们几个将其捞出柴锅一顿一瓶酒一喝，提前享受了。
老袁在此之后见我就常说；羊没肝的。
分配，分配，知青的群体在缩小，北京干部的作用在消失，北京干部们也面临着回京的问题，走和留也摆在他们面前了，不过他们只是留下有限的一年，那在他们中间还有哭有闹的，而我不知还要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呆上几年啊，甚至有没有头都还不知道，我没法哭，也没人听我哭。后来不走的干部发展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其仕途打下了基础。袁就是没走的一个，据说袁在留下的一年内入了党。
袁回京后升到副局级至退休。
北京干部们和我们知青一样，良莠不齐，其中有的没少整知青的干部，有把知情送进监狱的干部，好的坏的，有各式各样的干部，不过我公社的干部们出身教育口，心地善良，虽然没帮知青大忙，但还好他们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我是幸运的。
谢谢了，回京后时隔多年我见到他们时就说了这三个字。
不管北京干部怎样，他们总是和我们一同在陕北一起插过队。条件不同但也同是沦落人，后来我曾多次与李友堂先生相聚，李先生赠我多本他的大作，其中就有他的几篇记叙陕北的文章其情也真，令我随之动情，友唐先生曾任市少年宫主任。冯立铭先生是莫大学校党委书记，老秦是四川省射击教练，还有几位是一直教书的先生。
我一直记着他们，把他们当做师长，做好人，是他们的品德。
提前穿越到这一时段，作为纪念。送故者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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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4/28 15:3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