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右派”

站在哪个角度来衡量左与右呢？谁又是中间呢？当年的右派帽子是执政者强加的，那时如果听了右派的话今日之中国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一个马寅初多了几亿人的教训还不深刻吗？执政这是左派吗？他们不配！只不过是封建主义的残余罢了，不见得比慈禧强到那去！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当年的“反右”斗争中真正的右派没有几个，绝大多数“右派”是被“扩大”进去的。

什么是右派？

 

遗憾的是有些右派，不认可二黑老兄的这个观点，例如茅于轼，就在其博客中公开声明：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引自茅于轼新浪博客：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ccgk.html）

 

 

茅于轼都声称自己货真价实的右派，当年定他的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倒是摘他的右派帽子，是冤枉他这个右派了。

 

网上流传，毛泽东当年估计，全国右派大概有5000人左右，可最后被打成右派的高达50多万，这大概就是“反右扩大化”的由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概要问问具体负责反右工作的人是怎么回事了。

 

那么除了茅于轼，当年还有没有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右派呢？下面摘自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29705.html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 “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 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

 

　　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我刚刚看了一篇关于五七年反右的文章，作者认为，当时除了罗隆基这几个大右派言论有点过激之外，其余也就储安平讲了一个“党天下”，绝大多数言论都没有越界。

 

　　王：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报纸。我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武汉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当时放出来言论的，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他们倒不是说要民主，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

 

　　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反右是发生在57年，不是发生在这之前，也不是发生在这之后，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去解释，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觉，我不去管历史决议怎么讲，我不管现在的故事怎么说，我是看原始的材料，从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不过这已经是 20年前的事情了。

 

　　当然，会不会有领导人借机报复，是一定有的；会不会有人下指标抓右派，也是一定会有的。”

 

 

不是很同意王绍光有些的观点，不过二黑老兄可以查查当年的资料，看看当时的舆论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让事实说话。

 

最有意思的是一个网友的跟贴，附在下面。其中提到应该把40年代的延安整风，50年代的反党内官僚主义的整风和反右，及60年代的WG联系起来思考的观点，很有道理。

 

[12楼] 评论人： 鼎鼎 查看评论专辑

敬佩楼主，对反右运动及其背景的见解给了国人对1957年反思的很好开端。   晚辈认为，对1957年特别是反右运动的了解可能是一把打开新中国诸多历史之谜的钥匙，特别是打开文革之谜的钥匙。   很显然，一切历史资料都指明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针对党内官僚主义的，这个整风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整风的力度从党内民主扩大到通过党外民主对党内官僚主义整风。这是一个民主的进步。同时也说明，当时党内官僚主义势力已经到了仅仅依靠党内民主无法解决的地步。所以整风绝不是反右的一部分准备工作，更不可能是什么引蛇出洞的策略。反右运动是打击党外反共言行的，与对党内整风是背道而驰的事情。整风运动要通过对党外人士大鸣大放，是延安整风所没有的，是比延安整风更彻底的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对党内官僚的利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党内官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楼主说的什么工农干部与留用国民党人员之间的矛盾。留用人员和社会地主富农哪敢乱说乱动啊。反右运动使整风的进程被彻底中断而且完全逆转，使党内官僚地位更加巩固，对草根大众更加肆无忌惮，天下百姓噤若寒蝉，以至于这些官僚散布亩产万斤的谬论时，全国只有毛主席一人在抵制。这肯定是违背毛主席的整风初衷的。而文革与 1957年整风、与延安整风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脉络似乎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怎样从党内民主发展到党外民主，最终不惜冒着粉身碎骨的风险，带领草根把这个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砸得粉碎，进而达到全民民主的境界。反右与文革初期的“反动路线”镇压学生大字报、以及89镇压学潮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脉络似乎可以看出党内官僚从反对党内民主到反对党外民主，最终达到法西斯的趋势。可见毛主席是我国也是世界大众民主制度建设的第一人。我们今天可以非常鲜明的看到，所有反毛的人都是反草根民主的，在当代中国，反草根民主就必然堕落为汉奸，因为我国草根的最大利益冲突对象是国际资本的盘剥。所以对毛主席的态度成了爱国与卖国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因为不了解毛主席而误判的爱国者除外）。

 

 

 

上午打了一大堆，还没等发上去，一下子就全没啦——白忙乎半天！

还是说说“右派”吧。

1957年是一种什么社会状况？

昨天又发生断屏，又有一堆材料白打了。

说起来，左右之间的定义其实非常简单，关键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就拿茅于轼鼓吹的“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为例，看看如何体现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分歧。

“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是典型的“市场调控”理论，我以为其核心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有钱人服务，尽量照顾有钱人的利益，而且越是有钱的人，就会得到越多的特权。这种现象在私有制社会中已经存在几千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其真实的写照。

另外一种应对有限资源的方法是按照人口多少和人民的生理要求分配这些资源，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生活需要，如配给制。这里优先考虑的是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力，而不是拥有金钱的权力。配给制不是公有制的专利，在私有制社会中，在面临物质缺乏的时候，一个对本国利益负责任的政府，同样会采用配给制以维护国家利益。

很显然，面对物资短缺的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即使不涉及社会制度的问题，左右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以钱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当然，解决物资短缺的根本办法是提高生产水平，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只涉及如何面对物资缺乏这一事实，即使只是暂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