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令人难忘的知青医生
20世纪60年代的巴彦淖尔农村,同教育事业落后一样,医疗卫生事业也十分落后,农村普遍存在缺医少药状况,一般一个生产大队一个卫生所,有的生产大队还没有卫生所,农民就医看病十分困难。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都十分关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各地都在努力为农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配备“赤脚医生”;为培养“赤脚医生”,巴彦淖尔盟各旗县也都曾多次举办过有下乡知识青年参加的“赤脚医生”培训班。
“赤脚医生”,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南方农村,是指走村串户为农民治病的医生。配备“赤脚医生”,也就是要配备能够走村串户为农民治病的医生。就巴彦淖尔来说,在当时当地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情况下,知识青年的到来,也为当地农村培养和配备“赤脚医生”提供了人才的源泉。于是,在为时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不少知识青年走上“赤脚医生”的岗位。当然,选拔此类人才,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知青出身于医生世家,耳濡目染,对医学有一定的兴趣和知识;二是知青本人的事业理想就是当医生,想考医科大学而未能如愿,来到农村能当“赤脚医生”,也是一次机遇。便通过争取当了“赤脚医生”。三是还有的知青,自己虽没有医疗方面的知识基础和兴趣,但本人政治思想表现较好又好学上进,便被生产大队选中,送到“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然后回来被安排在大队诊所当“赤脚医生”。大体就以上三种情况,当然也有个别的,如有一个知青下乡前买了本《医疗手册》,还带了点简单的药品和医疗用品如纱布、酒精棉球什么的,本想下乡后有个病灾好看看《手册》,自己对付对付;没想到下到生产队以后,社员们看见他有本《医疗手册》,还常翻看,就以为他懂医学会看病,有一家娃娃脖子生疮,就领来叫他看看,说是“砍头疮”,很可怕的。他本来不懂是什么疮也不懂该怎样治,可是还是拿出酒精棉球给擦了擦,又给抹了点消炎膏,用纱布包住。没想到几天之后这娃娃的疮好了。娃娃的父母蒸上白馒头来上门道谢不说,还逢人就讲这知青的“医道”,说得神乎其神。大队领导听说了就亲自登门,让这知青当“赤脚医生”。这知青还挺幽默,说赤脚我不干,大队领导笑着说那就穿鞋干。以后这知青就当了大队的“穿鞋医生”。
当年巴彦淖尔盟最有名的知青“赤脚医生”,要数包头知青张志仁和杨焕香。
张志仁和杨焕香原是包头市一中的同学,1968年同时到五原县美林公社新福大队插队。杨焕香下乡前曾向父亲学过针炙,当时张志仁患腰疼病,杨焕香就用针炙为他治疗。这样让张志仁也懂了些针炙知识。1970年新福大队建立了诊所,两人便被推荐当了赤脚医生。后来两人结为夫妻,成了美林公社有名的夫妻医生。
当年,河套大地上医学不普及,迷信泛滥,有些不务正业的人靠此大发不义之财,用歪门邪说治不了病,还尽祸害人。有个老大爷患心肺病多年,被当地号称“小神仙”的巫医判定了“终期”。张志仁和杨焕香夫妇二人,凭着政治热情和责任心,主动承担起了对老人的救治。这是一场无声的较量,许多的群众都试目以待。“终期”到了,在张志仁和杨焕香的精心治疗下,老人的病却一天天好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好,最后居然能下地走动,还能参加队里的劳动。
如上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有个农妇患了癔病,家人花钱乱投医,而且迷信,什么巫医、神婆、“树仙”、“香灰”都试过,病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患者家人又请回一个能“顶神”的醉仙。邻居用计灌醉了这个吹牛大王,荒唐戏才露了底。患者被送到大队卫生所,张志仁和杨焕秀二人仔细审查病情,针炙、药物齐用,病人很快就痊愈了。还有一个六岁小女孩,得了病毒性脑炎,眼睛上吊,瞳孔散大,颈项僵直,四肢抽搐,昏迷不醒。夫妇二人参考医书,中西医结合,针炙、按摩辅助,又一次创造了治病救人的奇迹。
新福大队有六个生产队,又位于美林、沙河、什巴圪图三个公社交界,当地的病患者很多,都希望张志仁和杨焕香夫妇能妙手回春。后来,随着二人医名远扬,五原县城、中后旗、临河县、包头市也有病人慕名而来。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地方,张志仁夫妇也成了巴彦淖尔盟杰出的知识青年代表。荣誉让他们的胸怀更宽广,不管患者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一视同仁予以精心诊断治疗,常常忙碌得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一顿饭要停几次才能吃完。
下乡十多年,张志仁和杨焕香诊治的病人不计其数,病症名堂也各种各样。面对病死的患者,他们的心为之难过过;看到哑巴说话,瘫儿走路,“死人”复活,他们的心又充满了欣慰。他们的医术在实践中提高,名声被远播,被口口相传得神乎其神。凭着一颗爱心,他们坚持扎根农村不动摇,还带出了八个学徒。知识青年大返城,他们初时坚持信念,不为所动,后来随着政策迁回包头。他们把青春的光荣与佳话留在了巴彦淖尔,而治病救人成了他们一生的职业。
当时,在巴彦淖尔农村和牧区,像张志仁、杨焕香这样的知青“赤脚医生”,也同样有很多、很多。
1979年以后,巴彦淖尔地区有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虽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独立单位,但其所占地片都在农村和牧区的包围之中,其许多连队所在地和当地农村或牧区交插分布。兵团里也有许多知青医生,但在兵团内部不叫“赤脚医生”,叫卫生员。兵团的卫生员也常常接受请求,为当地农牧民出诊看病。在农牧民心中,他们是穿军装(兵团服)的“赤脚医生”。他们也同样在巴彦淖尔大地上留下了许多治病救人的佳话。
比如孔凤云,她当时是二师十二团五连的卫生员。十二团团部在乌拉特前旗新安镇,五连驻地在黄河畔。一天,孔凤云到黄河畔的扬水站工地为战友们治病,傍晚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回到了驻地,累得一动也不想再动了。夜晚她倒在床上很快进入了梦乡。可是就在她睡得正香时,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她惊醒。她赶快起床下地开了门,见几个农民站在门前,一辆自行车的后架上坐着一个呜呜痛哭的小姑娘。她立即明白是有人来找她看病了。就急忙将他们让到屋里,小姑娘的父亲操着浓厚的当地口音告诉她:“孩子在上学路上和同学们玩耍,不小心跌了一跤,把肩膀摔伤了。孩子疼得哇哇大哭,本想送她上医院,但这样大的风是无论如何也过不了黄河的,现在天黑了,刮了一天的大风丝毫不见小,我们没有一点办法了。这时想起了前几天,村里几个小孩肚子(腹泻),医院都治不好,是兵团的女卫生员,用神奇的办法把他们都治好了。咱们都是一家人,现在请你也救救她吧!”
孔凤云深知为当地群众解除病痛是兵团卫生员的责任,她立即开始为孩子诊断。这孩子的嗓子都哭哑了,左肩膀肿得像个大馒头。别人只要碰一碰,她就大哭大闹,孩子痛苦的脸上布满了泪水。她那又黑又脏的右手紧紧抓住孔凤云不放,从她的两只可爱的眼睛里,看出她渴望她能为她解除痛苦。孩子的父亲和乡亲们也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孔凤云。从孩子的症状来看,很明显这是左上肢肩关节脱臼。对于小儿腹泻孔凤云是有点办法。可这脱臼的病人,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对于她一个当了二年多卫生员的医务界小学生,真感束手无策,急得孔凤云一身汗。这孩子和乡亲们孤注一掷地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置身度外,只恨平时学得本领太少了。虽然战地救护训练时,兵团的关医生曾经讲过有关脱臼的急救要领,但没有进一步实践,也就是说自己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眼前是一位真的患者,又是一个小孩,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孩子能否配合治疗?万一有个闪失,对孩子将来是否有影响以及在战友中的威信等等,按当时常用语讲这些私心杂念在她脑子中反复翻腾着……,但这些想法很快就在她脑海中闪过,“治病当紧!”。她一面仔细地回忆着治疗脱臼的技术要领,一面想着对付这特殊伤员的办法,脑子里迅速思考着怎样能使这小姑娘最在限度地减少痛苦……首先对孩子和她的父亲进行安慰。打开医药箱准备好注射器,尽管她的心在颤抖,但脸上依然保持往常平静,觉得任何慌乱情绪的流露都会给患者及家属事来不安,甚至导致治疗失败。一边以最熟练的动作为她注射了一支普鲁卡因进行封闭,以减轻治疗时的痛苦,一边和孩子拉家常:“几岁了?”“十二岁”“家里几口人?都有谁?家里养了几头猪?几只鸡?……”就这样,渐渐地解除了女孩心里的紧张。这时也许是药物起了作用,左肩的疼痛好象减轻了,她脸上露出笑容。孔凤云把战友们送给我的糖果拿出来,塞在孩子的右手里,顺手又拿出一块递给她,就在她刚刚伸出左手的刹那间,孔凤云顺势抓住她的左臂猛地往下一拽!往上一托。她“嗯”了一声,成功了!孔凤云心里激动地呼喊着。不知保时围在窗外观看的战友们也高兴地为她鼓起掌来。这时孔凤云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几乎要昏过去,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额尖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大家亲切地围在她身旁,热情地为我倒水,擦汗。孩子的父亲看到伤治好了,流着感激的泪水拉着孔凤云的手连声说:“谢谢,毛主席的兵团战士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人。”天快亮了,风也逐渐地减小了,人们临走前一再邀请孔凤云到他们村子做客,孔凤云一直将他们送到院外,小姑娘拽着孔凤云的手,待我俯下身时在我耳边说了声:“谢谢阿姨!”又在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跟着她的父亲走了。
还有一位兵团知青叫杨宪萍,是一师五团六连卫生员。当时五团在磴口县境内的包尔套勒盖,五连在磴口县北部的四支渠附近。下面选录的这篇名为《“团结”出世》的短文,是杨宽萍写的,记述了她在 1971年冬天的一次难忘的出诊。
1971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背着药包,和一个蒙古汉子一前一后顶着凛冽的寒风踉踉跄跄在沙漠中艰难地行走。呼啸的北风卷着砂石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好像倾刻间我们就要被埋在这沙海之中。我心中暗暗地想:这下可完了……
今天忙碌了整整一天,当我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了。疲惫不堪的我躺上床就睡着了。深夜2点左右,“嘭嘭嘭”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开门一看,是这个蒙古汉子。他焦急地用生硬的汉话告诉我他在四支渠附近住,他的女人就要生孩子了,请我快去为她接生。他那恳求的话语,信任的目光,期待的神色,促使我抓起卫生包就走。我想治病救人要紧,可没想到遇到了这样恶劣的天气。
四支渠离我们驻地虽然仅有五里多路,可那一夜,我觉得真远啊!好容易才走到四支渠大闸下的蒙古包,里面昏暗的煤油灯下躺着一个女人,正在痛苦地呻吟。我立即为她解衣检查:是臀位,难产!我心一惊。她用生硬的汉语断断续续地告诉我:白天放牧时不心摔了个跟头,起来后只觉得肚子隐隐作痛,离产期还有一个月,也就没在乎,谁知道越疼越厉害,以后连上了阵。我一听,不仅难产,还是早产。这是我当卫生员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
这样大的风,又在沙漠的深入,身边既没交通工具,又没通讯设施,早各这种情况,应该把军医一起叫来。我手中掌握着两条性命,心中没底,万一出点事怎么办?我把产妇的情况向她丈夫交了底,他考虑了一下,表示理解地说:“只要保全大人的生命就行了。”
这时我静下心来,准备着最关键的时刻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约凌晨4点多钟,伴随着产妇的阵阵呻吟声,孩子的屁股露了出来。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因为这种情况最易发生的是脐带绕颈,导致胎死。我紧张在帮助产妇用力,助产。随着胎儿的翻转,我轻轻地把胎儿抱了出来。胎儿泛青紫,脐带绕颈三圈,我立即把脐带绕开,打了婴儿屁股一下,没哭声,可能是呼吸道堵塞。我不顾胎儿满身的胎脂和腥乎乎的羊水味,立即进行嘴对嘴呼吸,吸出一口粘稠的分泌物,接着做人工呼吸。这时候,我觉得时间仿佛凝固了,一张一张地每一个动作都会给婴儿带来生的希望。
孩子的脸色渐渐地由青紫变成了红润。我托着孩子,朝他的脚心拍了一掌,“哇”,孩子哭出了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而我提着的心也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迅速地剪断脐带包好,放在他额吉身边,接着一下子瘫软在毡子上,再也起不来了。孩子的父亲熬好了香甜的奶茶,双手恭敬地举着端给了我。我笑着对他说:“恭喜你添了个儿子。”
这时,东方破晓,天色渐渐地亮了。那母亲带着倦怠的微笑和感激的目光说:“你是我们的恩人,按我们的风俗,孩子的名字应由你来起。”“好!”我高兴地答应道。我知道蒙古族起名一般不带姓,叫什么呢?我思索着……我们是为“屯垦戍边”而来,边疆正是要靠我们蒙汉各族人民共同团结携手来建设和保卫,这个孩子正是我们蒙古人民团结的象征。那就叫他“团结”吧!
他们欣喜地接受了这个名字。
这真是一段美妙的佳话,是当年军民团结的佳话,民族团结的佳话,也是当年生产建设兵团中的知识青年留在巴彦淖尔大地上的意蕴隽永的佳话。迄今21世纪之初,那位由天使般的女知青杨宪萍迎接出世并给了他生命的小“团结”,如今该早已成年,不知他是否还生活在四支渠畔,或者从那里走了出去。不知他的父母是否曾经对他讲述过他的出生经历。如果他知道了这一切,那么他应当永远永远地记住“生产建设兵团”和“知识青年”这两个名词,应当回溯已经走过来的历史的足迹,去寻觅去感激那位给了他生命的天使——知青阿姨。
如今时过境迁,当年的知青医生们,有的可能仍在医疗卫生战线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有的可能转移到了其他岗位,但无论他们今天走到哪里,也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想必他们都已事业有成,更会衣食无忧。无论怎样,他们当年“赤脚医生”或卫生员的经历,那段闪光的岁月,都会永远伴随着他们,激励着他们。他们当年当“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既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一个使命,也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一个机会。这个使命和机会则使他们为实现上山下乡原初的理想而奉献出了美好的青春。他们收获的是不曾虚度的光阴,收获的是河套人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段岁月最为特殊而又深刻的记忆。同时,一个知青医生,他在日日夜夜的行医中,深入接触了更多的农家,较一般知青来说,对农民的精神和生活状况了解得更真实更全面。他们中有很多人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与当地的百姓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时至今日,知青医生们对当年的经历仍一往情深,认为那是他们医疗人生的开始,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一份光荣与梦想。当年巴彦淖尔的人民群众,也会永远记着那些知青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