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我的上山下乡大事年表时我在网上搜到一篇海外知青文章提出“平等说”,这样在上山下乡运动“一片红(上海话语)”或“连锅端(北京话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造等等原因之说外又加了一个“平等说”,因此文发表在海外肯定在国内网上看不到,我链接在我的图表里也没用,所以我转来这里供参考:
此文转载作者和发表日期不详:
在做我的上山下乡大事年表时我在网上搜到一篇海外知青文章提出平等说,这样在上山下乡运动“一片红(上海话语)”或“连锅端(北京话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造等等原因之说外又加了一个“平等说”,因此文发表在海外肯定在国内网上看不到,我链接在我的图表里也没用,所以我转来这里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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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紧接着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中城市的400多万中学生(包括高中、初中66届、67届和68届,即老三届)一锅端,统统都被送下农村。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知识青年(准确地说,中学生即老三届)统统都到农村去呢?
有人着眼于经济。他们认为,把学生都赶下乡是因为城市人口过剩,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有人着眼于政治,强调上山下乡政策的意识形态成分:为了培养革命
接班人,让青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也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还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把革命小将下放到农村去,化整为零,使他们再也闹不
起事来,有利于恢复社会秩序。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上述解释都各有道理。但是它们却未能说明为什么老三届一锅端统统都被送下农村。我们知道,早在文革前,共产党就对中学毕业生提出了“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的口号:一种准备是升学,另一种准备是就业,其中格外强调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1968年7月,中央发过文件,提出大中学生毕业分
配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为什么到后来,老三届就只有一个面向即面向农村了呢?
若说在当时,城市人口过剩,那无非是说城市无法把400万中学生都安置工作,但安置其中一部分总还是可以的,而且也是需要的。若说培养革命接班人,走与工
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什么都去下农村和农民相结合呢?进工厂和工人相结合难道不也是很革命甚至更革命的吗?事实上,大学生多半就是被分到了工厂接受工人阶级
再教育,为什么偏偏是中学生就只能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另外,考虑到当时的初中生,绝大部分还未到成年年龄,小的刚十五六岁,只念完初中一年级,既不够“知识”又不够“青年”,为什么不让他们——起码是其中的
一部分——进入高中继续学习呢?大学生都分配工作了,大学校园都空了,教学设备和教师全在那儿闲着,为什么不招收一批新大学生呢?要说教育革命还没有完
成,学校还是资产阶级的,因而不适宜上课学习,这也不是理由,可以边学边改嘛(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就号称“边学边改”)。再说,为什么当年的小学毕业生又
都升入初中了呢?
由此可见,把老三届一锅端送下乡,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别的考虑。
其实,这中间的道理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反过来想想就明白了。如果不是把老三届一锅端地送下乡,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要对这400万中学生做出不同的安排,
比方说,把一些人留在城里或者是分到其他城市,把一些人分到农村;让一些人上高中上大学,让一些人当工人当职员当教师当小干部,让一些人当社员当农民,等
等,那么,不同安排的标准是什么?谁来掌握这些标准?由谁做决定?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必然会惹出一大堆麻烦,几乎可以肯定行不通。
首先,在当时,基层组织的权威大不如前。过去,基层组织就被视为党的化身,说一不二;然而文革一来,炮轰火烧,基层领导威信扫地。虽说到了68年夏秋,各
地的学校都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但是其权威性仍然比不上文革之前,更何况在新的领导班子内部,工宣队或军宣队负责人,革命师生
代表和革命干部,矛盾重重,派性严重,远不如文革前的基层组织那么统一。
其次,在当时,也缺少一套可操作的评价标准。过去,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政治表现,一是学习成绩。在政治表现中,家庭出身占很大比重,还要看你
是不是团员、学生干部或三好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体力劳动积极不积极。学习成绩则有统考这一道硬杠子。文革一开始,就把考试制度废掉了。学习好坏无足轻
重,政治表现压倒一切。可是在那时,政治表现也很难评价,因为标准相当混乱。例如,共青团被打成修正主义,团员不再是金字招牌。再以家庭出身这条为例,过
去,干部子女是最吃香的,可是在文革中,各级干部都受到很大冲击,有的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只有少数被结合进新生红色政权算是得到了革命干部的资格认
证,大批干部则处于妾身未明的靠边站状态,他们的子女该算什么出身呢?说起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那就更说不清楚了,因为学生分成了好几派,有保守派有造反
派,造反派内部常常又分成不同的派,还有逍遥派。哪个算好哪个算不好呢?
更难办的是,通过几年的文革运动,学生们不像以前那么驯服听话。他们学会了造反,学会了和领导唱反调。尽管在革委会成立后,原来的群众组织都宣告解散,但
是大家人还在,派性还在,在几年斗争中结成的关系还在,因此还拥有不可低估的集体抗争能力。另外,同学之间,在文革中由于相互斗争,还留下了一大堆恩恩怨
怨;其裂痕之深,是文革前无法想象的。
可以想见,如果当局决定对这400万中学生作出不同的分配,由于它既涉及到对学生的政治评价,又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势必会引起学生与基层组织之间,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导致激烈的冲突,吵得天翻地覆,此起彼伏。当局若要摆平搞定,势必要花很大气力,耗去很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一刀切、一锅煮倒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或者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干脆叫你们统统下农村,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占据了革命道义
的制高点。谁敢质疑,谁敢造反?既然大家都一样,不分红五类黑五类,不分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没有差别就难启争端,就算有人想争也争不起来。
果不其然。毛的最新指示一下,全国各地的老三届纷纷响应。虽然有少数学生采取躲避态度,但是没人敢于公开反对,也没听说有什么地方为此扯旗号打派仗争吵不
休。基层组织的工作变得很简单,他们用不着给一个个学生做毕业鉴定,只消对下乡的具体事宜做些安排就行了。此前有不少人暗中忧虑:学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
收场啊?学生们怎么打发啊?结果,毛的一句话就解决了。
老三届统统上山下乡,这一招之所以管用,因为它不失为一种公平。所谓公平,就是一视同仁,就是用同一个尺度对待不同的人。高考是公平的,因为在分数面前人
人平等;按劳分配是公平的,因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一刀切、一锅煮,也算一种公平。至于说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标准什么尺度为好,那是另一个问题。
不消说,把老三届统统赶下乡不是一种好办法。还要指出的是,就在全体老三届上山下乡的同时,某些干部仍然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军,冠冕堂皇地躲过了下农村这
一关。更不用说在下农村之后,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走后门,拉关系大行其道,同学之间为了上调工作而勾心斗角。原有的那种公平很快就消失了,很快就变成了
不公平。
应该说,老三届统统下农村这一举措,固然有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因素,但之所以搞一刀切、一锅煮,那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