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社会发展规律探索(1-5)

 

社会发展规律探索(一)

                                   也从人性说起

 

“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恶”，似乎自古以来就是儒家与法家之间论点的重头戏。现在折人们也往往从这一点开始去进行人性的事先假设认定，从而得出很多完全不同的结论性意见来。

其实，人的本性，从一开始就是二重的。

人出生于世，就存在着双重的对外关系，一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另一重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间最本源的关系，是从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中形成的。随着自然史上最近一次小冰河期的来临，地球上的自然环境逐步恶化，作为人类祖先的古猿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遂有了它们为生存而进行的对自然界的抗击。

最初的抗击肯定是出于动物本能的传统方式---迁徒。即凭借其动物的本能重新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与地点。

但环境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本能的迁徒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至少有部分古猿群体在迁徒中并没有寻找到类似原来那样舒适的环境。结果自然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因再也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来源而渐渐被淘汰或彻底湮灭；另一些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不断深入的环境，从而被迫滋生出一些新的获取生存条件的本能性方式：例如更长时间地从树上下到地面寻找那些生长在地面的植物根茎之类的裹腹之物，于是前后肢的分工逐步形成。不断发现新的可食物品，更多地规避凶猛野兽的袭击等一系列新的实践际遇，则必然地刺激了古猿脑部的进一步发达。诸如此类的变异促进了古猿必须且只能去更加积极地寻找有利于增加自身能力的助力：例如拣拾石块或木棒以为己用。

现在的自然物使用往往不能让古猿们感到满意，于是触发了它们改造这些自然物的初始动机。而当这种改造行为被付注于实施时，人类就正式地诞生了。

从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诞生的人类，从一开始就对自然界形成了一种交恶性态势。由此形成了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条件下的“性本恶”的一面。

现在再来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源形成过程。

人类以前的古猿是群居的生活状态。最初的人类社会仍然保持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血缘式群居，再逐步进化到了所谓的母系氏族时代。

血缘形成族群内的亲情。这是物种繁衍的客观需要，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作用结果。这就形成了人性本源中善良 存在形态。

直到今天，仍然有无数文学文艺作品在向人们歌颂着“母爱”的伟大与绝对无私。种族自身和繁衍与壮大，是人类自有独立完整的意识以来就始终深深植根于脑海中的基本传承观念。这应当没有任何人需要置疑了。

由此可见，人的本性中，“善”与“恶”应当都是同时的、初始的存在。

这是全部相关分析的基础性前提。

谢谢二位的捧场了!
我也是看到冷兄的文章后有感而发。想写成一个系列文章来表达我的一份观点。非常欢迎大家来评头品足!这样能让这里热闹起来!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可能会比大家发得慢一点。还是先欣赏大家的观点吧!

 

社会发展规律探索(二)

       从依存自然到改造自然

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人类的自身抗自然条件并不高明。寒冷和酷热、野兽的袭击、食物的极度短缺……一切都形成了人类仅凭单纯地依存于自然成为越来越不可能。摆在人类面前的道路只剩下了两条：一条是慢慢地熬到最后一息，盼着在种族完全灭绝之前出现更加适应自然界变化的生理变异(进化)，或者就此走向最后的绝灭；另一条则是倒过来让自然部分地适应自身，也就是对自然界进行人为的改造。

为了应对向大自然的开战，人类以血缘种群为单位团结起来。通过按照性别和年龄所进行的自然分工，形成了人类最初的社会雏形。在这个阶段上，对外(主要是自然界)的顽强拼搏和对内(人与人间关系)的骨肉亲情，同时和谐地存在于同一个人类种群之中。这应当是很明显的一个历史事实。

改造自然的实践是人类前进最重要的基础。用课本上的语言讲，这种对自然界的改造构成了生产力。而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则结成了人类种群内部间的相互关系----最初的胚胎式的生产关系。

在人类产生的最初阶段上，人类种群之间的关系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限制，相互间实际上完全是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完全是因为人的思想认识观念这种上层建筑的东西只能建立在相应的现实经济基础之上。当时的人类由于本种群的安全和繁衍绝对是第一位的，一旦遭遇外来的因素自然而然就产生出了调度警惕的防范。而不同种群偶然(当时只可能是偶然)地会聚到一起，必然形成对于该地区食物来源的争夺。这样的实践中，要求原始人像现代人一样讲“人性”绝对是无稽之谈。只有将来犯者一律灭杀，才是当时唯一实际的解决处理方法：减少了竞争对手，获得了对手的工龄与武器，甚至有可能进而得到对方的领地资源……这一切对于当时人类的种群生存实在是太必要了。

这时的种群内部，则孕育着现代文明中最重要的胚胎：爱和真善美。生存技能即改造自然能力的传承是其中的核心内涵。前边提到的自然分工，再加上当时的人类智慧与现实制约所只能达到的“平均分配(按人头)”，还有纯粹理论上的“生产资料氏族(或部落。最初则只能中种群)公有”，就构成了教书中所讲的“原始社会”。其实，当时的生产资料几乎同时只是每个获取食物者自身的随身武器或工具。而在旧石器时代连加工工具的工具都并不被人特别重视，又哪里会有什么真正必须拥为公有的生产资料呢？教书上的这种说法，是按照这些武器或工具后来的沿革方向命名的。其道理在于：一旦某人身亡，其原来使用的武器或工具会自然被分配给其他种群中人使用；而在种群间的战争中获得的这些物品，自然也是会由种群领袖分配给群中的某人使用。这是当时意义上的“公有”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

上午匆匆忙忙发了个帖就有事去了。
无声的帖子肯定是思虑谙熟了的结果。我却只是看了冷兄的大作后才产生的一点初始的分析和思考。试着一点点分析出来，看看会推演出个什么结果。
所以不是在评价东方或西方的现成理论本身。
好容易有了这么好的一个课题，还是让我试试自己的这个分析吧。

哈哈!豆兄的帖子风格很像鲁迅的样子嘛!
还得慢慢琢磨。

这样的讨论给了我思想上极大的启发。
我感觉非常有用!
谢谢大家来参加讨论了!

 

社会发展规律探索(二)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初探

人类社会形成以后，一直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中艰难地发展着，前进着。它的每一步发展实践都充满着五光十色的丰富画面。要想复原这全部的历史画卷根本是不可能的。

然而，事物的发展毕竟总是有规律可寻的，那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必然性因素的作用了。许多事的发展根本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只能向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发展。这就叫做历史的必然性，也就形成了人们认识历史、描述历史的根本依据。

人类的生产劳动，最初是动物式的简单获取自然性食物，后来使用了工具，最初也只是逐步扩大了食物的获取来源，相对提高了种群的生存基础，相对改善了种群的生存条件。

然而，有不断的量变，就可能导致一定的质变。

从人类自身发展的角度，我们把动物式的简单食物获取行为称之为“原始的采集”和“原始的狩猎”。工具的改善和劳动经验的积累，使得古人们的劳动收获有所增加，加上大自然环境的变化期已经过去，人类在自然中的适应性也随之提高。于是，更多的开始不再进行长距离地迁徒，相对固定地生活状态有益于种群的繁衍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个种群开始，人们在长期的采集与狩猎中发现了种植与放牧的可能性，从一个偶然的发现里，人类找到了从自然界主动获取食物的新方式。于是，产生了原始的种植业和养殖业。

可以想像，刚刚开始的这两个新兴行业肯定非常非常的脆弱。因为这里需要无数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提升。而且初期的收获量应当也是没有保障和数量有限的。由此可以推断：最初的新兴行业，一定应当只能是按照自然分工留在家中的老人和孩子们的一份“副业”。

很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对这种当时绝对只能作为副业的种植或养殖行为颇为上心，于是认真对待，过细观察，在几年的实践中逐步掌握了一定的规律，从而萌生了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以躲避危险而收获日渐减少的采集与狩猎主业这样的念头。再通过种群的扩大后自然会产生的内部分离(即一个种群重新划分出新的种群)而独立开始了这样的生存活动。或者是在同一种群内由开明的种群领袖决定允许其继续进行实验。这样，通过漫长的、很可能是几代人的经验积累和技术传承，新的行业的优越性逐渐显现出来，于是形成了人类社会开始脱离一般动物生存方式的第一场伟大革命----以人的劳动作为主导决定性方式的食物获取方法开始取代了单纯依靠大自然的赐予方式。

这就是一种绝对的必然。

随着种植与养殖两大新兴行业的出现。人类开始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

首先是两大行业在地域上的互不相容问题。你在这里种植了东西，就不能再在这里大规模地进行养殖。这是最明显的了吧？

于是，出现了人类社会中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

社会分工的意义在于，能够让所有参与了分工的人们相对更加专精于某一个生产劳动项目，自然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升劳动的收获量，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使得各项生产劳动的技能技巧得以更好地积累、总结、提升和传承。一句话，就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间分离出来。

这里就又出现了一个以前的人类没有遇到过的全新问题。就是手工业部落(好像现在已经应当从简单的种群发展进货到部落了吧)人群的食物来源供应问题。

农业也好，畜牧业也好，其产品都能供给生产者直接食用。但手工业者所生产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产品，都不过是一些生产和生活用具，并不能直接被食用!而当他们在原来的部落中生存时，内部的分工能够使他们直接获得必要的食物来源；现在他们独立出来了，原来的部落没有义务再向他们供应食物了，而这种事实能够存在的前提，就是他们要有办法通过自己的产品直接获得食物来源。分配既然没戏了，那么他们获得食物的方式又是什么呢？这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延续至今的“交换”的必然性了。

“交换”活动，肯定早就出现在人类活动中了。但当时不具备客观必然性。而属于可有可无，算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吧。但是到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交换就成为了人类获得生存和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绝对的必然了。

随着交换活动成为人类基本社交活动的重要内容，被交换的物品也在开始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最初的交换肯定是最简单的互通有无，以自己所富余的产品，去交换自己所稀罕的别人的产品，并没有太多的“等价交换”的概念和需要，反正只是侧面地尝个鲜嘛。但是，到了独立出来的手工业者向其他部落交换自己生存所必须的食物时，交换已经变成了经常性的必要社会交往活动，而且所交换来的食物必须满足自己维持正常生产和再生产的生存需要，而“再生产”则意味着需要出现能够用于积累和储存的一定剩余财富。于是，“等价交换”的客观需要与相应的概念开始产生和普及。保护自身生存的需要由此外化为等价交换的社会行为。产品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商品形态。

在交换中，最开始当然肯定是某物与另一物之间的简单交换，进而发展为某类物品与另一类物品间的交换。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可用于交换的物品各类越来越多，使用原来那种简单有“物物交换”方式开始出现了实际上的困难：某甲需要粮食，能拿出来交换的却是弓箭；某乙有粮食却需要锄头；某丙有锄头却需要肉食。此时，假如恰好有个某丁能出让肉食又需要弓箭，大家才能实现各自间的交换。但在这里某丁能否出现却是偶而的，不是必然的，则这项交换能否实现就成了问题。交换实现不了，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就受到了阻碍。社会不能正常发展了。

于是，需要交换的人们开始注视自己面前的市场了。一般情况下，这里总有一种物品是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这种特定的商品是被大多数参与交换者所认同的，它拥有比其他商品大得多的交换成功的机率。比如农业部落集中地区的羊，又或者是畜牧业部落集中地区的粮食等。这时大家都改变了直接进行“物物交换”的方式，开始先到市场上去用自己的商品直接换取这种更多人认同的商品，再用这个大家认同的商品去轻松地换取自己需要的某种商品。于是，这种被纯粹用来作为交换媒介用的商品就逐渐约定俗成地成为了所谓的“一般等价物”。而在长期复杂的交换中，人们又逐渐意识到，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应当是自身价值高、同时又容易长期保存不会磨损、并且具有方便均匀切割的特性。最终，金银这类贵金属就成为了人类社会几乎通用的“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货币。这个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自然而又必然的过程呢。

很明显，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被这种始发于人类与大自然的斗争实践中所逐步形成的各类事物必然地决定着、推进着和演化着。这就是社会发展最一般的基础，我们叫它经济基础。

 

社会发展规律探索(四)

  
                        社会形态的变更也是具有必然性的

社会发展规律中的这种必然性，同样贯穿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整体过程之中。几大社会形态间的变革同样是这种客观必然性推导下的结果。

在最原始形态下的古人类种群状态中，人对自己群体的认识绝对只可能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小小群体。而对于其他同类则与大自然一道是作为天敌看待和对待的。

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提高，特别是头两次人类社会中出现的社会大分工，把人的视野推向了自己本种群之外，自我的概念由此延伸到了与自己种群或部落友好相交往的其他人类群体。当然，这里还是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界限概念：自己的种群或部落是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外面的同类人群则只是“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上的，其交往准则就是从商品关系的“等价交换”中衍化出来的“平等相待”。

这时，在群体性的生产劳动中所形成的指挥与从属关系及团队性概念已经形成。加上原来依据血缘关系长期形成的部落内部大一统关系，构成了原始社会的架构状态。

分工的出现并不是仅仅限于社会分工，在部落内部的自然分工也同样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地转化为更加适应生产劳动水平提高需要的人为性的内部分工。指挥者越来越脱离开生产劳动的第一线而渐渐专司指挥之责，直接生产者们也开始逐步承担着更加专业化的劳动任务。

随着人类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劳动者维持自身生存以外的更多劳动产品即所谓的“剩余产品”时，人类社会开始了其发展历史上最重大的一个变革：奴隶出现了!

最初的奴隶来自于部落间战争中抓到的俘虏。

以前的战争中抓获的所有俘虏一律是要无条件灭杀的，因为留下任何一个俘虏，都会增加部落自身养活族人的难度。但在劳动生产力有了提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始时很可能是由这些俘虏中的某些人提出哀告，强调自己在某项生产劳动中有着何等突出的本领，能够为主人带来新的超过对自己生命进行供养的财富。于是留下这样的俘虏就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了。

奴隶能帮主人做事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奴隶的主人到底是整个部落还是其中的某个个人。

当部落的财产仍然属于全部落人共有时，奴隶肯定也属于整个同有。但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部落领袖们手中往往聚集有大量尚待分配的财富(就是那些剩余产品)。随着分配日趋简单化，产品的分配很可能在某一时间和地点转化成了生产资料的分配。而奴隶当然也会被作为生产资料而分配到对部落拥有不同功绩的个人手中。部落内家庭单元的形成(这本身也是一个极为复杂漫长的过程。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详述了)，使得不同家庭拥有的奴隶数量与质量一定会有所差别。

有了奴隶，又有了可供个人或家庭私人占有的其它生产资料，人类社会立刻出现了巨大的分化。拥有众多奴隶者成为了奴隶主，其他人则被称为平民。奴隶社会得以形成。

奴隶社会在人类社会中代替原始社会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重要的进步。首先，一批终于摆脱了日常繁重生产劳动的人的出现，为人类总结自身历史实践经验、创造文字和延续知识提供了首要的必须条件。其次，奴隶生命的保存相对于当年的全部灭杀又是对生产力一种重要的保护。其提高和促进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到底有多大多高，看看埃及的金字塔等至今令惊憾不已的历史成就就可见一斑了。

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冶铁业的出现宣告了奴隶社会的灭亡。在铁制劳动工龄的条件下，个体劳动方式开始胜过了集体劳动方式，劳动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当年使用石制工具时显得越加突出和重要起来。这时，再把劳动者当作完全的生产资料任意驱使，已经不能提供出更高的劳动效益，生产力自身发展所客观要求的对劳动者个人积极性的保护，导致了看到这一特点的开明奴隶主产生了新的统治方法：相对解放奴隶的简单工具身份，给他们一定的人身自由，把作为主人的土地出租给这些劳动者，让他们以地租方式向主人缴纳剩余财富---这就是封建制度。

我们应该发现：这里讲到的生产力发展几乎完全是以农耕方式为基础的。这也解释了一些游牧民族内部的生产关系为什么直到近代都没有那么明显的阶级分化。不过，无论是从两大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自然条件还是人文条件看，农耕方式确实是人类进步中占有首要位置的生产方式。

再后来，生产力继续发展。以机械力替代自然力的机器问世了。于是，封建主义的丧钟也被敲响。资本主义制度问世了。

到现在的叙述为止，客观必然性对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的影响已经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但社会千姿百态的发展实践中，还存在着太多的偶然性因素。这将在下面的分析中开始探索。

 

社会发展规律探索(五)

                  历史偶然性对人的思维的影响

如果说历史必然性决定了历史发展演进的总体框架，那历史偶然性则往往决定的是具体历史事件的现实状态和实际影响。

唯物主义有一句名言叫“存在决定意识”。处在具体社会生活环境里人，以其有限的生命时间和同样有限的实践空间，往往对身边面前具体的历史现实印象更深。因此，必然性往往不一定被人们所普遍认识，而偶然性却反而成为人们分析评价事物的重要依据了。

另一个认识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重要现象是：人们往往对已经过去的、非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比较能够接受那些权威性的总体评价，但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却几乎一定要用自己最直接的经历去进行阐释和说明。相当多的人总是信奉“眼见为实”，于是当然只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才真的不会骗到自己；更由于亲身的经历中必然地会形成个人独特的感受，其印象之深，就绝不是那些别人的说法所能够轻易影响和改变的了。

记得看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里面提到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变形后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原型。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巨大的地域统一所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再加上开科取士等一系列重要的相关措施。这些特点都是源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某些偶然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当然是在总体遵循着必然性规律运行过程中的偶然性作用了。

印象中，应当是由于中华古文明发达极早，还在原始氏族公社后期的中华大地，就已经开始初步形成了相当统一的整体格局。这应当是当时先进的农耕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其它生产方式形态的一个重大胜利。也就是生产力自身的一种决定性胜利。相对稳定和能够产出更多的农耕生产方式，其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就同样地强大有力。从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炎黄大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氏族间争夺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影子。根据那些传说，当时的社会形态已经从传统的母系氏族进化到了父系社会形态，奴隶也出现在了那时的社会现实里。这应当是人类历史依循客观规律正常演变和发展的一种实践。

当然，根据正史的认定，古中国的奴隶社会形成是以禹的儿子直接继承其王位为标志的。这就是一种历史偶然性的直接作用了。历史阶段的定位总是需要以一定的具体事件为标志，不然很多问题就没办法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这也是约定俗成的一个惯例了。

在经历了夏、商、周等朝代后，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从周朝开始的封建社会曾经似乎要回归到典型的封建小帮国形态，却又被很快地扭转走向重新的统一。而后，历史上还先后出现了诸如五代十国这样的短暂局面，也都并不长久。直到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仍然依靠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数千年以来以个体生产劳动为主体的农耕生产方式，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本来的面貌，左右了整个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先后涌现的大量惊人的发明创造也由于这封建制的强力打压而未能真正获得发展的条件：封建国家的整体机制自觉地实施着不同形式的“重农抑商”政策，将一切影响到封建基础的事物一律打成“异端邪说”或“怪力乱神”而进行无情的灭杀。历史上大家都学到过的明清时代对于国内资本主义萌芽所进行的坚决摧毁性打击，则是最明显的例证了。

清朝灭亡后，如果孙中山的国民政府能够获得正常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将有可能取代封建制度在中国出现和生存。然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却完全毁灭了这种正常发展的可能性。殖民地条件下的畸形资本主义工业与广大乡村继续顽强存在的封建农业并存，于是形成了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不得不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改天换地。这种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之间的强烈碰撞，仍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大概是中国广大农民第一次接触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实践，“组织起来”的力量让世世代代各自为“政”的个体农民产生了自身也能够强大起来的全新理念。再经过长达八年的“抗日”洗礼，中国的民众开始成熟起来了。

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开始有了安心推行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于是在几年的恢复经济之后，1953年开始有了被称之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国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逐步实现所谓的“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全面实施资本主义民主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全国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达到对资本主义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目标。

然而，历史又在这时出现了极大的偶然性：一方面是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全面封锁，一方面是国民长期积压的贫困生活极待改善，必须用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来解决这对尖锐的矛盾。从中国农村中出现了自发的互助合作这样一种源自当年经历过民主改革的根据地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借助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巨大威望，合作化的高潮迅速到来。短短两年多的时间，绝大部分农村和农民就一步跨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借助抗美援朝后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大提前了其完成期限。大潮一卷，手工业的改造也在仓促间完成了。

新的问题出现了：社会主义怎么搞？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苏联当时是唯一能让我们借鉴的国度，但他们的很多实际情况也与我们有着极大的不同(从根本上说还是生产力水平的极大不同步)。照搬的结果很不理想，等待人民中新的创造也同样不是很理想。这里，我不相信当时的全国农民中就没有什么理想的创新，但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极度低下，这样的创新不会很多，更由于当时各级干部被成绩蒙住了双眼，好大喜功，欺上瞒下等风气盛行，肯定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被扼杀了。

都说，要是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能还会在黑暗中挣扎；要是没有邓小平，中国也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这话完全正确。这就是历史必然性条件下的历史偶然性作用结果。

这一点，外国人眼睛里看得比我们的一些国人更清楚。原因就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更加客观。偶然性因素对于他们的影响绝不如对我们亲身经历这一切过程的国人那么大。

 

社会发展规律探索(六)

            知识青年群体的特殊性分析

如果静静地想一下，中国历史包括世界历史上需要进行深入剖析的事件之多，说它犹如恒河沙数都不为过；至少，目前还在反复争论中的事件也是成百上千了。远的不说，随便浏览一下咱们自己的论坛，就能够看到需要研究探讨的绝不仅仅是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件。

这也是客观实际。恰恰表明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还存在着大量不能够令人满意的问题和弊端。先不谈拿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问题相对比。只说我们这个社会作为一个绝对是过渡形态的人类社会基本社会形态，这些问题和弊端的存在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恰恰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够发达，对于大量因偶然性因素出现的现实事物的处理中也就拥有了更多的偶然性，盖因这种条件下可供良性决策者们选择的具体道路往往更加被客观条件所局限和制约。

就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事来说吧。当时面对解放初期刚刚恢复了生产机能而又由于帝国主义的严酷封锁不得和把加速发展重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国策的情况，更由于苏联模式的实际影响，当时的城市只能进行严格的统购统销和严格的计划安置；在粮食供应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为更多的新生劳动力找到新的出路当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国策性议题。还是从苏联学来的方法，于是有了55年杨华大哥他们那批自愿奔赴东北大地进行垦荒的前驱者，有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们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们如同当年各条战线的英模一样，甚至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家宴的特别邀请。就是因为这条道路真正是当时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

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由于“血统论”这类观念意识形态的严重存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地方更多地把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性手段而出现那些至今令人唏嘘与嗟叹的真实事件，但上山下乡作为整体性政策，它本身却越来越被肯定、完善和固定下来，期间似乎只有名称上的改变，而无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是一种必然性控制偶然性的结果。

这就像抗美援朝，现在也有人说哪些战役指挥失误，甚至更严重的诋毁也有所见；又像是当年的反右派斗争，虽然平反时早已经“一风吹”了，却仍然有很多事影响到了今天。

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似乎没有任何声音比要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予公开结论的声音更加响亮了。事实上，包括大批复员军人在内的群体似乎都没有出现如此强烈的诉求声音，人数更为广大得多的农民们的声音也同样比我们小得多。

我感觉，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对于上山下乡至今没有作出过明确的官方结论。这自然是由于它与文革之间的关系定位所决定的。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了，但上山下乡牵涉到数千万知识青年，直接否定恐怕不大可能；再加上上山下乡虽然在文革中形成“运动”，规模比文革前扩大了太多太多，却仍然属于原有政策的一种必然性延续，而如果直接全盘否定，很明显等于要先否定当年实施这项举措的客观必要性，这恐怕也是不妥当的，毕竟当年这样的举措对农村、农业的振兴以及城市人口压力的减轻还是起到了明显作用的吧。更由于无声朋友帖子中所提出来的“备战”需要，明显把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提高到了一个“保卫国家安全”的新高度，这点老百姓可能并不太在意，而对于必须对历史负责的政府决策者们却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事实。

再一方面就要说到知识青年这个群体自身了。

这应当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我们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分化到了各个社会阶层中，其中不乏拥有一定话语仅的代表人物；让他们否定自己亲历过的青春恐怕不会那么简单；而今天的网络之普及，让更多的作为普通老百姓有了说话和表述自己意见的适当场所。这一代人从当年下乡期间的无奈中就已经学会了用笔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且其所形成的社会共鸣比任何一类相类事件的参与者都更加明显地出现规模广大之势。

当然，这里说到的绝对还仅仅是表象。至于真正的原因本人尚没有力量去探究出来。尚待朋友们给予指教了。

这里想说的是，这样一种特殊性，似乎真的应当引起各方面研究者和关注者们一定的注意。其内似乎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或者说至少是值得重视的力量。一种不可等闲视之的客观存在。

因此，如何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历史事件偶然性因素的交织中去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理清关系，摸到规律，就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历史性任务了。即便现在还弄不清楚，也应当尽快地得出一个结论。这不仅因为多数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已近年迈，许多具体政策的落实或问题的解决真的开始迫在眉睫了，也由于这对正确认识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认清未来的前进趋势都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