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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团，每逢春节总要或让战友带或通过邮寄，给家里弄些葵花籽…… 所以，一到年底，附近村子里的肉呀、鸡呀、瓜子呀的几乎被我连的人买光、换光了（用兵团服装、粮票等）。以致后来出现了农村的男女青年倒是都穿着兵团的服装，而我们则开始穿喇叭裤那样的时装。男男女女花红柳绿，羡煞了周围的农村人。
那是去兵团的第三个年头，临近年关，那天是我和上海兵张的轮休。俩人合计着去狼山那边的村子里弄些葵花籽。平日放马我俩便是一班，自然好交情。我挑了一匹‘白玉点’，马背上搭了自己的兵团大衣（我们马号的骑马从不备鞍子）。张骑了一匹黑儿马，马背上搭了一条破麻袋。俩人一抖缰绳，从果园绕道直冲狼山飞奔而去。两匹马高高大大、油光锃亮，一看就知是兵团的。
俩人说说笑笑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子，看见一位背着口袋的妇女，我们下了马上去搭话，“村里有卖瓜子的吗？”我问。妇女眼睛一亮，忙说“我家有点儿”。让她把口袋放在我的马背上，她死活不肯。只好牵着马跟着她来到一处荒芜的院落。土墙外有两棵光秃秃的的沙枣树，把马拴好。两间小土房，靠东一间有窗户纸是住人的屋子。推开门光线很暗，阴冷潮湿的屋里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儿。窗子上有两个破洞，窗纸被风吹的嗦嗦响。地中央堆着一小堆煤面儿。屋里怎么不生个炉子？想问，话到嘴边咽了回去。只见光溜溜的土炕上，半截羊皮袄围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地下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往灶里填着麦秸。一个中年男人在后炕上躺着，好像在呻吟，看不清面孔。那位妇女用自己的衣袖把炕沿搽了搽，让我俩坐下，而我们都愣了，俩人对视着谁也没坐。“孩子他爹得了个怪病，没气力，已经两年了，不能下地。”妇女和我俩边唠边找碗给我们倒水…… 原来这个村子叫红丰七队。 大嫂姓姜，从山东嫁到内蒙，男人患了肌萎缩，病情已重。两年来，卧病在家，队里照顾他们每天给男人记半个工分，每个工分一毛三，说着，大嫂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刚从队里借回来的那袋麸子便是全家顶到过年的口粮！
挨着水缸是一个方方的、用高粱杆扎起、里面用旧年画糊裱的‘柜子’，掀开用细红柳编的‘柜盖’，大嫂从破烂杂物的最下面，提出多半面袋 的瓜子来，“这是今年藏起来的，没让孩子们知道，卖些钱，好过年用。”正说着，只见地下的小姑娘一把将袋子死死拽住，“娘，别卖给他们，咱们吃吧！”炕上的两个孩子突然哭了起来。只见大嫂把小姑娘的手狠劲掰开，解开袋子，伸手给每个孩子抓了一把。小姑娘大声哭了起来。看到这一幕，心都碎了，这瓜子还怎么买？！我看见张的眼圈已是红红的。我把自己的那件兵团大衣（那时的行情能换20斤猪肉）给炕上的两个孩子围上。张把身上的（上海兵当时每月6元）7、8块和十斤全国粮票 全掏出来，递到了大嫂手里……
震撼过后，在这个阴冷、昏暗的小屋里，感到的是一种窒息！必须立马离开才能缓过这口气。俩人立刻冲出房门，飞身上马。大嫂拎着袋子，使劲地喊我们。此时，我已泪眼模糊。长这么大，第一次走进这样一个世界，目睹了这样的悲苦人生！以致多年以后，这一幕时常在我的眼前出现：那些没有温饱、齐声哭喊的孩子，那在困顿中拼死拼活的大嫂，那卷缩在墙角与死神抗争的大哥。即便就是那样的日子，他们竟也坚强地活着、熬着……
正是这些亲身经历，一次次地把我们的信仰打烂、碾碎！只剩下不泯不灭的良知伴着我们，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而时至今日也才意识到：是上山下乡让我们直面了当时的‘三农’。而我们兵团相对的封闭，对占人口绝大多数同胞的生存状态不甚了解，使得我们的感慨、我们的鸿篇大论，实际尽是些奢谈！要么就是扯淡！所谓思想上的成长与升华，其实早就被局限！！
回途识路，马在狂奔。我俩谁也不说话。冬云沉沉，有雪屑扑在脸上。也许是心冷，也许是因着这透彻心扉的悲哀，抓着缰绳的手连同整个身子，不停地在抖，泪水顺着脸颊一路止不住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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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6/16 18:0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