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家就在场部。到了场部，并没有急着去他家，而是先去我工作过的农业银行红旗坡农场营业所去看看。我离开那里已经将近40年了，再也没回去过。远远地看见一排平房，贴着瓷砖，农业银行的统一标牌悬在大门上方；门窗是铝合金的，都安有防盗的铁栅栏。我为什么关注这些呢，看看我对过去的回忆就知道了：“革委会成立后，（银行）派我和出纳又接替了红旗坡农场营业所的工作。唯一不满的仍然是工作条件。多少年的老土坯房子，墙都酥了。隔壁是农场商店，没有看夜的，再过去是职工食堂，也没有看夜的。整个场部就安排了一个巡逻打更的半残老头。商店经常被挖洞偷盗。县支行在城中还每晚都有警卫荷枪实弹值班，而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守着银行的保险箱，说不害怕，假的。为了革命，坚守岗位；为了自己的命，也得想辙。找人打牌，赔上烟赔上茶水。为什么，就是让他们陪我度过难熬的夜。要求建个牢固的房子或者安全的地点，银行说没钱农场说没房。说多了，银行说不愿干可以下去劳动，农场说砸死你我们负责。最后落了个不安心工作。搁现在，一万个人都会辞职不干了。可那时，铁饭碗不假，磁铁（吸铁石）饭碗也是真的，紧紧箍住你，不让你离开。离开了，泥饭碗你也找不到。”好多人都奇怪我为什么舍弃了银行这么好的工作，调到新华书店去干吗。一是我喜欢书，更重要的是离开这样的环境，我就可以每天晚上睡个安稳觉了。
门外如此，进去看看里面如何吧。真的让我有点瞠目结舌了。宽敞的大厅，先进的办公设备，远远不是一句“鸟枪换炮了”所能形容的。现代化，全部的现代化。和口里（内地），和大城市的银行没有两样。我不由得感慨了：生不逢辰呐。当年若是如此，何必费劲巴活地非要调回天津呢。继而又释然了：此一时彼一时也。正是有我们当年在新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有今天。幸福的结果没享受到，奋斗的努力确实付出了。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辈辈如此，才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看到这一切，也不枉自己在新疆含辛茹苦，拼搏奋斗的这几十年。
然而让人瞠目结舌的不仅如此。惊讶一个接着一个。到了场部，办公主楼迎面矗立，好气派！一个农业企业，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其创业的气魄和艰辛是不言自明的；其取得的成绩，也是不言自明的。靠什么，使得当年我在时年年亏损，经常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连我要求给银行换一个比较安全的营业场所都无力办到的穷农场，变得如此富裕了呢。不用四处打听，满处调查，办公付楼的标语就给了明确地答案：“阿克苏苹果，红旗坡打造”！好大的口气。是不是夸大其词了呢？当然不是。自打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天津的超市里面就有红旗坡农场的苹果卖了。这次新疆之行 我是10月底回来的，那时，苹果已经上市，到了飞机场你就看吧，人人手里都提着苹果，而且是正正规规的红旗坡农场冰糖心红富士苹果。
李碧辉的家到了，竟然是一座别墅。宽敞的庭院，种着各种蔬菜。气派的两层的小洋楼，专门的车库，充分显示了现在农场职工的富裕程度。因为是熟人，我没有绕圈子，单刀直入地问起他的经济情况：改革开放以后，他和他哥哥两人办起了一个打井队。阿克苏周围的城乡遍布了他们的足迹。干了二三十年吧，确实发了。后来哥哥中年病逝，他也就收手了。至于全部家产，他只伸出一个手指。一百万，一千万。甚至一个亿？他没说，我也没问。不过，就我这次新疆之行所接触的朋友来说，只要肯吃苦，肯下力气，千万家产不是梦。一个朋友的儿子，承包了千亩地，种棉花，亩产350千克皮棉，千亩就是350吨。收购价以一吨8000元算，毛收入280万元。除去成本，可以粗略的算出净收入来。现在种地全部是机械化，他光拖拉机就有两台。播种，中耕都是机械；灌溉全部是滴灌，连施肥打农药，都是机器，放在滴灌设备内，随着水就流到地里了。根本不像我们当年在农场时，干什么都靠一把坎土曼。累死累活还干不出个名堂。结束了，我们当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新农业，大农业！当年我们在新疆时，上级反复给我们描绘的，新疆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这次回新疆，感触最大的，就是人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找到了勤劳致富的门路。包地，办实业，凡是有体力，有精力，有脑力的人，都投入到这个洪流之中。无论你是无业的，还是在职的，抑或是退休的，都在干。据说一个我熟悉的厅级干部，退休后也承包了不少土地，搞起了林果种植。我唯一留在阿克苏的农垦学校的同学，子女们开了个饭店，攒下了近千万家财，已经歇手了几年，我回去碰见了他们，又在找房子，准备重振旗鼓了。
既然到新疆朋友的家里了，自然就要说到请客。只要是客人上门，必定要管饭，而且是真心实意地请你吃饭。绝不会虚情假意让了八十遍却在那里安坐如山。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莫不如此。趁着主人去做饭，我们在这里聊聊当年红旗坡农场的饮食情况。红旗坡农场，从党委书记到普通职工，均是农业户口。粮、肉、蛋、菜、油等等一切，都是自产自食用，国家不供应。但是，标准也是要有的：每人每月粮食定量30斤，食用油半斤，肉一斤。至于能不能保证，那就两说着了。粮食，每月是白面9斤，苞谷面21斤，没有其它粮食品种。我一直在职工食堂搭伙，白面饭票根本就不敢用，只是喝个汤面条，偶尔吃回白面馍馍，不到月底就没了。剩下的只有苞谷面饭票了，只能是天天喝苞谷糊糊，啃苞谷发糕了。
至于吃菜，冬天是老三样：白菜、青萝卜、黄萝卜（阿克苏有红萝卜，更多的是黄萝卜，也是一大特产）。春天，夏天，则是以葫芦瓜（就是西葫）为主，一直要吃到7月以后。其它蔬菜，只有短短的3个月里能吃到。到10月以后，又是老三样了。现在则不同了，应时蔬菜，反季节蔬菜，应有尽有。实在不行，开着私家车到阿克苏去买，十几分钟就到了。农场离温宿县城也很近，而温宿又是新疆著名的水稻产区，当年，有家有户的职工就去温宿赶巴扎，用苞谷面和维族老乡换大米。通常是2斤苞谷面换1斤大米。不找差价。由于定量的限制，老这样换人们吃不消，后来就改成1斤换1斤，找差价。我们吃职工食堂的人就享受不到这种幸福生活了，只有老老实实啃苞谷发糕。偶尔农场领导发发慈悲，给职工食堂批一些大米，做个抓饭改善个伙食吧，你就看吧，平时不在职工食堂吃饭的，有家有户的人们，大盆子大碗蜂拥而至，恨不得把食堂的锅搬到自己的家里去。我们反而是委委屈屈地端着自己平常吃饭的小碗，蹲在食堂的角落里默默地扒拉着抓饭：因为限量，一人只给卖半斤。有家有户的，家里有几口算几口，统统一人半斤。我那时很不服气，认为他们是在揩我们的油：做抓饭是要用很多食用油的，而这些食用油，是从我们平时的菜里节省出来的。比如吧，汤面条，上百口人吃的一大锅里，只是在最后放上普通家庭用的饭勺一勺油，倒炝锅；平常炒菜也基本是水煮菜，没什么油水的。所以那时，我180的个子，体重从未超过120斤。回天津探亲养肥了，回农场几个月又瘦回原样。至于肉更别提了，说是一斤定量，哪有保证，逢年过节供应一斤半斤的就不错了。20几岁的小伙子，正是消耗量最大的时候 ，长此以往如何吃得消？好在那时新疆下饭馆不要粮票肉票油票什么的，有钱就行。农场离阿克苏、温宿又近，碰上放假（那时没有固定假期，只是根据农活的忙闲临时放假。不像现在，一年有100多天的假期），我就去饭馆解解馋。现在还记得，饺子1元32个，普通炒菜0.5—1元，抓饭0.5毛一碗，炒米饭0.5元一碗，白米饭，白皮面0.1毛一份。省着点吃，6、7毛钱就可以吃饱肚子。可是，月工资只有33.48元啊，敢经常吃吗？就是这样，偶尔自己吃自己，还招至领导不满，成为我资产阶级贪图享受的罪状。可是他们呢，在那种条件下，迎来送往，照样七个碟子八个碗，照吃不误，而且就用职工食堂的食材，在职工食堂里做，望着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饭菜，我们只有在一旁咽口水的份儿。可见，公款吃喝由来已久，反腐倡廉，任重道远。
红旗坡农场的仓库，实际上就相当于粮食局的设置。除了收储各队的粮食、油料等等农作物以外，还负责全农场的粮油加工和供应。由于白面供应量少，农场自己有面粉加工机械，也在我管辖之内。所以我掌握了全套面粉加工技术。这也为我以后在乡镇企业局当局长，对各乡镇面粉加工企业进行技术指导打下基础。苞谷面、食用油供应量大，全部送农一师粮油厂外加工。每天几挂马车往阿克苏运苞谷、胡麻，这也给我去阿克苏下馆子创造了便利条件。不过农一师粮油加工厂挺涩皮的，对关系户，从未请过一碗水喝。计划经济就有这么一点好处。不像现在，谈什么业务，都在酒桌子上谈。
拉拉杂杂，闲扯这么多，主人的饭端上来了：土鸡大盘鸡，手抓羊肉，骆驼肉，马肉，甚至鲜螃蟹，大虾，等等，满满一桌子。望着这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现在红旗坡农场的人的家庭餐桌吗？和我上面的回忆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呀。农场的人们也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了，再也不用担心钱袋子，再也不用担心领导指责你资产阶级，大吃大喝了。生活能这么惬意，还是要归功于30年来的改革开放啊。写到这里，我想起来和李碧辉结识的经过：他父亲是红旗坡农场供销科的科长，我的顶头上司。那时粮食都堆放在仓库的场院里，麻雀，乌鸦成群结队地来偷嘴吃。他爸爸就给了我一杆猎枪，让我消灭它们。李碧辉就天天跟在我身旁，打死的麻雀、乌鸦就全归他，回去改善伙食，偶尔也叫我去吃。堂堂一个农场的供销科长，靠吃麻雀乌鸦打打牙祭，可见那时，干部的作风还是相当清廉的。久而久之我们就成了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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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6/26 15:5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