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项“不读书”与时下“教师节”

　　
　　
　　说“刘项不读书”的是唐代诗人章碣，相传他看罢骊山的“焚书坑”后，有感而发写下七言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但关于“读书”章碣也有自己的不平处，再看他的七言诗《东都望幸》之嘲讽：“懒修珠翠上高台，眉目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他对唐末科举失望，犹如居住洛阳的宫女已懒得梳妆打扮，佩带珠翠，登上高台，盼望皇帝临幸了，美眉也总是紧锁着，神情黯然、满怀怨恨，皇上即使到东都也都带着美人，岂不愿望越高摔得越重？而科举也同出一辙啊！两首诗连在一起看，一个是“刘项不读书”，一个是“读书未果无用论”，有点意思哈！
　　
　　更有意思的是，千年之后的1945年，南京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到访延安，傅斯年向毛泽东索字，毛书赠其唐末代诗人章碣诗《焚书坑》。这也成了文人们日后探讨一个“学术问题”了。有人说毛是自称“刘项”造反起家，也有人说毛称自己“不读书”是“伟大谦虚”；更有甚者，有人引经据典证明刘项并非不读书之辈，章碣此诗原是无稽之谈，毛泽东引用此诗也是无理无据的。毁誉参半，其说不一。也许是腐儒之论吧？
　　
　　“刘项”是刘邦与项羽的合称。项羽不是文盲，这是对“文化”兴趣不大，秦末战乱，他意在打天下建新王朝。据传他少年时代就声称不学文化，“书足以记名姓而已”，也不学剑术，说“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羽要学“打天下”的大学问。可是最后失败了，写下《垓下歌》，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好诗，很有文采的！刘邦也不是文盲，否则怎么能当上秦朝小吏的“亭长”呢？更不可能起事文告沛县父老乡亲，富有号召力，结果还真把县令给杀了，这也是刘邦造反的第一个资本，到最后的刘皇帝的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虽然没有雕琢却极有气势，诗也很美的！
　　
　　这就是说“刘项”不是文盲，论文采还很不错的，是没有功夫去咬文嚼字而已。“刘项原来不读书”实乃“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而问题表现为“读什么书”？甚至为啥要读文人那些教读的“书”？无论是《垓下歌》还是《大风歌》说明“刘项”是完成了“基础教育”的。然完成“基础教育”后，项羽兵书恐怕读了不少是“能万人敌”的学问。而刘邦成功在于“将将之才”，他总结成功原因是这样表述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实乃是一门能“臣服”人的学问也。
　　
　　那么，当年毛泽东赠傅斯年的《焚书坑》，又是啥用意呢？眼前这位傅斯年可是北大的学运领袖，北大的教授，还是代理的北大校长，于此相比毛泽东自谦“不读书”也属情理之中的事；然主要对“不读书”实乃意味着不偏信于书，敢于离经叛道，而“刘项”就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最后还告诉国民党政府，在他们眼里的“共匪”才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角。
　　
　　俺体会到，“读书”有很多种“读书”的方法。如，一是在老师教导下的“读书”，二是在学术圈子内的“读书”，还有是自己有选择的“读书”。用现代话说，前两者是有“文凭”的，而后者是没有“文凭”的。也就是说，读不读书是个问题；读书了承认不承认也是个问题。俺也以为，“刘项原来不读书”该是属于后者，没有“文凭”哈。唐末诗人章碣那会儿讲究这个，他多次科举名落孙山，所以也就有了《东都望幸》比拟式的嘲讽。
　　
　　毛泽东一辈子读书，但他有啥文凭呢？也许算“中师”拔高一点算“专科”。而傅斯年不但是教授，还是著名大学的校长呢。然而对社会而言，不是看其获得的“文凭”而是看其作出的贡献。俺曾经涂鸦贴文《文凭势能也》。对社会动力学模型，是看其（正能量）做功，而不仅仅是势能。势能可以做功，也可以是个摆设，所以势能不等于做（有用）功。动能也是如此，归根结底看做功之大小，这一点“哈密顿原理”说得很清楚了。强调“文凭”那是不公正的，甚至是“偷梁换柱”的。
　　
　　比如近代西方的工业革命实在不是什么“文凭论”所吹嘘的，那是“学霸之道”。英国工业革命是两个没有文凭的“詹姆斯”所开创。一个是初中没读完的“詹姆斯·瓦特”，因为钟表修理技术不错，后在格拉斯哥大学实验室当修理工，但他的贡献是将六十年前蒸汽机真正意义上成为英国工业之动力；另一个号称为一脚踢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他更没啥文凭，一个造抵挡纺车的工人却发明了“珍妮纺机”生产力极大提高。两者再结合也就完成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原始资本积累。可西方人没有“詹姆斯原来不读书”的叹息，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
　　
　　今日是教师节。然而，在“文凭热”与“教育产业化”对教师节产生的冲撞那是史无前例的。前者教师何等重要，而后者却又是教育产业链中一个员工而已，结论都是“官本位”的产物。故此，连我这个三十四年教师也觉得，这个教师节已经没有意义了，取消得了。之所以没有意义了，实际上作为“读书产业化”中的教师失去了师者原有的意义，不知道怎么教了。咋个“教”？最后都要在“文凭”上“盖戳”，“盖戳”是校方对学生在校时间序列中特权。老师怎能影响“盖戳”？谁砸学校饭碗，学校先砸他的饭碗。呵呵，老师岂不就是个出气筒了？
　　
　　再说啦，《教育法》规定教师待遇，教师首先比不过学校管理层干部，而学校管理层干部对政府公务员又垂涎三尺……所以教师待遇比起政府公务员那就脱节两个档次了，“规定”不也是说说而已嘛，别当真的就是了。那么，如此“文凭高压”与“教育产业”，这书老师咋个“教”法？学生又咋个“读”法？还真“上层设计”了的。大儒管小儒，咸鱼想翻身？要不说知识分子是“老九”呢？这个知识分子实际上主要指“教师”，其实这个社会地位就是大儒给小儒的，之所以考第落榜意味着什么？那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宋代“理学”甚是厉害，让他人无话可说。而从宋代起这社会的人就有了十等人生，“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元代未把娼妓列在其中，这十等人生又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猎”实乃游牧产业）。不管咋的，“九儒”的位置没有改变，因为这是“小儒”，然而这“一官二吏”却是“大儒”也。为什么差别那么大，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中国。所以嘛这就有了，“大儒管小儒，咸鱼能翻身”？
　　
　　不过，“咸鱼翻身”的事例却发生了，这不“刘项原来不读书”。也许用“不读书”的办法才能改变“读书”的办法所不能达到的目的？这就说明社会结构有问题，从“一官二吏”到“九儒十丐”两级太分化了，也就是社会的疾痼，也是致命弱点。归结为一点，同属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地位相差太悬殊了。违心地说“取消教师节”，实乃是“教师地位急剧下降”原因所致。
　　
　　俺的教师分为职业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既是教师又是国家干部，而后一阶段把国家干部去掉了，从此一蹶不振。这就叫“大儒治小儒”，相反现在国家公务员不仅有行政等级，而且还有“技术职称”，这技术职称还能不带“高”字号？所以，今日“大儒”又演变为“圈儒”，也就说，不在圈子里，恁也想当“大儒”？各类“智库”有几多人能进？这就苦了第一线的“小儒”了，而且一天不如一天。为啥？“分灶吃饭”对外是“切蛋糕”，而对内？这个大家也都懂的，叫“吃众人头上的”，层层吃下来，底层受得了？
　　
　　就关起门来说教育，落差之大从未见过。贫困山区孩子不自己扛着桌椅板凳去那破旧不堪的学校上学？而城里重点学校已经进入轿车接送的“星级学校”的时代了，那是在同一片蓝天下！这样的两种学校的教师还能是同等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那些地方还有几多正规的教师队伍？在那里做个七拼八凑的老师，还真不如外出去当个农民工呢？如此这般，学生还读个什么书呢？
　　
　　前一阶段整个国家教育的投入低于一般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准，而如此低下的基础教育投入却又在财政源的分配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而且这一过程是长期维系着……这些地方真得贫困？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那里有资源，问题是资源拿走了，又没有几多补偿与当地的基础教育？然而种种的污染却留给了他们，“雪上加霜”也。
　　
　　问题是，连这样最基本道理也“读不通”。那么，老师“教书”教个啥？学生“读书”又读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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