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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

2013年09月09日 09: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第499期 作者:孙经先

  【核心提示】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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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补充:

1. 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数据应该是严谨,实事求是的。问题不是出在数据本身,而是出于对数据别有用心的解释。孙经先教授的工作,揭开了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与后面几年出版的《统计年鉴》之间的矛盾,是因为当年人口流动造成的漏报,而不是统计数据的不严谨。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认真严肃的科学探索精神,踏踏实实的解决数据中存在的疑问,甚或是矛盾,即使严谨的原始数据,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而这些错误结论,甚至原始数据中存在的矛盾,一点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为了特殊的目的,就会产生非常严峻的后果。

2. 小红柳指出的西安交大的数学模型,是蒋正华教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提出的,并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是蒋正华教授的这一数学模型从未公开发表过,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的结论,也就无从验证模型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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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正华的一段话揭开一个重大秘密

时间:2013-05-01 16:00:00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齐劲松    点击:60

蒋正华的一段话揭开一个重大秘密  

齐劲松  http://www.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54.html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个巨大的谣言在传播着:在1960年前后的几年里,有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了。  

在这个谣言制造和传播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情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存在的重大矛盾,另一个就是蒋正华的研究。  

下面我们把蒋正华研究的有关情况简单介绍一下。(以下内容见本文附录)  

  1985年6月,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李成瑞 先生赴意大利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20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国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他就接受了上述课题。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1960年前后我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蒋正华的这个结论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以上内容见本文附录)  

从这以后,蒋正华的这一结论在我国成为权威性结论,在各种场合下被广泛引用。他的这一结论被认可以后,国内一些人把1700万人的数字继续扩大,得到了三千万、四千万甚至更多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蒋正华是用数学方法完成这一研究的,他首先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利用这个数学模型得到了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  

蒋正华的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二十多年来在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一般人看来,蒋正华在完成这一研究后,应该把“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全部完整的计算过程整理成为正式的学术资料,把这一完整的资料交给有关专家,然后由专家对“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全部计算过程进行认真的审核,认为正确后才能被认可。  

这一过程最基本的前提是:蒋正华把“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全部完整的计算过程整理成为正式的学术资料。  

但是蒋正华 2005年10月17日 在给杨继绳的信中写了一段话(见本文附录),这段话揭开了一个重大秘密。  

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蒋正华在信中说:“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3次计算(注:指用他公布的那三组不同的数据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看了这段话后,我们感到震惊!  

让我们分析一下蒋正华的以上解释。  

在蒋正华自己用文字写下的这段话中,他明白无误的承认了几个极为重要的事实:  

第一: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他“手头没有详细资料”;  

第二: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计算过程,他“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  

第三: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完整计算过程,他直到 2005年10月17日 还没有整理,还“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  

我们又查阅了蒋正华关于这一研究的四篇文章。  

【1】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这篇文章只有两页,在这两页中,没有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更没有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  

【2】蒋正华:《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载《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关于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只有一句话:“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 这与从其他资料所作的估计比较一致”。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文章中没有任何说明。  

【3】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载《中国人口年鉴(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室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94—106页。在这篇文章中关于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的说法与上一篇文献完全一样。  

  【4】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615—621页(这一部分是由蒋正华先生写的)。在这篇文献中关于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也只有一句话:“按照前述方法可以算的,1960年到1962年3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约为1858万人。”但是他对“前述方法”却没有任何说明。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一个重大的秘密:一直到2005年10月17为止,蒋正华仅仅公布了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两个数字1700万、1858万,但是他并没有公布这一数字完整的计算过程,并且这些计算过程还“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他“有机会再来整理。”  

这样就产生了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蒋正华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重要结论究竟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第二,蒋正华自己已经承认,直到2005年10月17为止,他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重要结论的“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直到2005年还“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对于这样一个直到2005年还没有“整理”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重要结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怎样被认可的?  

第三,他关于这一结论的整个计算过程究竟得没得到认真的审查?他的整个计算过程究竟有没有错误?  

就是这样一个完成人“手头没有详细资料,”并且直到2005年还没有“整理”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却在最近二十多年来被视为权威性结论,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下被引用,并且在我国产生了周边放大影响!  

 蒋正华 先生在给杨继绳的信中说:“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见本文附录)  

人们希望蒋正华能够尽快找到“原始资料”,公布“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并且向历史讲清楚:你的关于我国“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这个极为重要的结论,究竟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附录:    

以下文字见杨继绳的文章《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该文可见:http://www.douban.com/note/17847211/  

蒋正华的研究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这个数字几乎和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的结果相等。由于蒋正华的这个结论已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所以,笔者在此作一详细介绍。  

…………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20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国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结论是,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3组不同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  

  2002年6月,笔者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笔者冒昧揣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3组数据中,官方气息最浓厚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有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  

  笔者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笔者再一次将3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 2006年10月19日 ,终于收到了蒋的回信。为方便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  

  第一, 每个年龄(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他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  

  第二,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  

  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3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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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小红柳在2013-9-13 11:04:00的发言:

  
  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数据应该是严谨,实事求是的。
  
  问题就在这里,明显的1000万落差,为什么不研究而刊出公布了?事实上也经不起后来多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类比,就当年出生人口,此后只会少不会多,然而我计算结果,恰恰日后多出至少五六百万来。而次落差对美国的“数学模型的参变数起着重要作用”,而蒋正华的数学模型超线性修正(两次修正实际就是牛顿差值的二次曲线),修正无非就是死亡率与出生率。此后又出现随机性参数估计等再修正,想要多高都可以的。比如城里下放这个随机参数修正,恰恰是两个方向的,人口数据在时间序列中是流动,时间序列颠倒同样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为了进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北”都找不着了!明显的数字差距却无动于衷!当然,人口数字的时间序列误差也是比较大的,就前不久人口普查,质疑数字也有好几千万的。更何况别有用心者大做数字文章,从西交大到上交大又将近涨了一千万,炎黄春秋用得是这个时期所谓学者的数字。1700多万是老外第一个数学模型所得的数据。
  

  (注:小红柳被兵团战友网封了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辩,时间是2008年)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性的原始数据被某些政治集团,甚至是国外的反华势力,绑架用以达到其罪恶的污蔑诽谤毛泽东时代目的例子。

 

即使单纯从学术上来说,也是不求甚解的典型例子。就是因为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数据与其后几次人口统计数据在60年前后有明显的,重大的矛盾,有人怀疑83年的数据造假。没有人愿意做深入,细致,艰苦的研究,找出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而只是浮在表面上发表想当然的议论。这种浮华的学术态度,也是大环境在考研领域的反应,更不用说那些追风的所谓学者了。

 

孙经先教授的研究,解释了这几个人口统计数据之间的矛盾,证明了83年数据是严谨的,但是根据这些数据所作出的死亡3000万的结论却是不正确的,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止于智者。也多亏了孙经先教授多年不懈的努力,更是因为他坚信死亡3000万就是个谣言,而且相信83年的人口统计是严谨的,才揭开了这个谜。

 

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存在单纯的学术观点吗?所有那些号称从83年数据中得出死亡3000万甚至更多的所谓专家学者,难道不是在为政治服务吗?孙经先教授的工作,难道没有政治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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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小红柳在2013-9-13 13:31:00的发言:

  

  吴芝圃在1979年被平反。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摘自《百度百科》)
  

 

当年三个受灾最严重省份,河南,四川,安徽的省委书记吴芝圃,李井泉,曾希圣均受到了处分。文革均被平反,好像悼词也都是邓小平做的,评价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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