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青研究专稿：一项长远意义的战略部署

[知青研究专稿]

         一项长远意义的战略部署 

                         孙成民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它的产生、发展以至结束，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这一特殊时期的不同阶段，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有不同的实际状况和历史背景，其指导方针、政策措施等也有所不同，但是，党和国家从始至终都将其作为减轻城镇就业压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部署，却是一以贯之的。

1955年，随着全国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及时解决农业合作化过程面临的不少新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其中许多文章加了按语。当他看到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说：“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其出发点是鼓励广大知青到农村去工作、去奋斗、去改变落后状况的。正是这一批语，成为此后20多年各级党政动员组织知青下乡上山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成为激励一批又一批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奔赴农村的精神动力。

为适应社会主义高潮新形势的到来，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80%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把知青下乡上山作为单独条款列入国家的发展规划，也是第一次正式向全国城镇知青发出下乡上山的号召。党和国家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解决城镇青年就业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既加快农村建设又解决城镇就业的中国式发展道路。

1962年下半年，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采取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这一根本性措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这一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动员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去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为了开辟城镇知青的就业门路，为了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中国大地迅速开展大规模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当时的客观现实是，“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持续进行，大学停止招生已两年有余，很多工矿企业不能正常生产，学校继续停课“闹革命”，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达400多万人，他们的分配去向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刻不容缓解决的重大问题。当时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尽管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但从一开始，它就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长远方针和战略部署，从总体上被坚持和肯定了下来。此时，毛泽东发出这一号令，尽管其动因是多维的，但以中学毕业生分配为契机、以“到农村去”为分配指向的实际状况，表明其解决城镇知青就业出路问题，仍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出发点。

时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先后发出（1970）26号、（1973）21号、（1973）30号文件，对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作出新的调整和部署。根据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精神，针对全国知青工作存在的问题，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会议所解决的问题、调整的政策，实际上是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极左做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矫正。会后，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毛主席号召知青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这一表述，与“文革”前中央多次对此的论述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而有所不同的是，上山下乡运动此时又同时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的政治意义。这种表述上的连贯性与差别性，也正是“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表现。

粉碎“四人帮”以后，知青上山下乡战线的拨乱反正开展。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政策，改进上山下乡作法，明确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城乡广开门路，积极稳妥地安排好在乡知青等。中共中央以（1978）74号文件发出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绩是主要的。今后继续动员和鼓励一部分城市知青到农村去，有利于引导知青和工农相结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有利于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于按照国民经济整体规划，建设和保卫边疆。这些提法的精神实质，与“文革”前后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目的表述，仍然是没有根本差异的。这些基本立场和观点，一直持续到1980年9月中央宣布终止知青上山下乡为止，都没有新的变化，时至当今，也未见到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此问题的新的表述和提法。

纵观历史可以得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产生、发展和结束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缘由。正是由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产生于“文革”之中，而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也正是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对知青上山下乡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危害，这一阶段的很多方面都有别于甚至根本不同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这样一个基本状况，才使得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从制定到实施、从调整到结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会伴随成功的经验与失误的教训。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作为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部署，存在于共和国的历史记忆中，却是必然的。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