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八载岁月 他们何在？

 开篇语

　　12月30日，60余名返回成都的后山茶场成都老知青们聚集在成都清水河公园，这是他们2007年最后一次聚会。聚会上，这些老知青们的思绪又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44年前，333名成都知青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泸州叙永后山茶场，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今天，这些早期上山下乡的人们大多已经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经历过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人们也即将退出人生舞台。44年后的今天，这个群体生活现状，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和执着又是什么？仍然牵动着无数成都人的心。今天开始，本报连续推出大型系列报道——

　　1999年，成都电视台一部六集电视记录片《最后的成都知青部落》播出后，片中一批留守在泸州后山茶场的成都知青的命运牵动了无数成都人的心。如今8年过去了，当年这些成都知青们生活现状如何？他们又在延续着怎样的动人故事？2007年岁末，本报记者走进后山茶场寻找这些当年的成都知青。

　　8年前

　　知青部落故事感动蓉城

　　1999年，成都电视台记者驱车400公里，来到位于泸州叙永县辖区内偏僻的后山茶场，历时两个多月，对仍旧留守在此的成都知青进行了采访。

　　寒风中，冬日的绵绵细雨下个不停。后山茶场异常沉寂，山风吹过松涛阵阵，象是在呜咽、抑或是无声的述说。300多名成都青年在这贫瘠荒凉的后山茶场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青春光阴。1963年，先后333名成都年轻人告别家乡，怀着红色激情来到这里成了后山茶场的知青。30多年过去了，这些当年17、18岁的年轻人历经岁月的洗礼，青春不在。

　　面对电视镜头，唐玉琼大姐还未开口说话早已泣不成声。后山茶场30多年的知青生活留给他们太多的沉重而深刻的记忆。和唐大姐一样，一连串成都知青的名字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

　　这些年过半百的知青们在茶场奉献了30多年，生活一直艰难。由于环境的恶劣，有些和他们一起战天斗地的成都知青甚至长眠在这里。知青故事播出后，他们的遭遇和生活现状感动了无数成都人，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99年的那个冬天，这些在大山深处几乎被遗忘了30多年的成都知青在电视纪实片播出后，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都电视台这纪实片的播出改变了我们这些知青的后半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现在已经60多岁的唐大姐深情地说。

　　那是一次关注知青命运的特殊旅程，节目播出后，回到成都的老知青们启程再次来到叙永后山茶场。老知青们久别后的再次重逢，热情相拥，泪如雨下。白雪皑皑的后山茶场零下7-8摄氏度，但知青们重逢的温情却在这里传递。老知青们为疯了的知青伙伴宁舒根洗脸、换上新衣服。穿上新衣服的宁舒根第一次光鲜地走出那间黑暗的木屋。感动在这里延续……

　　8年过去了，这些温情的画面还时常在老知青们的脑海中浮现。节目播出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70多名后山茶场的成都老知青陆续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成都。岁月流逝，光阴荏苒。记者了解到，当年这些成都知青中仍旧有10多人留守在后山没有回到成都。这些没有回到成都的知青命运如何？他们的遭遇再次牵动我们的心。

　　8年后

　　茶场破产知青部落散了

　　从后山镇出发前行1个小时后，记者看到一块已经长满青苔的石碑矗立在公路边，上面还能看到刻着：“国营后山茶场，1993年仲秋”字样，沿着石碑上的一个箭头指向朝里望去，在成片森林的掩映下，一条窄窄的、凹凸不平的机耕道一直蜿蜒着通向树林深处。

　　此时的后山茶场已经没有了8年前的热闹，显得十分的荒凉破败。在大雾笼罩下，两幢已经年久失修的砖房成了这座深山茶场里最显眼的建筑。见有人来，一位在厂内留守的当地人从虚掩的房门后露出半个头来，很警惕地问记者：“您们找哪个？”。“我们是成都来的记者，来看你们的”。当得知记者的身份后，这位男子告诉我们，因为茶场里很久没有陌生人来，这方圆1500亩的茶林里，除了多了几只凶猛异常的狼狗，很难找到生灵的气息。

　　至今仍在茶场内负责煮饭的叙永籍老知青穆建设带着记者一一参观了茶场内成都知青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是制茶车间”、“这里是知青们住过的房间”、“这里是原来的医务室”……踏着泥泞的山路，穆建设不停地向记者介绍。穆建设说。随着2003年元月后山茶场破产后，当年在茶场工作的知青也先后离开这块他们辛勤耕耘30多年的后山茶场。

　　沿着紧靠茶场右侧的两排瓦房走去，穆建设指着其中一排偏房说，这就是当年知青们的文娱室，茶场放电影，或者有什么文娱活动，晚上的集体学习全都在这里。他说，这里前身是一个劳改农场，这房子便是劳改场的牛棚，由知青们亲手改造的。记者看到，就是这排曾经给无数寂寞的成都知青留下欢乐和深刻记忆的房子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杂物间。穆建设说，最后的成都知青部落虽然不存在了，“这些破旧的房屋还需要人照看，我还是愿意在这里守着这些老房子”。说完这些，穆建设独自一人默默离开，孤单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浓浓的大雾之中。

　　记忆

　　茶树下有我遗失的青春

　　据穆建设介绍，当年的成都知青中目前还有罗朝诗和杨兴本还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后山镇和落卜镇。在茶场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他们。

　　今年已经63岁的罗朝诗是1963年8月5日来到后山茶场的。当时和他一起来的有83个成都知青。除开他们这批人，先后陆续有5批成都知青来到这里，总共有333人。当时的成都知青主要住在文家寨、茶场场部、大苟坝、大湾、花果园、四队、大茶山、小苟坝等多个点里面集中居住。

　　罗朝诗说，以前这里的环境相当的艰苦，到茶场后，他采茶，挑水等体力活天天干，后来搞过运输，当过炊事员，主要给这些知青们做饭。来的时候生活相当艰苦，吃的是苞谷饭，红花米。每个人一天只能吃的所有东西加起来不到一斤。按照当时的分配制度，每个人一个月只有2两油、半斤肉，肉也是最差的槽头肉。每天早上6点过天不亮就起床出工，打起马灯上山开荒，晚上很多时候都是很晚才回来。住宿的地方蚊子多，冬天冷，穿衣服也只能穿单衣。上山衣服打湿了就只有拖到晚上回来烤干后第二天再穿。

　　“我刚进入茶场时才17岁，那时人年轻，也恨有激情！”。杨兴本对自己年轻时候的外貌很自信。见到记者，杨兴本打开家里的厨柜，拿出几张有些发黄的黑白照片。17岁时的杨兴本的确显得很帅气。杨兴本说，开始来的时候茶场还是一片不毛之地，知青们来后劈开空地自己盖草房，竹篾当墙，油毛毡作顶；女知青讲究一点，墙上用泥巴和着报纸糊一下。正是雨季，雨紧风骤，茅草房才盖好一个星期，油毛毡就被风掀掉了，墙也垮了，被子尽湿。雨一下就是一周，“连门都出不了”。

　　回忆起当年的知青生活，杨兴本眼眶中噙满泪水。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奉献了青春，战天斗地少小离开成都走进大山之中，一过就是几十年清苦的知青生活”。据了解，后山茶场以前是劳改农场，成都知青来到这里后，才开始大规模地种植茶树，搞茶叶生产销售的劳动是“每天迎着太阳升，伴着月亮归，想家想成都就只有遥望远方，或是眼巴巴盼家里的来信”杨兴本说。

　　杨兴本告诉记者，1963年，和他一样怀着兴奋和几许喜悦的心情来到后山茶场的知青，这种兴奋仅仅维持了不到1个星期后，艰苦的环境和繁重的劳动让包括他在内的很多知青，开始感觉到这次下乡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后半生乃至一生的命运。“这种预感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我们都想逃离这个地方，但太多的因素让我们不得不留下来！”。

　　杨兴本说，现在这条通往茶场的狭窄碎石路，还是他们花3个冬天修通的。刚到茶场时，杨兴本和罗朝诗一样都住在牛棚、油房等改造后的宿舍里，有些知青甚至住在破败的茅草屋里。第一年来的所有知青身上穿的都是从家里带来的一件十分单薄的衣服，冬天冷得躲都没有地方躲。住的也艰苦，8-10个人住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张小床上挤2个大男人，共用一床烂棉絮被，下面垫的也不是席子，而是烂稻草，热天蚊子到处都是，虱子也多，根本没有办法睡着，冬天冷的时候就靠屋内中间一小小地炉烧煤炭取暖，用来照明的照明灯是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

　　往事

　　吃盘回锅肉都成奢望

　　住宿上的艰苦还不算什么，最恼火的还是生活上的艰苦。杨兴本和罗朝诗都是早期到茶场工作的老知青，他们到茶场的工资待遇从最初的8元/月、涨到过12元/月，最高的时候也只有18元/月。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工资才涨到24元/月，但扣除所有的生活和一切费用后，留到自己的手上的钱也不过2-3元。他们平时没有肉吃，一个月半斤肉的配给，但经常要经过3-5个月才能买到，蔬菜供应也很少，后山茶场的老知青们都喝过一种名叫玻璃汤的汤？什么叫玻璃汤呢？一根葱，浮点零星油花，“其实就是盐水汤”！喝着玻璃汤，杨兴本和罗朝诗等一批成都知青开始垦荒，劳动辛苦。有的知青吃不了苦，老请病假，还有的故意把手割破，借口不上班。30斤定粮，食量大的还是不够吃，水土不服。70%的知青闹病，发烧拉肚子。闲极无聊，晚上还有集体集中学习，学习各种口号，语录。

　　杨兴本说，那时后山镇的回锅肉5毛钱一份，即使有钱想多吃几份，餐馆也没有那么多卖。一顿回锅肉得让他们回味几个月。有些知青也会将剩余的钱买些蔬菜和生活必需品装满一背篓背着步行10多公里山路回到茶场。杨兴本说，下山时很轻松，需要1个半小时就能到后山，但回去的时候是最难走的，崎岖的山路，加上背很重的东西，往往到后山赶集一次得来回花上一整天时间，这样的生活知青们一过就是三十多年。

　　30多年的艰难岁月磨砺了成都老知青太多的青春，30多年里他们中发生了怎样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请继续关注《“最后的成都知青部落”人物命运大追踪·命运篇》

四川新闻网消息 　 　　 　　2007年12月21日，对于留守在叙永县城的成都知青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叙永县城的小河边来了一群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留下一张合影照。他们中很多老人感叹：这样一起合影的日子恐怕以后不多了！这群头发斑白的老人就是如今仍旧生活在叙永，曾经在后山茶场辛苦三十多年，早已退休在家的9名成都知青们。 　　留守知青 　　800元退休金撑起一个家 　　12月19日下午，后山镇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高山浓雾出好茶，后山的冬日，这样的大雾天气时常可见！”头发斑白的63岁老知青罗朝诗说。在后山镇一条偏僻的老街上，见到记者的罗朝诗显得很拘谨。他说，8年过去了，还有成都的记者来后山看他，心里真的很高兴。罗朝诗说，现在除了他而外，还有其他的知青居住在叙永县城附近，和他住得最近的是落卜镇上的成都知青杨兴本。 　　12月20日上午，记者从后山镇出发驱车30分钟后，达到落卜镇。很顺利，在河东社区一家属区5楼，记者找到了老知青杨兴本。听明记者来意后，杨兴本给住在叙永的老知青廖爱平打了电话，由廖爱平组织在叙永的知青，并定于下午1点在叙永后山茶场的销售门市见面。 　　12月20日下午1时，记者在叙永后山茶场的销售门市见到至今留守在叙永的钟孝穆、罗朝师、杨兴本等9名成都知青们。这些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如今已经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在得知记者专门从成都来到叙永采访他们的生活状况时，9名知青一起凑够100元钱，硬要请记者到茶楼喝杯茶。他们想尽一切方式来感恩成都来的客人。他们告诉记者，8年前，因为成都媒体的一次专题报道，让他们这些没有回到成都的知青们在退休待遇上得到特殊的照顾。 　　记者了解到，这些当年的老知青们现在都是靠每个月800多元的退休金维持生计。在叙永县，一个月800多元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他们说，以前在茶场时生活艰苦，很少能吃到油荤，现在每个月800多元的工资仍旧让他们过得举步维艰。一家人一个星期能吃上两回猪肉就不错了，买菜也是买差的最便宜的下脚菜，但生活上再艰苦也比以前在茶场的时候好多了，最令他们担心的还是看病问题。一家人除了生活外根本就“生不得病”。这些老知青们说，因长期在茶场工作，很多人都落下一身的病，关节炎，心脏病是他们中很多人都有的病症，但他们很少有人进过医院。病得严重了，就自己买点药回来，症状缓解了就算了。 　　留守知青后代 　　大多靠打工维持生活 　　在茶楼里，这些当年的知青们谈到各自的家庭状况时，都皱起眉头。他们说，由于他们这一代人在茶场时遭遇的艰苦生活条件，也给他们的下一代的生活和发展都受到牵连。他们的子女们大多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很多都只有初中文化，现在都在靠打工维持生计。 　　廖爱平和在茶场的妻子结婚后生有一女儿廖丹，现在在叙永的一个镇上上班，很少有时间看望父母；张永富目前有一儿一女，儿子张军，女儿张小红都是靠打工维持生计；明智全有一女名叫明阳，现在广州打工；钟超富的女儿钟友琪现在打工；钟孝木目前有一子一女，也在打工；罗朝诗有一女儿也在广州中山打工；杨兴本有一儿子在广州打工，很久没有回家了；在这些留守的知青中只有张连生有一女儿张丽，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现在也在外地工作。 　　返城知青 　　欲建QQ群畅享幸福生活 　　2007年12月.30日，成都的清水河公园望湖居，后山茶场回到成都的60余名老知青们在这里举行2007年最后一次聚会。分散在成都各地的老知青们聚集到一起，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批知青最早下乡的时间在1963年8月，这一去至今已是40多年了！四十多年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有多少感天动地的事迹值得缅怀，有多少悲欢的情节可以追忆！8年前电视中报道的这些主角们今日再相聚，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 　　在现场，记者见到当年电视台纪实片中的主角之一唐玉琼大姐。和8年前的唐大姐不一样的是，唐大姐明显苍老了许多，但比以前看上去更精神。唐大姐说，她现在过的很幸福，每个月有700多元的退休金。 　　刘守根大爷是回成都知青中近况比较好的一位，他现在在盐道街有自己的图书铺子，生活过得清闲而充实。成都知青的每次聚会都由他负责组织。刘大爷虽然和其他知青一样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岁月，但却比其他的老知青活得更“前卫”，他喜欢上网聊天，有两个属于自己的QQ号，有自己的电子邮箱。60多岁的老知青，正在用新的姿态学习新的知识。刘大爷告诉记者，他一直以来有个想法，想建立一个属于后山茶场老知青们的QQ群，这些老知青们可以在这里交流，感怀。 　　2003年后山茶厂破产解体前后，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成都知青中，有很大一部分逐渐离开后山茶厂回到自己的故乡成都。在聚会现场，记者了解到，这些回到成都的老知青们目前的情况都还不错，儿女都有自己的事业，他们靠退休金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开支，普遍感到幸福。 　　聚会上，8年前对生活还充满迷茫和无奈的衡春先大爷告诉记者，他现在和老伴居住在崔家店附近，房子是父母留下来的遗产，和哥哥合住。他每个月的退休金在800元以上，加上老伴的600多元退休金，夫妻俩的退休金每月在1400元左右，如果今年退休金调整后，还可拿得更高。衡大爷表示，目前老两口的退休金总数加起来虽然不算多，但足够维持老两口的一切开支用度。 　　今年63岁的返城知青汪自金大爷也告诉记者，他1999年回到成都后，现在住在中和镇儿子买的房子里，每个月也有800多元的退休金，儿子在中和镇做些小生意，一家人生活的很快乐。汪大爷说，现在他已经不能做重的体力活，一天没事就喝茶，散步安度晚年。 　　当年靠卖蛋烘糕供养女儿读书的林生金告诉记者，他现在一个人在簇桥租房住，每个月有800多元的退休金。虽然日子过的不是很富裕，但老林感觉到很幸福。他说，有这么多人在关心和支持着他和他的女儿，他现在老有所养，女儿也在众多热心人的关心下长大成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了她自己稳定的工作。 　　返城知青后代 　　工作稳定生活快乐 　　8年前，在这个特殊的成都知青部落中有个名叫林生金的知青，走上街头卖蛋烘糕供养女儿读书的故事让无数的成都人感动。观众尤其对其女儿林荣“即使是卖血我也要读书”的一席话震撼，时隔8年后，回到成都的林生金和他的女儿林荣现在的生活状况又如何呢？ 　　从林生金那里，记者要到了他女儿林荣的电话。在后山茶厂度过苦涩童年和在县城靠父亲卖蛋烘糕艰难度日的林荣说，她和他父亲的遭遇在1999年成都电视台《最后的成都知青部落》节目播出后，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也正是有这些好心人的帮助，让她和他的父亲回到了她朝思暮想的故乡成都。 　　8年过去了，如今的林荣和现在成都很多年轻女孩子一样时尚而自信。 　　她的手机设置了流行好听的彩铃，拨通她的电话后，电话那头传来清脆甜美的声音，一口地道的成都话。对当年她和父亲在后山茶厂的生活感慨颇多，父亲为了供她读书而上街卖蛋烘糕的日子让她永生难忘。她说，父辈们的经历和遭遇的确很不幸，但有了这么多人的关心让他们最终走出了困境，却又是幸运的。 　　林荣说，1999年，她顺利进入成都财贸职业中学学习旅游管理专业，三年高中毕业后直接升到成都大学华夏分部读大专。而这几年的成都学习生活，都无不在这两所学校的全额资助下度过的。在大学二年级时她有升入本科学习的机会，但当时考虑到家庭的经济负担太重，最终放弃了到本科段继续学习。 　　林荣说，2005年她大专毕业后，曾经报道过他们的成都电视台一位负责人将她介绍到成都一家广告公司实习。这次实习让她从此和广告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2005年到现在她一直在广告行业干，先后到过很多家广告公司，积累了不少广告方面的从业经验。林荣说，她现在在成都一家很知名的广告公司负责媒介管理，每个月有不错的收入，生活过得快乐充实。从林荣的谈话中，记者感受到当年那个倔强着要读书的小女生林荣现在已经长大了。 　　记者还了解到，8年前被成都人关注的唐大姐现在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现在在春熙路上一家很知名的发型设计中心做发型师，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工资，另外一个儿子现在仍旧在叙永县工作。衡大爷的儿子在华阳工地上做活儿，也能养活他们一家人。8年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却让这些知青们的后代们改变很多，和林荣一样的老知青后代们，正在人们的关注目光中快乐着，成长着。 　　记者手记 　　8年时间过去了，最后的成都知青部落中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无情的岁月留给他们这一代人太多的伤痛。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去关注他们的生活现状，之所以还去回忆那些岁月即将尘封的往事。我想，这不为别的，除了关注他们特殊的人生命运和经历外，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经历苦难的人们如何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走出历史的阴影，健康幸福的活着。 　　我想，再过8年，他们中将可能还有人离开我们。但无论怎样，有了社会的关怀，给健在的人们更多的温暖，给离开的人们以缅怀，这才是我们对那个特殊年代一代人最好的献礼，也正是我们这组报道的目的。 　　本报机动记者江俊 李豫龙

引 子：永兴寺烟云迷离



    “蒙山之巅多秀岭，恶草不生生淑茗。刚得曦阳来借照，阴云又已漫空生。”2004年3月27日上午，正是蒙顶春茶绽放芽头之际，三三两两的茶农已在茶畦中采摘“明前”茶鲜叶（清明前采摘茶的俗称）。蒙顶山仍像往日一样，依然是烟雨迷离云雾缥缈，位于蒙顶山腰的永兴寺也笼罩在蒙蒙烟雨中。

然而在这天，一个时代悄然结束，蒙顶山知青部落在今天消失了。

1963年8月12日，17名成都知青到蒙顶山安家落户。从此，蒙顶山悄然形成了一个知青部落，最多的时候，这里住了300多名知青，其中在蒙顶山成家的就有50多户。

这天上午10时许，随着“吱嘎”一声门响，从永兴古寺的右厢房中，走出来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他手中拿着一个相框，相框里的贴着密密麻麻的照片，几乎是黑白的，不少照片已经泛黄，岁月的沧桑已在上面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他回头望了望，还有一个大红喜字贴在木门上，那是三年前，他的儿子结婚时留下的。门上“皓月描来双燕影，寒霜映出并头梅”的对联，是他为儿子、儿媳写的婚联。

老头叫倪觉非，人称“倪诗人”，1963年11月从成都下放到雅安蒙顶山的知青。在永兴寺，他住了几十年。1963年11月8日，下放到蒙顶山的第一天，他就住在这里；两年后，他遭受不白之冤，送入劳教队劳教；1979年11月，当他平反落实政策回到蒙顶山时，在这里一住就是25个春秋。重上蒙顶山那年，儿子倪剑只有两岁，而现在，孙女倪煜雯都已经两岁了。

今天，倪觉非再次走出了永兴寺的“大千界，不二门”，搬到退居寺（又称静居庵）居住。前几天，永兴寺的老邻居杨仁贵、杨开庆、黄玉田、高松柏先后离开了永兴古寺，他是最后一个搬出永兴寺的成都知青。在倪觉非的身后，庭院深深，梵音飘飘。在他的面前，是满坡的翠绿，飘香的茶园。

没有人迎接，也没有人欢送，倪觉非搬出了永兴古寺。随着他的离去，一个在历史上生存了41年的蒙顶山知青部落悄然落下帷幕。

在2004年的丝丝春雨中、在幽幽茶香中，中国最后一个知青部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在他们眼里，蒙顶山知青部落依然存在，蒙顶山知青部落依然存在于他们心中。过去的一切，丝丝缕缕都铭刻在他们心灵的深处。

故事就从成先勤讲起。因为他是第一批到蒙顶山的成都知青，在蒙顶山上呆了一辈子，一生与茶为伍，从最先的种茶、制茶、后来卖茶，再到茶文化、茶旅游，成先勤一路走了过来。“我这一辈子都与茶有关，我在茶叶上起家，也在茶叶上栽跟斗，现在又从茶文化上爬了起来。可以说，这一生是败也茶成也茶。”

“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生聆听过多少曲子，品尝过多少佳茗？老来的白老先生已记不清楚了，他只听得的《渌水曲》和蒙山茶。

“蒙顶茶要喝白，从早喝到黑。水是绿的，茶是青的，青山绿水在我手中。”一杯蒙顶绿茶，让茶人成先勤品出了人生百味，40多年来蒙顶山知青的酸甜苦辣，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第一章 不在城里吃闲饭 “成先勤当了逃兵”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初报名最积极的成先勤，当了蒙顶山知青的逃兵。 “成先勤为什么要当逃兵？因为他留恋城市寄生虫的生活！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追求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成先勤从成都“逮”了回来，当他垂头丧气地走回蒙山茶场场部时，队长叫他站在黑板报前。他揉了揉眼睛，抬头一看，整整一块黑板，都写着批评他的文章。 故事还得回头说起。 到蒙山茶场的第二天，他们领到了蓑衣、斗篷、煤油灯，冒着小雨开始上班。不分男女，手中的工具都是一样的，一把砍刀，一把锄头，任务就是在荆棘丛中开垦出茶地来。老工人还要和他们展开“劳动竞赛”，挖慢了，说他们磨洋工，挖快了，又说他们不讲质量。 几天下来，他们的脸被荆棘刺破了，手掌上磨出的血泡又被磨破，痛得钻心。有的装病，有的谎称家里有事，都想回成都，但没有一个人如愿以偿。小孩子逃避劳动的伎俩，轻易就被茶场领导识破了。 雅安自古有“雨城”之说，而地处雨城区（原称雅安县）和名山县之间的蒙顶山地处“天漏”的中心，三天两头下雨，他们整天在泥泞小道上走来走去，让他们叫苦不迭。知青们开荒垦山，虽然有些力不从心，但还能勉强地做下去。管理茶树更让他们苦不堪言，走在一步三滑的泥地上，已经够他们受了，还要在肩上挑着人畜粪上山，前后都臭，避也避不开，捂着鼻子走不了几步，就累得张大嘴巴喘气，吸进的自然是股恶臭气。 最先被安排挑粪的是成先勤。当他挑上一担晃悠悠的粪水，几乎迈不开步。一开步就是一个跟斗，粪水溅在身上，半天都缓不过劲。遇到下雨天，就更惨了，经常是粪水和泥水裹在一起。而且让他们恼火的是，茶场处在半山腰，生活用水要到很远的地方挑回来，纵然一身臭不可闻，也得不到及时清洗。后来，其他知青也遭受了类似的尴尬。 一口口大锅，烧得通红，一双双肉掌，上下翻飞。他们不仅要开荒种茶，也要学会制茶。制好的茶装入木箱中，又是他们从猴子坡背下山，山高路滑，他们只好手牵着手，相互照应，往往是跌倒一人，连累的是一大串。 挣扎着下了山，还要走一段冬水田的田坎路。脚踩上去，似乎走在弹簧上，一条长长的路都在晃，人也跟着晃，一不小心掉进冬水田中，半截身子都是泥水。走一路，摔一路，不知要摔多少跟头，才能背到雅安城里。 下山、过冬水田这段路，他们戏称这是当代知青的“翻雪山、过草地”。 成先勤和何觉远、李明成等人住在寺庙的客房里。刚上山时，看着蒙顶山整天云来雾去，自己也在云雾中穿行，他们戏称：“这里是神仙出没的地方。”于是，他们在房门口贴了张纸，上书：“仙人洞。”被盖叠得整整齐齐，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比女知青的房间收拾得还好。 不久，他们什么也顾不上了，哪怕是一身酸臭，回家就是一躺，早已没有了仙人洞的样子。有一天，场长走过“仙人洞”，他探头一看：“哪里是仙人洞？简直是野人窝！”他们被盖不叠，衣服乱扔，满地都是纸屑。 说是“野人窝”，他们不能接受，想来想去，“干脆我们叫蒙顶山知青部落怎么样？”也不知是谁最先说起这个称呼，倒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于是，“蒙顶山知青部落”这个名号开始叫了起来。 成先勤第一个当“逃兵”，他从“仙人洞”逃回人间，从“蒙顶山知青部落”逃回成都。“回到成都纵然是当讨口子，也不回蒙顶山了。”悄悄下山，他在路上暗暗发誓。在逃跑前，他也跟着其他人装病请假，尽管他“一病再病”，假也是一请再请，但始终得不到批准。自己吃不了苦，“病假”也请不到，他在一气之下，在床上扔下一张病假条，就逃回成都。 “成先勤逃跑啦！”第二上午，有人拿着成先勤扔在床上的假条，跑去报告领导。“派人到成都把他抓回来！” 当灰头土脑的成先勤跑回家时，只见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已坐在他家。原来，他一走，茶场就把电话打到了成都，办事处的同志严阵以待，只等成先勤自投罗网。随后，蒙山茶场的人也赶来了。 成先勤又回到了蒙顶山。刚走到门口，首先看到的就是黑板报上对他的批评文章。当天晚上，成先勤还被“请”上主席台，要他当众检讨。但他一言不发，批斗会开不下去，场领导只好留下一句：“逃兵可耻，劳动光荣。春茶开不完，夏茶开，夏茶开不完，秋茶开……总之，一定要让你这个逃兵开口认错！” 后来，成先勤还是不开口检讨，批斗会只得不了了之。 （转自‘蒙顶山：最后的知青部落’一书   作者：高富华   中国三峡出版社  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一章 不在城里吃闲饭 “条条蛇都在咬人”        有人说过，“人是最能适合环境生存的动物。”当年10月、11月，又先后分来了两批知青，蒙山茶场的成都知青达到了105人。随着知青越来越多，回城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 在蒙顶山上甩开膀子干了一段时间，手掌磨起了茧巴，胳膊也变粗了，泥泞的小路也会走了，自然不觉得劳动的艰苦，反而抢着干，生怕做少了挨批评。“成先勤有志气，挑粪上山跑的勤……”偶尔在广播上得到一两句顺口溜表扬，他们也会高兴得跳起来。就这样，蒙山茶园的面积在他们的脚下不断的扩大。满山翠绿，那可是他们的劳动成果。 种茶、采茶、制茶、背茶……知青的工作样样离不开茶。 种茶、采茶的知青日晒雨淋，他们眼红制茶的，等到轮到自己制茶时，一晚上忙不下来，一双手全是烫起的水泡，这才知道“条条蛇都在咬人”。 知青在蒙顶山种茶，从当地人的口中，他们大致把蒙顶山的由来搞清楚了。在公元前53年，蒙顶山药农吴理真在上清峰种了七株茶，蒙顶山开始产茶。吴理真在宋代被封为甘露普惠妙济菩萨，在蒙顶山名茶中，“蒙顶甘露”最为珍贵，1959年在全国第一次名茶评选活动中，与“西湖龙井”等茶一起被评为十大名茶。想到名茶就从他们手中制出来，职业的自豪感还是很强的。 其实当时的蒙顶山名茶的产量并不高，一年只有几十斤，顶多上百斤，市场上很难看到。 蒙顶茶不仅茶好，名称也很美，颇有诗意。黄芽、石花、甘露、万春银叶、玉叶长春……春分未到，仿佛在一夜之间，蒙顶山茶园露出了星星点点的嫩芽头。 摘茶的时候到了。等了好几个月，终于盼到了“歌声悠悠，彩云飘飘”的采茶季节。 “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珍品。”说的是在清明前采的茶为“明前茶”，是茶中的珍品。谷雨前采的茶叫“雨前茶”，虽是上品，但品质不如“明前茶”。然而采茶并不好“玩”，当嫩芽头绽放后，一天不摘，第二天虽然不能说是“树叶”，但已经降了等了。“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草。”先采的是制作黄芽、甘露（蒙顶山名茶）的鲜茶叶，后采的只能制作万春银叶、玉叶长春了。 蒙顶茶好喝，而鲜叶并不好采。采茶看起来轻松、浪漫，但做起来才知道其中的艰辛。茶园露出了嫩黄的绿芽头，他们就要开始采茶了。初绽的嫩芽头，犹如雀儿的“舌头”，故称“雀舌”。最初采的几乎全是芽头，一斤制好的甘露茶，大约有50000个芽头，换句说，就是要采50000次。 采茶不能用手指甲，而是用两手指折断下来，因为芽头不能有损伤。一天下来，早已累的腰酸背痛。还有一种叫“雷鸣茶”，是春雷初动时，只听雷响，还未下雨，就得赶紧采摘，下雨后就不能采了。据说“雷鸣茶”可治百病。 相传以前进贡皇帝的“贡茶”，有两种采摘方式，一是少女用嘴唇采摘下来，放入杯中，用少女的体热烘干茶叶，将少女特有的馨香吸进擦痕中。二是蒙顶山寺庙的和尚采摘下来，诵经炒制。在采摘前，无论是少女还是僧人，都要焚香沐浴净身。制茶时，更为讲究，要有护法僧在旁边诵经文，制茶僧全靠一双肉掌炒制成茶。制好的茶，还要装入特制的银瓶中，县令签封后，一路马不停蹄地送入京城。 鲜叶不好采，名茶制作也困难。甘露是手工制作的，一锅只能炒三两鲜叶，制一斤茶叶要炒13锅，每锅都要经过10多道工序，制一斤甘露茶，要30多个小时完成。成先勤第一次制茶，站了一整天，腰也酸了，手掌也全是血泡。 采摘鲜茶叶，从芽头采摘到一芽一叶初展、一芽二叶初展，前后时间长达一个月左右。 鲜叶采摘下来，还不能过夜，必须在当晚全部制作完毕。从采摘到摊放、杀青、炒二青、炒三青、摊凉、做形提毫、烘干……10多道工序下来，已是次日黎明，到这时候，事儿还没有完，还得根据茶叶的形状、色泽、香气，拣去劣质的茶叶，然后才能进入到最后一道工序：包装。 干了两个月，知青中仍有一部分人是“不合格产品”，等待他们的就是“清退回家”。 （转自‘蒙顶山：最后的知青部落’一书   作者：高富华   中国三峡出版社  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二章    清除“不合格产品”   

“偷吃地里的洋芋种”
采制蒙顶山历史名茶，炒制结束后，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那就是“匀小堆”。既从制好的茶叶中进行翻拣，将形状、色泽接近的放在一起，并将劣质的茶叶拣出来。在下放的知青中，也有一个“匀小堆”的过程，那就是清除“不合格产品”。

茶场有广播站，每天都要公布生产进度，表现好的自然要表扬，虽然不能记入挡案，但表演起来总是好事。有表现好的，自然也有表现不好的，不能“自食其力”的，就成了“劣质产品”，有10多人认为是“不合格产品”，被茶场先后退回成都。

“你说，你有多坏，连下放到蒙顶山当农垦工人都不要你，你还能干什么？”在茶场清退“不合格产品”的那几天，人人自危，生怕被领导找去谈话，一谈话，就意味着自己是“不合格产品”了。

从蒙顶山“清退”回成都，在他们眼里，无疑是一件丢脸的事。

有几个知青，人长的精瘦，做活路没力气，但肚子大，一顿要吃几大碗，经常蹭女知青的饭票。蹭饭票的时间长力量，自然受人讨厌，而他们又饿得心慌。蹭不着饭票的时候，他们就想办法“生产自救”。

下放的当年底，茶场组织职工栽洋芋。过了很久，仍不见洋芋苗长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家挖开泥土一看，里面的洋芋种不见了。

“洋芋种到哪儿去了？”很多人都以为是老鼠吃了，成先勤知道，老鼠替一些人背了黑锅，因为洋芋种进了他们的肚子里，而且自己也跟着吃过半块。

白天才栽下的洋芋，饿慌了的人相约，半夜刨出来。洗掉人屎马粪，偷偷烧熟吃。

有一天深夜，成先勤起床解手，看见几个人影在地里晃动，他以为是小偷，悄悄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几个知青在烧洋芋种吃。

就在他们狼吞虎咽时，“举起手来！不准动！”吓得他们直哆嗦，手中的“臭香臭香”的洋芋也掉在了地上。直到成先勤忍不住“扑哧”地笑了起来，他们这才回过神来，赶紧从火堆中刨出削成片的洋芋种，“你也尝一尝。”成先勤毫不客气，剥开洋芋皮啃了一口，一股香味直往肚子里钻。

“知青的‘国际玩笑’”
刚到蒙顶山不久，有一个叫石心祥的知青开了个“国际玩笑”，把蒙顶山的知青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

那天，茶场打牙祭，吃的是瘟猪肉，不限量，可以放开肚皮吃，这样的机会石心祥是不会放过的，他吃的最多。吃多了消化不了，半夜肚子胀，他先是跑厕所，提着裤子刚走出厕所，肚子又绞痛起来，只得返回厕所……在厕所门口来来去去跑了几十趟。

“爸、妈，我要痛死了，你们快来救我呀……”后来石心祥的裤带总算系上了，但肚子痛得他呼爹喊妈，在地上打滚。大家吓坏了，男知青把他从猴子坡背下山，送医院抢救。

走到路上，起先石心祥还痛的大呼小叫，大家还安慰他：“石心祥，你要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他的呻吟声越来越弱，后来，他不哼不哈也不动了，喊他也不喊不答应。

大家以为他要痛死了，跑得飞快，有的鞋子都跑掉了，赤脚跑在碎石路上，一双脚板被碎石割的血糊糊的。

跑了几个小时，上气不接下气的他们终于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瞪了他们几眼，一句话也不说。

“医生，他不行了！”

“医生，我们求你了，你可要想想办法，我们是成都知青呀！”

“…………”成先勤等人不停地向医生求情，就只查没有给他下跪了。

“你们开什么国际玩笑？把一个睡着了的人背到医院来干什么？”医生“哼”了一声，甩手就走。

医生一离开，成先勤等人“呼啦”一声围了上去，蹲在石心祥面前，有的翻他的眼皮，有的拍他的脸，有的喊他名字……好不容易才把他弄醒。

石心祥从梦中醒来，他揉了揉了眼睛，茫然地问大家：“咦？我在什么地方？你们围着我干什么？”随后他站了起来。

屁事没有的石心祥站了起来，四处打量。而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的成先勤等人已一屁股坐在地上，跑掉了鞋子的人抱着一双脚痛得流泪。

骂了石心祥几句，他们还得架着有气无力的伤兵往蒙顶山走。来回折腾了一个晚上，走到山上，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而此时，山上的知青也是一个没有睡，他们还坐在门口等待着石心祥的消息。

吃得做不得，还开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国际玩笑”，石心祥自然不能“自食其力”，肯定是“劣质产品”了。领导找他谈话，“我们蒙顶山不养懒汉，你回去吧。”

石心祥一想，是啊，种茶都不要我，我回成都又能干什么？当他接到“清除”回家的消息时，痛哭起来：“我的命运怎么这样悲惨？”见大家爱莫能助，他又去缠着领导，一再发誓：“请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自食其力。”但领导没有答应。

“我的命苦啊！”走的那天，石心祥一路放声大哭，声震蒙顶山，大家也跟着抹眼泪。

在“不合格产品”中，还有一个装鬼吓人的，他叫熊基全。

熊基全喜欢吹笛子，白天不敢吹，怕别人说他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他只好晚上跑到山上吹。结果久走山路还是碰到了“人”。有一天深夜，下山的人回家，刚转过一个坟头，突然传来一阵笛声，吓得那人大叫大嚷：“有鬼！有鬼！”当那人明白是熊基全吹笛子时，向领导“打小报告”：“有人在装鬼吓人”。“装鬼”的熊基全也被“清退”回家。

当过逃兵的成先勤也险些成了“不合格产品”，但他有的是力气，砍树开慌冲在前头，还能“自食其力”，领导考虑再三：“你不想干，我偏要留住你！”

“捉了野鸡采蘑菇”
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苦过累过，但青春似火，热血依然在他们心中激荡。

15块钱、37斤粮食一个月，一周吃一顿肉。苦是苦点，但他们苦中求了。

蒙顶山山不高，不但产好茶，蘑菇、野鸡多的是。

晚上不学习，他们就打着手电筒轮流照野鸡。野鸡呆呆的，电筒光一照，一动也不动。动作快，一把就能捉住。运气好，一晚要逮好几只。野鸡提回来，等候在家中的其他人早已把一大锅说烧开，三下五除二，一只只肥嘟嘟的野鸡下了锅，随后，整个古庙都飘荡着鸡肉香，睡了的人都爬了起来，一人几块，吃的满嘴是油。吃完野鸡肉，就敲着盆子疯唱疯跳；“正当我年轻力壮，我想找个对象，总是难以决定，娶一个什么样的新娘……”

有时运气不好，一把没有捉紧，把野鸡惊飞了，只能捡到几根鸡毛，甚至抓到手的野鸡也飞走了，这时想重新捉住就困难了，当他们跌得鼻青脸肿地走回来，家里的人已把一大锅烫鸡毛的水烧开了。面对大家期待的眼光，好象自己做了件对不起大家的事，眼圈一红：“鸡肉没有，鸡毛有几根。”

捡蘑菇比捉野鸡简单多了，但简单的事情更危险，因为有一些蘑菇是有毒的。他们分不清山上的蘑菇有毒无毒，起初，他们见到蘑菇就采。有一次，他们欢天喜地的捡回了一大堆蘑菇，结果10多人同时中毒，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吃蘑菇了。

也有不信邪的，毕竟野蘑菇太香了，别人“拼死吃河豚”，我就“拼死吃蘑菇。”尹大昆捡回了一大背篼香菇，他悄悄煮了一小碗，吃了一夜没事，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煮蘑菇。一大锅蘑菇汤，香气扑鼻，大家高兴得就像过年一样。

饭是够吃，但就是缺油水。成先勤等人变着花样向家里要钱要粮。家里寄来了钱，他们邀上三五个好友，跑到雅安城里“杀馆子”，一顿下来，腰包里又是空空的。

如果寄来的是粮票，他们也有办法，那就是拿粮票换山羊，一斤粮票一斤山羊，点一根蜡烛吃一只山羊。买一根蜡烛回来分成两半，杀山羊时先点半根，煮羊肉时，他们就黑摸，边讲故事边吸着肉汤的香气。肉熟了，再点燃剩下的半根，不等后半根蜡烛点完，就连羊肉烫也喝得精光。

到了冬天，是他们快乐的日子。厚厚的积雪，白茫茫一片。他们在雪地里捉迷藏，打雪仗。当地农民到了冬天要杀年猪。听到杀猪声，他们着群不速之客就跑了过去，赖着不走，非要吃人家的“血汤”不可。吃了笑哈哈，就威胁人家：“不请我们吃血汤，房子给你车三转！”

说起来吓人，几十年过去了，也不见他们把哪家的房子“车三转”。后来大家相处融洽了，当地农民主动请他们吃“血汤”，而他们也将自己不能穿的衣服送给当地农民。“工农本是一家亲”，时间长了，有的吃“血汤”还吃出来感情，与当地姑娘耍起了朋友来，当起了当地人的上门女婿。

“萝卜倒下羌江河”
“明天要派人下山背大米。有谁报名？”每天不是砍荒挖地，就是挑粪管茶树，下山这等好事，自然争着报名，“唰”是一声，男男女女举起了一大堆手。成先勤也举了手，但他个子小，“好事”已被别人抢走。郭四艾虽是女孩，但还是抢到了好差事。

第二天，下山背大米的郭四艾等人要出发了，这个请她帮交信，那个请她帮代买东西，郭四艾自以为是英雄好汉，大包大揽。来者不拒。

下得山来，郭四艾先在名山县城买齐了要代买的东西，再到粮站领到一袋大米（100斤），背在身上，走不了几步就直喘粗气。她这才知道，要走回蒙顶山，是何等的困难，但还得三步一歇地往家走。

夕阳西下，残阳如血。下山背大米的人还没回家，山上的人急了。

“郭四艾，你们在哪里？”还在山下的郭四艾，就听到了在山谷中回荡的呼喊声，原来是山上的人接她来了。

星期天，自然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

“明天是星期天，放假一天。但有一个条件，进城的要每人背一背萝卜，卖完了才能耍。”领导发话，自然照办，没有二话可讲。

萝卜不值钱，蒙顶山的白萝卜、红萝卜在雅安华兴街的街沿上摆了一长溜，半天没有一个人过问。等到下午，一两分钱一斤的萝卜还是没有卖完，他们只得请示领导，“萝卜没有卖完，怎么办？”

“倒下羌江河！”他们如获大赦，背起萝卜一路小跑，从青衣江大桥上把萝卜倒下河。放下包袱，雅安城自然成了他们的天下。先是花两角钱到西南旅社洗澡、理发，成都来的知青，依然忘不了个人卫生。再租辆自行车，成群结队地在雅安的大街小巷中乱窜，顺路到邮电局买写信用的邮票、信封，看场电影……

最后一站，就是“杀馆子”。那时，菜谱都写在小黑板上，回锅肉、烧肥肠、血旺汤、炖萝卜……菜没有几样，价格却写得清清楚楚。他们边看小黑板的菜谱，边从腰包里掏钱“打平伙”。角币一大把，硬币一大堆，几个人趴在桌上数半天，也没有几元钱。当时面值最大的就是10元，如果谁的身上有几张10元币，肯定是大富翁了。

“富人有富人的烦恼，穷人自有穷人的快乐。”“杀馆子”的时候，自然是有多少钱，就点多少菜，海吃海喝一顿下来，满嘴油水也舍不得擦，伸出舌头，细细地舔一圈。吃完结帐，还剩了几分钱，也要换成几颗水果糖，人少就一人一颗，人多就砸碎分来吃，一人吃一半。蜜甜的糖块含在嘴里，走在回家的路上，要香甜好半天。有的女知青，一颗糖舍不得一口气吃完，允几口，又吐出来用糖纸包好，一颗糖要吃好几天。

走在回蒙顶山的路上，他们这才发觉上山回家的路是那样的遥远漫长。于是，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展开了幻想的翅膀。

有人说：“要是现在就发生地震，把蒙顶山震垮就好了。”

自然有人跟着附和：“对！对！不但要垮，而且还要夷为平地，这样的话，我们回家就方便了。”

然而盼了一年又一年，蒙顶山依然是蒙顶山，出门依然就爬坡，既没有发生地震，更没有夷为平地。

“爸爸妈妈狗儿好”
如果星期天没有机会进城他们就聚在一起打牌（扑克），输了的就贴纸条烧胡子、钻桌子，要不就是 吃朝天椒，辣得个个在地上跳。

有的知青不忘每月给家里一封信。寝室里没有桌子，他们就趴在床上写。

有一个外号叫黄瓜的知青，文化程度低，到了蒙顶山，还得给家里人报个平安。信写好了，但他不想下山，把信纸交给同伴，请他们买上信封、邮票，代他交回成都。

同伴打开一看，信是这样写的：“爸爸妈妈狗儿好……”

“黄瓜，你的信写错了没有？”同伴问道。

“没有错，我向爸爸妈妈和我家养的狗儿问好。”黄瓜认真地说。

“哈哈！亏你写得出来……哈哈……”他们的笑声，响彻蒙顶山。

还有一次，山上放电影，别人看的是《景颇姑娘》，而黄瓜特别，因为他看的是与众不同，“影皮姑娘”。

第二年，蒙顶山通了电。通电的那天晚上，整个蒙顶山都沸腾了起来，他们载歌载舞，敲盆子敲碗，彻夜狂欢。

“走上山来看一看，
   空中架起高压电，
   知识青年来上山，
   意气风发斗志坚，
   要让茶叶亩产过百斤关……”

在茶场当工人，也有清闲的时候。有时，他们不能进城，就在山上闲逛。虽然破四旧，蒙顶山古庙的菩萨大多被砸了，但作为茶场加工厂、场部办公室、职工宿舍的古庙还存在。雕花门窗、石刻牌坊……让他们流连忘返。

永兴古寺山门写的“五峰禅林”在什么地方？他们一处一处地找，上清峰、灵泉峰、甘露峰、棱角峰、玉女峰被他们找到了，古蒙泉、皇茶园、干湿龙、阴阳石麒麟、吴理真石屋也被他们找到了。永兴古寺下面还有一座古庙，叫千佛寺，有很多红军石刻标语，它是红军长征时苏维埃政府的驻地。

时间长了，成都知青仿佛成了粒粒茶种，撒在蒙顶山，他们就在蒙顶山上发芽、生根。手掌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巴，走在泥泞的山路上，就是挑粪上山，同样行走如飞。在他们眼里，蒙顶山清幽幽的空气也变得多情起来。茶厂领导和茶叶专家施嘉蟠、李家光还为他们讲授茶文化知识，茶树栽培技术等。

然而就在他们安心工作时，一场场政治灾难向他们袭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