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对李肇星谈苏联解体：我们那里没有邓小平

2013年12月19日 03:4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标题：戈尔巴乔夫：我们没有个邓小平

书中多次提到邓小平。有一次李肇星作为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出席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回程的飞机上，他碰巧和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坐一趟飞机。

李肇星和戈尔巴乔夫聊起来。在聊了一些轻松话题后，李肇星问：“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

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

　正看是一路货色，侧瞧乃搅哄旋律。

普京讲话很有嚼头。今晚新闻联播回答中国记者提问很有意思。

现在对中国为什么没有被解体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因为中国经历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得以避免了前苏联的结局。特别是文革的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以至于今天走资派都抬不起头来，不得不改头换面，遮示自己的真面目。

戈氏这么评价老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想起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特别是，戈氏在这里只是从表面上谈问题，刻意回避了许多根本的原因。

即使不涉及社会制度和信仰等等问题，单从大国博弈的角度出发，邓小平的向美国一边倒也在前苏联的解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前苏联的解体作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这里，老邓的作为，明里暗里配合了戈氏解体苏联的目的。毕竟，他们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

有一个三个火枪手的博弈，讨论的就是弱者如何生存这个问题。这里面的关键是其中最弱的一方，一定不能选边，一定要维持老大和老二谁也不能消灭谁的格局。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魏蜀吴三国，当魏国消灭了蜀国，吴国也就完蛋了。所以对于吴国来说，当魏国攻击蜀国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该帮助蜀国抗击魏国的侵略，更不要说帮助魏国打蜀国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国原则，通过抗美援朝，中苏论战，抗美援越等等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措施，经过20多年的斗争，终于在去世前奠定了新中国世界强国地位，与美苏三分天下，使新中国独立于世界之林。可惜的是，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去世了。而毛泽东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巩固自己强国地位的时机，到手的鸭子愣是飞了。别的不说，从曾经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世界各国争先恐后与中国交好，变成了阿猫阿狗都敢咬一口。

如黎阳所说，中美关系如同一桌盛宴，毛泽东又备料又下橱忙活了半天，正要端上桌不幸去世了。有幸坐享其成的只需把这桌现成的饭菜往嘴里一送就成——就连这点能耐都蹩脚，又是掉筷子又是流哈拉子的，愣是把毛泽东辛辛苦苦做成的极品佳肴弄变了味——没办法，伟人就是伟人，小人就是小人。，

李肇星的问题很尖锐，而戈氏的回答也很巧妙：你们有个邓小平，所以没有解体；我们没有“邓小平”，所以解体了。

邓小平是不是象戈氏所说的，他能够防止中国社会主义的“解体”？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续解体易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的事。影响到中国，直接引发了“六四”事件。可以说，对“六四”事件的处理，阻止了“多米诺”效应在中国发生。

吴为老兄的“魏蜀吴”理论很有意思，说明大国“制衡”的道理。毛泽东面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非常清醒，所以制定了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共同反对超级大国的策略。这一点对邓小平也有影响，但苏联垮台以后，邓小平不能不改变原先的立场，一方面缓和与美国的矛盾，“全盘西化”，以争取时间，另一方面督促国内加快建设步伐，“韬光隐晦”，积蓄力量。

邓小平之后的继任领导基本上延续了邓小平的谋略，却没有意识到，邓小平的谋略只是权宜之计，结果是走到今天，一切全都变了味道，甚至将中国变成了美国的附庸！

一个巧妙周旋，游刃有余；一个助纣为虐，自食其果。

以下是引用吴为在2013-12-21 0:51:00的发言：

戈氏这么评价老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想起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里面有几个历史事实，其发生的顺序非常重要。只有按照历史事实发生的顺序，才能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

1. 老邓改变毛泽东中美关系战略原则，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甚至想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发生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前苏联解体之前（70年代末期），而不是前苏联解体之后（80年代末期）。现在普遍认为，前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失败（1979-1989），是导致其解体的重要原因。而在苏联侵略阿富汗战争中，中美结盟，共同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中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前苏联的解体，其根本原因在其内部。只是，有句老话，内外配合，好像还有句话，大环境，小环境。中国倒向美国，加速了前苏联的解体。戈氏和老邓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不想侮辱戈氏的智商。

2. “六四”的发生，不是受到苏东波的影响。“六四”发生在先，苏东波在其后。记得那年年底回顾的时候，最大的感叹就是始于天安门广场（4月），终于柏林墙（11月）。

事后诸葛亮的说，“六四”应该是一个转折点。就说贪污腐化，在其之前，贪污腐化是见不得人的，只能悄悄地进行。但是在这个反官倒，反贪污腐化的运动不了了之以后，到90年代，这些以前见不得人的东西，包括黄，赌，毒，等等，都公开化了，公然登堂入室，不这样做，反而是见不得人了。为什么？

想起毛泽东在世时，57年的整风及随后发生的反右，庐山会议上的纠正左倾和随后发生的反右等等。

3. 说到权宜之计，想起文革的目标，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文革中产生的“走资派”这个紧箍咒，走资本主义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才有了后来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韬光养晦”的改头换面，遮饰自己的真正目的，浑水摸鱼。以老邓的智商，不相信他会被小人蒙蔽。

是我记错了，“六四”是89年的事情，苏联倒塌是91年的事情。

“六四”期间，戈氏还到中国访问，天安门广场有一些人举标语欢迎他的照片我还记着。

看看当时的报道，就知道邓小平同戈氏说了什么话，

显然，对于此后的局面而言，邓小平有能力控制，而戈氏则束手无策，于是多米诺效应便在欧洲发生了……

这已经不是事后诸葛亮了，而是被人民公知公认的事实了。六四的结果使得官倒腐败有了后台，被不用任何法定程序地“合法化”，进而自上至下地效仿、蔓延.......。一场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产，争先恐后短跑似地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掠夺开始了。这是一场没有烟火的，看不见战场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掠夺战争，千百万革命志士、烈士，先辈打下的江山，社会主义大厦就从这一时刻，从射向毛泽东钟爱的人民，百姓的枪声的刹那间，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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