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言两语话当年

海子打渔记

   

   

       1969年6月16日，刚到连队第五天。早饭后，班长让我和周大正跟老职工去海子打渔。我挺纳闷：从巴彦高勒到五团一连，一路上除了公路边上那条近乎干涸的水渠，就是一望无际大大小小的沙包，上哪里去打渔？

   带我们去打渔的职工老王是个山东大汉，四十多岁模样，黝黑的脸庞，结实的身板，也不知为何来到兵团的。经简短的互相介绍，我们三人就出发了。

   顶着头上的还不算炽热的太阳，沿着脚下坑坑洼洼的小道，一路上，老王很健谈，用他那浓浓的山东腔给我们讲述着在海子捕获黄河大鲤鱼和野鸭子缠网等有趣的故事。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了被称为“海子”的湖泊。

   真是不可思议，在这遍野黄沙的茫茫戈壁，居然还有如此的绿洲：清澈的湖水碧波荡漾；成片的芦苇随着微风轻轻摇曳；芦苇深处偶尔会飞起不知名的水鸟，水面上不时有鱼儿泛起的涟漪，我被眼前水天一色的美景深深地陶醉了。

   老王拉出了一条头天隐藏在芦苇荡中的小船，诡秘地一笑道：“船儿不藏好，要被偷走的。附近二连和七团也有人来下网，他们没船，用胶轮内胎。”我仔细打量这条小船，天哪，这还叫“船”吗？直愣愣的像一个没盖的大木箱子飘在水面上，跟我们江南捕鱼的小船那种轻盈、那种灵动相去甚远矣。老王说，这船是连队木匠房用了半个月时间打造的，进湖下网还挺好使。

   我们仨上了小船，向海子深处进发。湖水清清，湖底长满了水草，给了鱼儿丰盛的养料和隐秘的藏身空间。喜好钓鱼的我暇想，这里的鱼可不太好钓。转眼间，老王已将船儿划到下网的湖面，隐隐约约可见挂网的鱼在水中挣扎着。老王将船桨交给我，自己则到船头和周大正一起收网。第一次划船，双桨怎么都不听使唤，船儿歪歪扭扭地行进，幸亏老王不时的指点，慢慢地我摸到了门道。俗话说“熟能生巧”还真没错，半个时辰下来，船儿掌控得有模有样了。

   鱼网是老王昨天下午下的，他告诉我们，海子里的鱼贼得很，白天躲在水草中，一般不会出来，夜间借着月黑风高出来觅食，才会挂网。今天的收获不错，三十余张网（我们浙江台州称之为“四绫”网），张张挂着不少巴掌大小的鲫鱼和半尺来长的“面棍”（此鱼没见过，也不知其学名）。老王显得很兴奋，一边摘鱼，一边轻轻地哼着小曲，我没听懂歌词，猜想是他老家的民谣吧。

   不知不觉间，日近中午，我们把船划回岸边。老王拿出带来的网兜，将战利品逐一放入网中，足足装了半网兜，估摸着应该有个三四十斤。他还特意挑了两条最大的鲫鱼杀了，“中午我们就吃它了。”说着，变戏法似地从旁边的一个草窟窿里掏出了一个旧铝锅，就地检了几块土坷垃支起锅来。没过多长时间，鱼汤飘香，引得我们饥肠辘辘，赶忙拿出带来的馍馍狼吞虎咽起来。

   喝了鲜美的鱼汤，稍事休息，我们忙着整理好网具，划着小船进湖下网，期待着明天的丰收。

   带着喜悦，也带着疲惫，我们划着船儿返航了，我不禁想起了那首优美的歌儿：“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惊   马
      1970年冬天，我在五团一连连部当文书，通信员是马建平。平日里，到团部取信件、取报纸都是通信员的事。一连与团部有10几里路，到团部办事一般都骑马或者搭乘马车。一天，记不起是何原因，马建平不在，到团部取信的任务派给我。于是，兴冲冲地跑到马厩牵出枣红马，备鞍上马。
    由于高兴，忘了拿战友寄出的信件，还得回连部。出了马厩左拐100米左右就到连部。之前，这匹枣红马骑过几次，感觉它还挺温顺的，没想到，今天刚跑了几十米，迎面过来拉肥料的一辆马车，突然受惊狂奔起来，一下子就把我摔了下来，最要命的是，脚上穿的棉鞋又肥又大，一只脚卡在马蹬子上出不来，当即脑子一片空白，转瞬间立马又闪出不详的念头。旁边马车上的几个老职工也吓得大叫。好在被马儿拖出十来米后，被卡住的左脚终于脱开了马蹬。顾不得身上的疼痛，暗暗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瞧瞧身上，厚厚的棉衣被扯了一个大口，棉裤也磨破了。哪马儿把我摔下后，一阵风径自跑回了马厩。天哪，真是乐极生悲啊。
    任务未完成，团部还得去。这马是再也不敢骑了，到马厩套了一辆毛驴车，颠簸颠簸着又上路了……
      

                                                  寻    驴
    1971年初夏的一天，又是到团部取报纸和信件。到了马厩，饲养员让我骑“大毛驴”，并利索地备上了鞍具。这头驴据说是有名的“关东大叫驴”，个头不比普通的马儿小，叫将起来，其声可赛大喇叭。骑上它，虽然比不上马儿快，一颠一颠却也很舒服。约三刻钟光景，团部邮局就在眼前。
    小小邮局里人很多，排了近半个小时的队，好不容易办好事。出得门来，傻眼了，刚才栓毛驴的电线杆上空空如也，“关东大叫驴”不知了去向。是谁偷走了？抑或它自己跑了？真是搞不懂，茫然啊……
    正着急着四处打问，远处传来这牲口的叫声，“关东大叫驴”确实名不虚传。我赶忙循声而去，在团部服务社的后院找到了它。
    回来的路上，我恼怒地多抽了它几鞭子，感觉它也比来时跑得快了许多。到了马厩，饲养员说“忘了告诉你，这个家伙能解缰绳，栓它可要多打几个结”。

                   “西瓜宴”          

       我们一师五团一连位于磴口县的包尔套勒盖（蒙古语译音，其意思据说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1969年初兵团建立前就是当地的农场，条件比起新建的连队要好的多。虽然地里庄稼收成不咋地，但瓜菜在一师乃至兵团，却是出了名的，每年七八月份，瓜地里黄橙橙的华莱士，碧绿绿的泰国瓜，白亮亮的三白瓜，诱人垂涎欲滴。特别是华莱士，哪真是满地散发着特有的香气，房间里哪怕放上一两个，也能沁人心脾。怪不得，那时常常有师部、兵团司令部的车子来我们一连拉瓜。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刚到兵团的那一年，因瓜地遭到冰雹袭击而没好好地吃到之外，此后年年瓜季，都是我们大快朵颐之时。宿舍里存放着许多瓜，干活回来，两人分一个，也不用再切开，拿勺子掏着吃。有时，干脆去食堂打俩馒头，就着甜甜西瓜汁，美美的就是一餐饭。
    最有意思的是吃“种瓜”，全连的人，包括职工和家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200多号人集中在操场上，人手一把“马扎”一个勺子一口碗，热闹非凡，犹如西方国家的狂欢节，我们则称之为“西瓜宴”。吃种瓜的目的是留种子，瓜子不能入口，先捋到碗中，再集中倒入指定的铁桶内。因为是“种瓜”，都经过特别的挑选，个儿大，品质、口感也特好。那时真是好口福，我们兵团战士，人人都放开肚皮吃，不撑着不罢休……
    2009年7月底，和着“四十周年第二故乡行”的主旋律，我们回连队走了一趟，物是人非，几多感慨：没有了成片的瓜地，也没有了热闹的操场，更没有了原本的人气。我们的到来，使得冷清的一连仿佛回到40年前。在老排长刘俊家，在已搬到老团部所在地居住的机务班张礼师傅家，我们又尝到久违的华莱士，还是那么香，还是那么甜，还是那么沁人心脾。

                                             豆腐坊的故事

 

     豆腐——再简单不过的副食品，然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乌兰布和大漠深处,物资匮乏加上交通不便，能经常吃到豆腐，却也算是一种奢侈，一种享受。
   那时，我们一连老点有一间简单的豆腐坊，何谓“简单”？一套驴拉磨盘、一口大锅，外加瓢、勺等几件用具，就是全部家当；豆腐师傅倒有好几个，老职工宋永堂、张传仁都先后在豆腐坊掌过勺。印象最深的豆腐师傅还是战友蔡永春，跟着宋师傅学了没几天，就能独当一面，做出像模像样的豆腐来了。
   记忆中，由于豆腐坊与连部很近，我们文书、通信员、卫生员等一干人等便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弄点新鲜豆浆喝喝。
   前几天与蔡永春聊天，提及当年做豆腐来，平时话语不多的他一反常态，打开了话匣子：
   “南沙窝新点房子盖好后，兵团战士搬到新点后的不几天，连长就派我跟老宋学做豆腐。连队做豆腐的点卤方法与临海不同，不用盐卤而用醋。过了一星期光景，见我的技艺有了长进，连队领导将老宋调到大车班去了。以后，又和张传仁合作了一段时间。老张是一个种瓜菜的老把式，做豆腐也是行家里手，冬季农闲才会被派到豆腐坊”。
   聊到做豆腐的辛劳，老蔡轻轻地笑了笑说：“那时年轻，才20岁，每天凌晨2点起床，从新点去马厩拉上毛驴，到老点豆腐坊套上磨，二三十斤的黄豆，磨豆浆一般都要4-5个小时，此后还要完成过滤、烧煮、点卤等工序，确实很辛苦”。“1971年9月，上海知青来了，连队派江模给我搭把手。他年龄更小，只有16岁，战友们都叫他小江模。在煮豆浆时，有时会在灶台下的柴火堆上睡着了。看他那疲惫的模样，我都不忍心叫醒他".
   豆腐坊做的豆腐，以供应战士食堂为主，也向职工家属卖一点。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再简单不过的豆腐，使我们的伙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补充了营养，还真发挥了不简单的作用。
        

                               感 受 地 震
      哪是1976年的初秋的一天，子夜时分，我和蒋锋搭班翻地下班，将“东方红-75”拖拉机开回老点机库后，步行回到南沙窝驻地。跟往常一样，下了点挂面吃了，胡乱洗漱洗漱就带着一身疲惫上床睡觉。
    朦胧中，似乎听到“轰隆轰隆”近似机车的声音（若干年后，在相关的地震科普资料中，才得知这种声音叫“地声”），我想：“连队一共才2台拖拉机，刚才一起回来了。此时，也不可能有兄弟连队的机车从这里经过”。容不得纳闷，迅即感觉身下的简易木床剧烈地抖动起来，门窗玻璃也不时发出了“砰”，“砰”的声响，屋内依稀的光亮中，房梁上挂着的电灯不停地摇晃着……
   “不好，地震了”我猛然意识到并大喊一声，住里屋的同班战友也醒了，蒋锋一个箭步冲到门外，叫道：“地震了！地震了！”我和他赶忙跑往连部报告，刚接替现役军人到任不久的连长王万彤已经站在宿舍前，见我们过来了，老远就喊道：“你们快赶到老点去，看看哪里的职工家属跑出来了没有，在没接到命令之前，别让他们进屋。”此时，南沙窝已是人声鼎沸，“地震了，快出了！”，“哪个屋里还有人？”，“站在空地上，别靠近房子。”战友们如是互相关照着。
    南沙窝离老点大约有一里地，等我俩赶到时，职工家属早已出来，只是他们大多有晚上睡觉不穿衣服的习惯，突遇地震，来不及穿衣就跑出来，又不敢回屋，大漠初秋的后半夜，颇有几分寒意，大人还能扛，小孩可受不了，有的哇哇直哭。也不知是被吓着，还是冷得受不了。
    第二天，接到上级通知，近期可能还会有余震，要求做好防震减灾工作，特别强调晚间所有人员不得在房子里睡觉。连部决定，停工一天，搭建窝棚（材料自行解决）。于是，每座营房前出现了许多三角形、四方形等各式各样的窝棚。晚上，大家各自为阵，在各自的窝窝里苦熬到天明。也有胆大的，偷偷地跑回房子睡觉。这样的日子过了有十来天，直到团部下通知解除禁令。此期间，幸好没再有余震。
    后来，有消息称，这次地震的震中在海勃湾和乌达（即现在的乌海市）一个叫碱柜的地方。
 

红樱桃知友：国内回家为何要护照呢？

谢谢红樱桃  本人孤陋寡闻也。

                                                          风雪探亲路
 
       我所处的江南小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交通运输可谓是飞速发展：民航、铁路、高速公路，立体交通随君所欲，出行十分便捷。实现了台州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曾记得，1969年6月8日，响应毛老人家的号召远赴内蒙屯垦戍边，数千里之遥，先坐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石公路上颠簸，途中还得翻越颇为险峻的猫狸岭，四个时辰左右到宁波，然后换乘蒸汽机车牵引的“绿皮火车”。因为是专列，经常要为其他客运列车让行，停靠在不知名的小站。历时三昼四夜，6月12日凌晨终于到达目的地巴彦高勒。又要忍受大漠土路的煎熬，现在不到一个钟头的车程，当年却走了两个半小时。个中滋味，唯吾辈知晓，且铭记于心间。
    更为不易的，当属回家探亲的往返行程。大包小裹的行李、倒车换乘、列车晚点的烦人不说，遇到倒霉的风雪天气堵在路上，哪真是叫人束手无策。
    1975年春节前，好不容易获准探亲踏上归途，到了杭州，天上飘着大雪，此前，就有同乡战友因大雪滞留杭城的传闻。心急火燎地奔向武林门长途汽车站，果不其然，公告栏上明示：“因大雪封道，杭州至台州方向班车停开，何时开通，敬请各位旅客留意本站公告。”
    无奈之下，只有回旅店等候了。同行的四位战友紧急商议，各自给家里打电话，寻找便车。次日上午，雨雪稍停，徐佩琴家传来了好消息，她叔叔及其单位台州物资局有一辆卡车在杭州，如果路况稍好，将于下午回临海。闻此佳音，大家无不欢呼雀跃。
    下午四时许，大家翘首以待的车来了，这是一辆双排座的“钱塘江”牌卡车，驾驶楼还能挤两人。于是，理所当然女战友优先就坐。我和胡方德则坐在车斗上。真没想到，驾驶员是老同学、六团战友大老牛的哥哥。他简短地交代了坐车斗注意事项后，车子顶着凛冽寒风出发了。
    冬日的白天感觉特别短，过了钱塘江大桥，天色渐渐暗将下来，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尽管我们棉大衣裹身，仍难敌阵阵寒风。车上拉的是焦炭，坐在上面挺难受，只得坐在旅行包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那时，104国道行道树上常常有当地农民捆绑存放的稻草垛，大约过了萧山县，牛师傅把车停在路旁，叫我俩赶紧多拔点稻草御寒。身下有了厚厚的稻草，顿时感觉暖和了许多。随着车子的晃动，我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子夜时分，我们一行终于平安回到久别的家乡。
 
 
 
 
 

                                        双色褥面

       1969年12月的一天上午，我们连队的战士集中在老点的礼堂（注：也就是面积大一点的土坯房而已），听五团政委作政治形势报告。天气太冷，好不容易等到散会，大家一窝蜂地朝宿舍跑去。快到宿舍，大家都傻眼了，只见三班宿舍股股浓烟从门窗往外冒，“着火了”有人惊叫道。我们三班几个住这间宿舍的浙江战士赶紧推开房门，好在房内铁桶里有满满的一桶水，大家七手八脚，一下子就把火给灭了。还好，幸亏发现及时，只烧了几床褥子。

    原来，是火炉没封好，把炕上的被褥给引燃了。我们睡的是土炕，土炕前面的中间用砖砌个炉子，没有烟筒，火直接通往土炕里，封火时用水把煤末和湿，添到炉子里填实。刚到内蒙才几个月，我们南方人都没封火炉的经验，加上那天集合号一响，班长催我们快走，火炉也没检查，结果出事了。

    当时我睡在土炕中间，屋里住5人，有蔡永春、周大正、许世华和班长岳如军（石家庄战友），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战友的情谊。我和相邻的蔡永春、周大正的褥子都烧坏了，尤我为最，只剩下半拉破褥子。就在我们束手无策之时，十二班的女战友伸出援手，在班长黄爱莲的带领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很快地把我们的褥子缝补好了。我的破褥子经她们巧手改制，成了双色褥面，还真别具一格。北国隆冬，我们感受到战友炽热的情谊……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条双色褥子也早已不见踪影，然而，战友的深情援助，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