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京城de爷韩六一
在2010年夏天最炎热的那几天里,我的荒友韩六一,因旧病复发驾鹤西去,时年刚好60周岁。
韩六一毕业于海淀区翠微中学。我和他相识于1968年7月初到9团的时日。农场领导把我们10名男生分配到团部工程队。那时的韩六一年少轻狂,举手投足之间尽显社会陋习,经常横着从嘴边飞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呦嗬!怎么着?谁活腻味了,打丫亭的!活脱脱就是一个北京胡同的小痞子。所以我们之间时有摩擦,有时甚至是剑拔弩张,究其实也没什么大矛盾,毕竟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当时的团部及直属连队知青很少,归了包堆也就10几个人,个中的他一身打扮很时尚,头顶国防绿军帽,身着海蓝色学生裤,脚蹬高腰白回力球鞋,经常的习惯动作是对着小镜子里的身影左顾右盼,满意了再出行。走在大街上他喜欢乜斜着眼睛看别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不屑的劲头儿,据说圈内行话管这动作称为“犯照” ,别说这招儿还真灵,唬得年龄小些的知青哆里哆嗦,就差喊他大爷了。
后来工程队被分成3个连队,我们和韩六一分开了,交往很少。
1971年冬季,在萝北县葡萄沟林场我们又聚在一起干活——抬木头。这是在兵团时遇到的最沉重、最危险的力气活,而韩六一却如鱼得水,因为他们在窑地主要的工作就是出窑、挑砖坯子,腰部的力量很强,而我们基建连以盖房为主,多少有些技术含量,力量相对不足。
在林场我们住的是棉帐篷,简易的大通铺上铺满了厚厚的稻草,几十个人顺次排开,在昏暗的马灯遮掩下,有的老职工毫无顾忌的说些荤段子,聊博大家一笑。傍晚,帐篷里又升格为革命大批判的战场,连队领导把那些发生在老职工和知青身边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统统幻化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革命的口号声经常性地回荡在原始山林。
每天清晨6点钟,头顶依然是黑黝黝的天,脚下还是嘎吱嘎吱的积雪,我们的归楞工作就开始了,8个人一副肩(一组)分为4杠抬木头,韩六一抬的是头杠。只见他歪戴着狼皮帽子,头顶冒着大汗伴着呼呼的热气,嘴里不干不净,眼睛四处踅摸着。领杠的人嘶哑一声呼喊:“长腰起呀!”其余的7个人浑厚地答道:“嘿呦 !” ,“两拐两甩呀” , “嘿呦!” …… 空谷回荡、气壮林海,我们享受的是劳动的艰辛、豪迈。
几天后我们遇上了一棵超重的红松,原木大头的直径已接近我们的腰际,小头也有70公分高,总重量要在3000斤左右,这样每个人肩上的分担的重量陡然增到400斤,8个抬杠的知青除了韩六一之外都被老职工替换下来,只见他悠然地摇晃着肩膀上的蘑菇头,就象即将上场的运动员那样,寻找最佳的受力位置,俨然是货真价实的老山狗子。这真是一场殊死的拼搏,如此之重量,8个人中假如有一个坚持不住倒下来,其他7个人都会跟着遭秧,就象是一场睹命。开始了!随着领杠人声嘶力竭的一吼,大木头迟疑地离开了地面,在400斤的重负下,韩六一的步伐稳健,采取的是类似武术八卦掌那样的滑步,整个身躯微向内倾和蘑菇头那端的老职工互成犄角之势,围观的人紧张得大气儿都不敢出,一直目送木头被抬上汽车,大家的心才落了地。
应当承认,韩六一不仅是一员闹将,也是把劳动好手。
90年代初,老韩很想当“的哥” ,但苦于没有启动承包资金,我们连的荒友伸出援手,给他凑了两三万元,问题解决了。几年出租车开下来,他的江湖义气凭添几分,还把头发烫了几道弯儿,得,摇身一变成京城顽主了。
进入新世纪后,我们9团的知青聚会很多,而工业二连的召集人就是韩六一。记得前几年,我们到天津参加知青聚会,乘坐的面包车由韩六一驾驶,车速平稳,轻盈如水,那感觉就是不一样。返回之际,老韩逐一和天津男知青拥抱相别,并在耳边低语几句,那种牵肠挂肚的思念,令观者动容。
3年前在大杨家里遇到了他,我关切地问起他的身体如何,他腆着胸脯拖着长音说:“瞧好吧,您呐,没问题。”他说现在经常在小区运动场的双杠上健身锻炼,随即话题一转:今儿个中午,咱哥俩儿弄两口怎么辄?我婉言谢绝了。
不承想,这却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几个月后,就得到他撒手人寰的噩耗。
春风又起,往事依依,和韩六一在9团相处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