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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太行山上

——兵团第六师前身部队抗战在山西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听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这是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歌，也是农六师前身部队的歌。

农六师前身部队771团、16团、25团（后组成新四旅），抗战八年大部分时间在山西。在那里，山西子弟涌跃参军壮大了这支部队；在那里，部队与根据地人民一道浴血奋战，迎来了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支部队，有着山西父老乡亲的血脉，有着山西人民英勇不屈的基因。70年后的今天，在天山脚下的五家渠，看到援疆队伍中来自山西的优秀儿女，让兵团六师人倍感亲切。我们又想起这支歌，想起我们共同拥有的那段难忘岁月。

东渡黄河保卫山西

1937年9月6日，刚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129师，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环顾会场，断然命令：“现在换帽子。”他缓缓摘下红星八角帽，戴上国军灰色的军帽。指战员在刘师长带领下庄严宣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八路军的誓言感天动地。

这个上万人的队伍里，序列为129师386旅771团的就是农六师前身部队。它原来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31军91师，师长徐深吉任整编后的771团团长。当时的八路军辖3个师、6个旅，共16个团，771团是八路军的十六分之一。

70多年后的2010年10月，我们考察组一行，在山西武乡的八路军纪念馆陈列的图片上，看到了当年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的情景。乌云密布的黄河东岸边，八路军战士蜂拥下船，登上晋西大地。还有一张照片是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正在一条渡河的木船上。朱德举望远镜向东瞭望，任、邓、左气定神闲地坐着。就是这一叶方舟，日后扭转了华北抗日战场的危局。

芝川镇这个渡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八路军4万多抗日健儿送过黄河。等到129师渡完黄河，已是1937年的10月初。一踏上山西的土地，129师便马不停蹄地横穿吕梁，直奔晋东的抗日前线。

此时的日军，已经侵占了天津、北平、石家庄，从同蒲路往南、正太路往西，直逼太原。八路军115师和120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积极配合了国民党军晋东北的正面战场；129师则直抵晋东南地区，阻击从石家庄沿正太线西进的日军。10月22日，771团在与河北交界的平定县娘子关七亘村，利用有利地形，袭击从河北井陉测鱼镇西犯的3000余日军，激战整整一天，毙伤日军100余人。这是六师前身部队771团打响的抗日第一仗。此后又在平定县的马山，昔阳县的凤居、黄崖底、广阳、沾尚等地对敌作战。

但是，装备精锐、体质强健的日军与军事素质低劣的国军和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的八路军相比，实力甚为悬殊。邓锡侯率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山西，在正面战场上英勇阻击日军，仅仅9天，就牺牲了一万余人。正面战场的国军不得不且战且退，八路军也只能选择敌后游击。11月8日，太原沦陷，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崩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山西省主席、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西渡黄河，退到千里之外的陕西韩城。时隔一月，同一渡口，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八路军和第二战区的国军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和顺一二九师的“遵义”

面对严峻的形势，129师在师部驻地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全师党员干部会议，部署部队的行动方向和任务。

1937年11月10日，即太原失守的两天后，刘伯承师长在武家庄总结了一个月来的战况，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目标，为实行战略展开、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

11月13日至14日在石拐的会议，重点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实现全面抗战新局面。”会上，确定了129师在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平汉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开展根据地的工作。八路军总部首长朱德、彭德怀、左权、任弼时到会并作重要指示。

会后，771团参谋长黄新友率团机关直属部队驻榆社地区，政委张南生（后为吴富善）和副团长韩东山率一营到磁县、安阳以西地区，政训处副主任赵基梅率三营随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旅政委王新亭率领的工作团到上党地区开展扩军工作，团长徐深吉率二营到太谷以南、同蒲路以东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并进行破坏同蒲铁路袭击敌人等活动，中共晋冀豫省委随一二九师师部活动。当时，省委不公开，对外称“一二九师编辑部”。石拐会议后，师部移驻辽县（今左权县）。

2011年11月，八路军石拐会议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和顺县横岭镇石拐村举行。129师和顺“石拐会议”确立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其意义如同红军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秋百团大战，仅仅3年时间，八路军便由16个团发展到105个团，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日本人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由于国军正面战场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游击战场的共同作用，日本侵略军叫嚣的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

“典型的游击战”

1937年11月26日，就是在129师和顺会议之后的不到两周的时间，团长徐深吉指挥771团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阻击由太谷向范村的进犯之敌，毙伤敌百余人，受到刘伯承师长高度评价，并被誉为“麻雀战”。

1938年2月，日军3万余人向晋南、晋西方侵犯。386旅的任务就是将这股日军歼灭于运动之中。陈赓旅长决定以771、772两团为主要兵力，分别在井陉地区的核桃园与长生口设伏，并命令工兵连炸毁井陉大桥，痛歼和阻击了由石家庄来晋的日本援军。

3月16日，129师386旅在邯（郸）长（治）公路线上的潞城县神头岭设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与缴获马匹600余匹，自身伤亡240余人。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就连日军统帅部也把它看成是八路军“典型的游击战”。

3月31日，徐向前指挥129师771团、769团在晋冀交界的响堂铺伏击日军14师团辎重部队，毁敌汽车180辆，敌增援部队600余人也被八路军增援部队击退。响堂铺战斗共毙伤日军400余人，自身伤亡300余人。此役严重地破坏了邯（郸）长（治）公路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响堂铺伏击战被日军称为“更典型的游击战”。

1938年初，我军连续取得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对粉碎日军在晋东南的围攻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它不仅打破了日军企图消灭晋东南根据地的计划，而且打出了八路军的威名，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巩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三次战斗也都被列入全国抗战著名战斗的史册。

同年的4月16日晨，八路军771团与772团、689团在武乡县长乐村以西，伏击进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之敌。771团阻截敌军大部，并发起猛烈攻击，将敌压缩在狭窄的河谷里截为数段。经过激战，全歼被围之敌，并击退了从辽县赶来的增援之敌。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自身伤亡800余人。长乐村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各路日军开始龟缩撤退，八路军和决死队及友军则乘胜追击，27日，又在高平县以北的张店等地截歼日军1000余人。至此，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这次反围攻作战，历时23天，八路军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

长乐村战斗后的第二天，朱德总司令来到771团驻地。他问团长：“深吉同志，771团现有多少人？”徐答：“3853人，但三分之一以上用的武器是长矛。”总司令说：“有人就好办，经常保持这样满员就好，去向日本人要枪。”771团到山西仅半年时间，由于根据地子弟兵的不断加入，战斗的伤亡不仅没有使部队减员，兵力反而增加一倍。

打响百团大战第一枪

2010年10月13日，我们赴山西考察组沿阳泉向西，终于找到了芦家庄车站，这是正太铁路山西段的一个小站。我们问一些铁路员工了解“百团大战”吗？年轻的员工一脸茫然，年纪大一些的也说不清楚。是呀，时间已过去70年了。

1940年8月20日19时的芦家庄车站，远处“轰隆隆”驶来一列日军火车。包围车站的386旅16团战士端起了枪，可是不到规定的作战时间，团长谢家庆命令指战员暂时隐蔽。放过这列日军火车，黑夜恢复了宁静。月光下，16团的队伍沿着河流和山谷，拉成一个圈，紧密地包围着驻守车站的敌人。二营的战士拔掉第一道铁丝网的木桩，悄悄地通过了铁丝网；接着拉倒第二道铁丝网的木桩，敌人也未发觉。当拉倒第四道铁丝网时，敌哨兵被惊动了，枪声打破了夜间的沉寂。

“投手榴弹！”谢家庆命令强攻。手榴弹不断在堡垒群中爆炸，战士们越过铁丝网冲了上去。

百团大战首先在谢家庆指挥的芦家庄车站战斗中打响了。不到半小时，7个堡垒全部被16团攻占。敌人向西逃窜，三营向东打过去；敌人向北逃窜，二营从南给敌人迎头痛击。日军发现已被团团包围，只好分成五六个小队，嚎叫着冲锋突围，但连冲了五六次，都被16团的战士们端着刺刀杀了回去。

这时谢家庆命令用缴获的燃烧弹、曲射炮对敌攻击。汽油库、火药库，都被16团的曲射炮弹击中，爆炸声汇成巨大的声响，火光映红了芦家庄的夜空，敌人惨叫着倒在火光下。

16团在百团大战中首战告捷，歼灭日军80 余人，缴枪50 余支，控制了芦家庄车站后，有效地阻止了阳泉、榆次、太谷之敌东援，截断了日军从河北到山西的钢铁运输线，为八路军打好“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百团大战的亲历者、原农六师政委赵予征说：日本兵拼刺刀功夫很过硬，八路军战士经常吃不饱、体力差，一开始拼刺刀拼不过日本兵，敌我双方的伤亡是一比三。在百团大战中，大家采用了六连连长张芳印发明的“三对一拼刺法”，获得好的战果，即三个人根据身体、技术强弱搭配组成一个组和一个日本兵拼，一旦拼不过，就“飞刺刀”一枪结果他。赵予征年纪小，身体也瘦弱，就子弹顶上膛随时找机会“飞刺刀”。

9月2日卷峪沟掩护师指挥所转移的那一仗，打了15个小时，非常惨烈。在反复争夺羊儿岭的短兵相接中，“三对一拼刺法”收到奇效。这一仗，赵予征所在的六连伤亡和敌人一比一。战后，129师表扬卷峪沟参战部队“坚决、勇敢、机动、灵活”，灵活机动指的就是六连创造的“三对一拼刺战术”。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亲临16团慰问，盛赞部队英勇顽强。电视剧《亮剑》第一集开始的场景，使用的就是16团卷峪沟阻击战的素材。

经过短暂休整后，八路军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开始了。16团受命攻打榆社县城，这是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标的榆辽战役的一部分。1940 年9月23日夜，129师386旅旅长陈赓指挥16团和772团按预定计划向榆社县城推进。

部队原计划奇袭，敌人察觉后弃城退至榆社中学据守。由于敌人工事坚固，16团经一夜强攻未果。24日，谢家庆重新部署调整火力。下午4时，他组织全团从钢炮、机枪到步枪，层层压住敌人火力，再次强攻，仍未奏效。25日拂晓，部队总结前两次强攻的经验后，发起第三次攻击。在炮火掩护下，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攀缘二三十米高的断壁，铰断层层铁丝网，突破碉堡群，冲进中学内。日军凭借前面开阔的操场、后面的大碉堡和地下暗堡，在飞机的掩护下负隅顽抗。此时，16团三营五连一排长连破五道铁丝网后英勇牺牲，八连只剩下18个人仍在坚持战斗，二营正副营长相继负重伤，部队难以继续推进。为了避免大的伤亡，谢家庆下令停止强攻。

经过仔细研究地形，谢家庆提出采取逼进作业、坑道爆破的方案。于是立即组织部队挖地道、埋炸药。陈赓旅长还亲临火线检查作业情况，鼓舞士气。

9月25日下午17时，坑道爆破成功。谢家庆率二营、三营乘爆炸烟尘，冲入敌核心工事，与敌人展开肉搏。日军为挽救败局，再次使用毒气弹。16团指战员不少人被毒气薰得睁不开眼，谢家庆也顿觉头晕目眩，但他以超凡的毅力坚持高喊：“利用炸开的坑洞作掩护，消灭敌人！”经过40 多分钟激战，终于攻下了中学据点。历时三天的榆社攻坚战胜利结束，拔除了榆辽公路上的全部敌据点，解放了榆社城。据守的板津大队藤本中队长剖腹自杀，220名日军全被歼灭，缴获各种炮12 门、轻重机枪17 挺、步枪200 余支。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16团的芦家庄破击战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历时5个多月，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韩略村 “亮剑”的地方

如果没有韩略村伏击战，会不会有电视连续剧《亮剑》？作者都梁没有正面回答。但他说他反复研究过386旅16团的战史，王近山指挥的韩略村伏击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9年8月他到五家渠时还说，王近山把在韩略村缴获的日军少将服部直臣那把军刀，带到延安献给了毛主席，后来毛主席把它送给了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客人，现在这把剑存放在美国纽约的博物馆里。

2010年10月10日，我们一行来到韩略村，见到了当年的战斗遗址，瞻仰了后人立的纪念碑，拜访了当年配合八路军作战的民兵。当地一位80多岁的老民兵说：洪洞县是老游击区，听说八路军要在这儿揍鬼子，民兵、妇救会很快动员起来配合部队作战。天一黑，我们就封锁了道路，切断了韩略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我那时才十二三岁，就在这村口的树上放哨。

韩略村伏击战的亲历者、16团六连连长杨怀年在他的回忆文章《韩略村之战》中，记述了16团指战员是怎样“亮剑”的。

首先看指挥员王近山：“王旅长和大家一起分析了敌情，研究了打法，决定由九连抽一个排控制炮楼，其余两个排埋伏在村头，堵敌人的‘头’；四连和五连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坡坎后边，打敌人的‘身子’；六连在最后，堵敌人的‘屁股’，待敌人进入埋伏圈后扎紧口袋。部署完毕，王旅长严肃地说，‘这儿离县城很近，又是鬼子的据点。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在他鼻子底下打埋伏。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是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敌人一旦发现，就会迅速增援。这就要求我们这一仗必须狠打、猛攻、快收，拣到便宜就走。’”

再看战斗英雄杨发：“几个战士还准备了绳子，准备抓几个俘虏带到延安去。我们连的战斗英雄杨发冲下公路，猛地抱着一个比他高半截的大块头日本兵，摔倒在地上。那鬼子拼命反抗，突然咬住杨发的右手背，杨发也就势咬着鬼子的脖子，和鬼子在地上翻来滚去。杨发个头小，力气渐渐不支，被那鬼子压在下面掐住脖子。在这危急时刻，有个战士大步跨过去对准鬼子的后脊背，噗哧一刺刀捅了进去。鬼子哼了一声，像只死猪一样滚下去了。杨发爬起来，对着鬼子尸体吐了口唾沫，连声道：‘可惜，可惜。’那战士莫名其妙地看着杨发。杨发笑道，‘我想捉个活的，带到延安，叫你给报销了。’”

还有英勇牺牲的张德胜：“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残存的几个鬼子仍在顽抗。我连五班班长张德胜带着战士冲到汽车跟前和鬼子拼刺刀。他瞪圆两眼，左突右挡，愈战愈勇，一连捅倒两个鬼子。躲藏在汽车底下的一个鬼子瞄准他开了枪，张德胜英勇牺牲。张德胜同志是山西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他身材魁梧，一脸粗黑胡子，平时不多说话，待人和和气气，打起仗来却像只猛虎，英勇无比。”

战斗的进展，证明了王近山预判的精准和“狠打、猛攻、快收”部署的正确。韩略村伏击战的亲历者、386旅16团五连连长、农六师103团第一任团长赵富昌，在他的回忆文章《千里转战到陕北》中这样记述这次战役的战果：“烧毁日寇二十多辆汽车，消灭鬼子旅团长以下两百多人。后来才这道，这些人正是冈村宁茨从华北抽调的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冈村宁茨暴跳如雷，立即又从临汾调来五百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前去增援，又将扫荡部队两千七百多人抽回，连夜赶到韩略村周围，寻找我主力作战。但我军已按预定计划向吕梁山区进发，敌人扑了个空。事后，冈村宁茨把六十九师团长清水中将和伪道尹都撤了职，并将韩略村据点日军小队长枪毙，当了他的替罪羊。”

韩略村伏击战是亮剑精神的体现，它标志着敌后游击战开始展开全面的反击。陈赓说，它比消灭5万日军的意义都大。

邵仲林和赵予征的亲历

1941年5月，16团奉命开赴太岳军区，参加开辟岳南根据地，协助太岳区党委工作团开展建党、建政、扩大地方武装工作。部队抽调16团政治处民运干事邵仲林等去帮助地方工作，邵被任命为士敏县（今沁水县的一部分）县长。

士敏、沁水、长子、高平、阳城、晋城、浮山、翼城一带是新开辟的根据地。日军的“三光”政策，把这里糟蹋得惨不忍睹，百姓以糠菜度日，家中没有一粒粮食。八路军派来的邵县长，就住宿在一户穷人家里。

邵仲林和几个工作队员，按照部队的制度，每人一条粮袋，背三天熟食、四天生粮，进到村里。他们把行李、粮袋放在老乡家，便出去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乡村，很少有人见过县官，只听说县太爷很厉害，就像戏里的县官升堂、判官司，老百姓望而生畏。

中午了，邵县长和几个工作人员回到老乡家。进门听到老乡打骂孩子的哭号声：“这下闯下大祸了，我上哪里找粮呀，县长问罪可咋办哩！”小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他们愣了一下，赶紧走了进去。邵县长忙把小孩抱在怀里哄着，房东老太太慌忙跪在地上求饶：“小仔不懂事，偷吃了老爷的粮食，老爷饶命呀……”

听完老乡的哭诉，邵县长哈哈大笑起来：“这算什么呢？我们都是穷苦人，我是西安人，”他指着旁边的工作人员，“他是河北人，他是河南人，这个是山西人，你们的乡党。”邵县长接着解释说：“我们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是咱百姓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我这个县长，是来给百姓办事的。”说完，他和工作人员一起拿出一半的口粮分给最困难的群众。

这件事很快在士敏县传开了：“八路军的县长和穷人是一家人！”这之后，成立农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的工作开得十分顺利，广大受苦群众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

曾任农六师政委、兵团副政委的赵予征就是在这期间参军的。1938年冬， 17岁的赵予征在他的家乡沁县参加了地方抗日组织“决死队”。第二年，他40来岁的父亲赵月友也参加了八路军。在山西，父送子、妻送夫参加八路军的非常普遍，但父子同上战场打日本在当地还是被传为佳话。赵予征参加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后，被编入386旅16团。1944年他的父亲赵月友被部队派到地方开展工作时，因汉奸告密，被日军围捕。赵月友虽经敌人严刑拷打，但始终坚守组织秘密，后被日军残忍杀害。

参军不久的赵予征，有两件事令他终身难忘。

1942年春，赵予征被派到陈赓任校长的八路军太岳军校学习。有一次日军突然来扫荡，赵予征随部队趁夜色突围。走了很长时间，本以为已经跳出了包围圈，就在名叫三眼窑的地方宿营了。可没想到敌人这次是一层层的铁壁合围，钻出去一层，后面还有两三层。

赵予征半夜突然听到哨兵的枪声。他匆匆穿上衣服，刚出门就隐约看到一队日本兵迎面上来了，趁天黑他赶快钻进路旁的草丛中。

等日本鬼子过去以后，赵予征跑到了部队集结点。天亮时发现少了18位战友，首长立即派赵予征和一名战士回去侦察。两人爬到山顶，只见山下村子里的树上绑着17个人，衣服全都被扒光，日本兵牵着狼狗，一边刺那些战士，一边叽哩哇啦地疯狂喊叫。刺刀刺进去，肠子流了出来，狼狗就扑上去撕咬，日本鬼子在一旁哈哈大笑。17位战友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就义。

还有一件事也是1942年，赵予征得了伤寒病，部队就把他安排在沁源山区一个姓张的大爷家掩护养病。此时，敌人的扫荡又开始了，张大爷把赵予征藏在一个山洞里，并交代说，村里要是来了敌人，饭送不上来你也不要出来，看能不能找个会中医的给你看一看，咱们先用草药治治。后来，张大爷找了个老中医给赵予征看了一次，开了一些草药。

敌人在扫荡中经常搜山，张大爷有好几天没来，赵予征就饿了好几天。后来那位老中医来告诉赵予征，张大爷上山给他送饭时，遇到日本兵。敌人发现了张大爷的篮子里不仅有吃食，还有熬好的中药，断定张大爷是给八路军的伤病员送饭，马上追问他八路军的伤病员藏在哪里？张大爷不说，日本鬼子就用刺刀往他腿上捅了一刀；又问他，张大爷还是不说，日本鬼子就又捅了他一刀。直到凶残的鬼子把他捅死，张大爷也未说出赵予征隐藏的地方。

771团壮大为新四旅

   1939年7月新一团（农六师50团前身）团长丁思林，在榆社县河峪乡西周村英勇牺牲。为此，邓小平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悼念丁思林，称颂他不愧是一个顽强、机智、灵活的好指挥员。

   1940年11月由新一团更名的16团团长谢家庆，在襄垣韩壁乡小窝铺村以身殉国。1995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抗战英杰》一书，称丁思林是“善打夜战近战的团长”，称谢家庆是“百团大战中打响第一仗的团长”。我们考察组一行在武乡八路军纪念馆看到了丁思林和谢家庆的照片和介绍，他们是抗战前期英勇牺牲的著名指挥员。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指战员牺牲了60多万人。六师前身部队牺牲了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771团壮大成为新四旅。

   农六师前身部队开进山西时是一个团，不足两千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发展成一个旅，除原来的771团，又新增了16团和25团，人数达到七八千人，是原来的四倍。这里的16团和25团都是在太行山根据地组建的，可以说部队成员四分之三都是山西子弟兵。

   1940年底，16团减员很大，减员最多的八连、十二连只剩下10个战士。此时，武乡、榆社、沁源等县地方武装、基干民兵编入16团，使部队保持满员的建制。

   1943年春，山西有屯留县武装大队600多名指战员补充到16团。

   1948年组建的新3团（51团即农六师103团的前身），虽说是在延安组建的，但兵源大部分却是来自山西曲沃、新绛一带老区。六师老领导张奎魁、屈汝贤等就是这时参军的。

   由771团、16团、25团组成的新四旅，1943年底开赴延安，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重大战役。1949年1月，新四旅整编为六军十七师，之后进军新疆，剿匪平叛、屯垦戌边，就是今天的兵团第六师。山西参军的子弟兵在农六师这支部队里成了师团营一级的领导骨干，像赵予征（沁县）、胡田勋（洪洞）、张奎魁（新绛）、秦连贵（汾阳）、张生生（原平）、郭安喜（长治）、张建功（盂县）、屈汝贤（曲沃）、郭福虎（蒲县）、王和（永和）、魏钢焰（太原）等，后来都担任了师领导，而担任团营一级领导的占了一半。

   往事渐行渐远。当这一切都成为记忆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山西省正好援建兵团六师五家渠市，70年的血脉情缘，得以续写。

                                         农六师史志办 (文定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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