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与心理的民粹主义共振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古道游侠

“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与心理的民粹主义共振
    始于50年代的下乡上山，为何在60年代末转变成“上山下乡运动”，其动因是什么？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解释，即：安置就业说、政治疏散说和再教育说。这三种观点自有其道理，都符合实际，也都可以归结为“补救”说。即补救由“文革”动乱所造成的就业人口积压、政治风险聚集和思想意识偏差。其实，为补救社会变革的失误而大规模的迁移人口，“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建国以来的唯一之举。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矫正大跃进造成的重大失误，中央曾花两年时间从城市精减了2600万人口到农村。但除了“补救”说之外，“上山下乡运动”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动因，其思想倾向是什么，又是如何与“知青一代”的心理特质共振的？这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神州大地分布着各种“五七干校”、“五七农场”和“五七连队”等社会组织。千百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实践着*描绘的“五七”道路的理想。*“五七”指示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他曾设想并实验了“工读互助”和“新村运动”。1919年12月1日，*在《湖南教育月刊》发表的〈学生之工作〉中说到：“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但是，“新村”、“工读”实验在长沙、上海均未成功。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920年11月，他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投身于“另造环境”的社会革命之中。而他的“新村运动”理想则由晏阳初以“乡村建设”的形式在河北省定县艰难地探索着。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当“土改”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1951年7月，山西省委拟了一份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被刘少奇指责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农业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的代名词。同年9月*亲自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拉开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序幕，也拉开了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序幕。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说：目前农村正在大力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同年，*在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写道：“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当他看到《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中，反映“社架子”之间“争骨干、争识字的人”的情况，又写道“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就有了五、六十年代下乡知青的典型：邢燕子、董家耕、侯隽。
    1958年7月16日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的一段谈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里，我们又能看到他40年前的思想烙印。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的《五七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1966年夏，“文革”爆发，学校停课，“红卫兵”出校门破四旧、大串联，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反动学术权威。短暂的亢奋期过后，有人开始审视未来。在一些大学和高中的“红卫兵”沙龙里，“民粹主义”和其著作《怎么办》、《英雄与群氓》等被激烈争论。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有政治激情的青年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就像一百年前民粹主义先驱发动“到民间去”运动那样，又像五十年前的风华少年搞乡村调查一般，对 “文革”日益升级的“派仗武斗”感到厌倦的小将们穿着军装，负着背包，打着红旗，跋山涉水到农村到山区到边疆到草原去“宣传*思想”。
    1966年11月27日，国务院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复电指出，各地赴新疆串联的革命师生，要求在农村短期参加锻炼，应该安排好他们劳动的地方，但不要列入计划。对坚决要求安家落户的，可以先安置下来；不回学校的就长期安置下来，列入安置计划。
    1966年底，当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女生18岁的蔡立坚随长征队去延安串联，途径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时，她的思想萌发了很深的感触。队伍离开杜家山已经280多里，她毅然告别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好山区。一个月后，当地公社领导对她说：要长期在杜家山，必须先回校办手续。蔡立坚把随身行李放在杜家山返京办手续（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临回北京办户口的那天早晨，天下起了一尺多厚的大雪，两位老乡用木锨推雪，推了整整7里的山路，把她从山上送到山坡下（肖复兴：《蔡立坚十年祭》）。
    1967年10月9日清晨，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二中的10名毕业生在天安门*像前，由二十五中67届高中生曲折带领宣读誓词。第二天，新华社就此消息发出了新闻通稿。14日，他们踏上了赴内蒙古西乌珠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的征程。首都10名中学生下乡当牧民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北京、上海的中学生一批批地到市革委会申请批准他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与工农相结合。同年11月，首都第二批上山下乡的红卫兵1千多人奔赴内蒙和东北插队。12月13日，青岛市的一批初高中毕业生奔赴山东诸城插队落户。
    1967年4月，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两次组织人员南下调查，最后决定去云南西双版纳参加祖国橡胶生产的开发事业。11月27日晚间，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提出到云南西双版纳下乡的愿望。总理当即批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后经两地政府相商就绪，1968年2月8日，55名摘下袖章的红卫兵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首都红卫兵。同年2月19日，济南市首批2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到沂蒙山区、临沂等县插队落户。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初高中毕业分配实行“四个面向”的文件下达，使红卫兵自发的上山下乡在各省、市、自治区先后转入国家的计划安置，并把上山下乡推向新的高潮。1968年6月18日，*批准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哈尔滨的红卫兵踊跃报名参加兵团。为了达到目的，有写血书的，有扒火车的，甚至还有步行前往的。按照当时“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兄弟姐妹同时面临分配，只要有一个去了农村，其余的就可留城就业。但当时却又许多兄弟姐妹共同报名下乡。1968年10月14日，上海市徐汇区一伙志同道合的红卫兵，发起成立以知青为主体的崇明前哨农场五七战斗连。他们大多来自各个重点中学“均受过数年及其正规、系统、严格的教育，思想素质和智力上的优势十分明显（《难忘的岁月》）。”经过数年共同的艰苦努力，部分地实现了理想。1968年全国共有199.68万人下乡，若把1967年的下乡人数计算在内，则在*“12.21”指示发表之前，全国已有超过200万的红卫兵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1日晚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在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北京、上海的红卫兵连夜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在上海的笔者也参加了那夜的游行）。*与红卫兵在民粹主义上产生共鸣，上山下乡终于演变成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全国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统统“一片红”上山下乡。上海的“一片红”更是波及到了69届初中毕业生。
    从*青年时期的“新村运动”，到建国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再到“五七指示”和“一二·二一指示”，无不贯穿着一个思想脉络，那就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由于被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说成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以名声一直不佳。其实质并非如此。民粹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经过半个多世纪与马克思主义互为补充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盟友，其合理部分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几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成功。列宁吸取了民粹主义的合理内涵，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突破。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是在工人阶级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在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汲取了民粹主义的合理内涵，发动和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了政权。可见，民粹主义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就像把马克思教条化会给革命带来损失一样，把民粹主义绝对化也会给人民带来危害。由于经济落后且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有着自发的民粹主义土壤，在这样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偏差。合作化的“冒进”如此、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如此，上山下乡运动亦如此。说白了就是不恰当地高估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二·二一指示”的关键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让知识青年接受怎样的“再教育”？*并没有明确表述。但当时的主流媒体和人民群众都是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语境去诠释和理解的。中国农民，吃苦耐劳、朴实善良、富于生存智慧。知识青年应该接受他们生产劳动知识和做人基本道理的“再教育”，以矫正自己的思想偏激。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并不具备社会主义政治觉悟，也就不可能对知识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再教育”。这种从政治上不恰当地拔高农民，不能不说是一种极端民粹主义的倾向。
    最后，我想以夏银平所著《俄国民粹主义再认识》前言中的一段话结束此章：“民粹派们最感动世界的是其对理想主义的追求，虽然历史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但是他们的献身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抗争。同时，他们同情农民，理解农民的苦难，尊重个体，深刻理解社会进步的内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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