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生活 专栏天伦之乐 → 龙年新春“天伦之乐”诗文展出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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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龙年新春“天伦之乐”诗文展出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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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与入学教育同时紧锣密鼓紧张进行着的,则是知青共大当时的实际领导者们对于本届学员将要进行的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的前提是首先确定到底要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而办学方向的确定则又必须先回答这所学校的培养目标。就这所专为知青们更好地坚持乡村而专门开设的学校而言,实际上就是要回答知青们需要靠什么去坚持乡村的问题。

知青运动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当年的文革,造成了大批城镇在校生堆积在校园里找不到正常分配去向的事实;同时,机关和工厂的混乱,也没有精力在接收新生劳动力的工作上迅速形成什么新的“革命”措施。两下结合起来,为大批城镇新生劳动力寻找新的就业出路就成了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来相当单纯的社会安置问题,却由于其主要参与者都是一些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红卫兵小将”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戏剧性变化。这批学生娃,他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完全以社会革命的主人自居;在离开学校选择就业门路的时候,他们也绝不愿意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成为普通的老百姓,加上他们已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统一行动,这就几乎是必然地首先由知青们自己,继而是他们的家长(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得到多一点“优待”),再后来几乎是全社会——至少在舆论宣传上,都把这种本来是由于不得不如此才被动产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讲成是一种主动的、伟大的、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性运动了。再加上由于事实上出现了大量关于知青安置的实际问题必须专项处理,于是把传统的“安置办公室”改设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这就在形式上把知青工作从一般性的社会安置工作中分离出来。这种工作独立性的增强,更加剧了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对待的社会基础。

上述变化是在大批知青陆续下乡的几年内逐步完成的。

与此同时,随着文革时间的推衍,城镇里的工厂、机关对于新生劳动力的需求不断突出起来,大中专学校也要开始招生了。由于人都下了乡,则招工、招生和招干大都需要到下乡知青中去选择。一批知识青年开始离开乡村回城了。这对于刚刚红火起来的知青运动无疑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干扰。知青中那一大批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回城的人们开始把回城称之为“拔根”,以此来证明自己所坚持的“扎根”之正确和伟大。“坚持乡村”的口号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被知青们所接受的。

就实际情况看,当时真正把上山下乡作为纯粹革命运动的自觉执行者终属少数,绝大多数知青则是为形势和环境所迫不得不继续留在乡下的。但他们经见过城市文明的年青人天性,使得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就那么默默无闻地像祖祖辈辈休养生息在乡村的农民们一样,忍受那日复一日、几乎长年不变的简单劳动生涯。“既然要一生一世呆在乡村了,那就一定得干出点名堂来。”这就是当时大批知青中最实际的目标追求;而不论他们自己是否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稍有点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都知道:任何社会性整体运动的基础,都离不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我们又知道:任何社会的先趋者和主力军,都只能是那个时代中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知识青年要想在自己下乡的乡村真的干出点名堂来,他们自己就必须且只能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

下乡数年间,不论人们的实际认识如何,大批知青实际上是在实践着这个真理。当时,多数乡村的队办学校教师、赤脚医生们,一批社队的科学实验工作者们,和部分社队中的各级干部,几乎构成了整个知青队伍中成功者的全部内容。这是当时一个基本的事实。

由此产生的知青对于自身学习提高的要求,一般都会以最实际的农牧业生产科学技术为中心。用一技之长为乡村服务,为自己谋生,这就是他们的愿望。

然而,对于完全把知青运动作为一场几乎是绝对政治运动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要求肯定是不够的。他们用大量事实证明,在任何乡村里,如果没有一个锐意革新和发展(当时叫“革命化”)的领导班子、特别是要有这样一名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主要领路人,乡村的其他变革都不能产生其足够的变革意义。而知识青年作为乡村三大革命的一支生力军,就有义务为此培养自己早日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革命者。如果能由这批新生的革命力量取代相当一批原来保守落后的传统乡村领导人,则祖国大地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因此,把知青共大办成现代的延安抗大,培养一批又一批政治型人才,成了这种观点支持者们最大的理想与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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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在校方有意识地引导下,学员们的发言,渐渐集中到“我上共大是因为在下乡实践中产生了进一步学习提高的实际需要”这个结论上来。这当然是主办者们所最为希望的。

然而,丰富多彩的下乡实践绝不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既然上共大的目的是要求得到进一步的学习提高是同一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必然带来的下一个问题则一定是要回答“学什么”的问题了。分歧或者说矛盾就从这里面出现了。

由于知青共大的学制仅定为一年(当时摆得出来的最主要理由是时间长了影响知青们对第二故乡的熟悉和了解,不利于他们毕业后的斗争需要;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却只是由于办学者尚并不清楚从这所学校里到底能给予知青们多少东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学员们都能真正学到一些对自己扎根乡村有用的东西,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原来办校前的想法相当简单,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办学习班的内容再加以稍稍增加和扩大就行了。但学员们一进校,大家都是按照“学校”这个模式而绝非“学习班”这个模式在提出自己的学习提高要求,而且理由还特别冠冕堂皇:我们要在乡村开展的可是三大革命啊,只学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怎么够呢?生产劳动中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为我们所掌握,那我们用什么去感动、影响和带动广大社员群众跟上我们去干呢。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农牧业生产技术的学习在学习时间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从统一走向了对立。课程设计的实践中于是出现了分歧和矛盾。

从第一次研究入学教育结束后的课程设计问题的会议开始,以黄念生为代表的“理论派”和以宋石如校长为代表的“技术派”就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本来,问题只是简单的课时分配比例,因为所有人当时都左得很,学马列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然而,在文革的混乱中学会了对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的坏习惯,使得这些本来就特别愿意显示自己理论水平的领导者们都对对方进行了猛烈批判。

黄念生的主要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的是事物发展的总体方向。同理,我们这所全自治区唯一的知青大学当然也只能解决知青中最根本的需求问题,即集中解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也就是为广大农村牧区培养各级干部的问题。不然,我们同原来的农牧业院校还有什么区别?他用自己已经相当定型的理论,反复向大家诚恳说明了这样办学的重大意义,强调要让学员们充分利用这段对大家一生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时间,多学习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这种思想,恰恰也是自治区知青办主任许维俊同志当初设想的办学目标。

宋校长的论点也很过硬:知青只是广大乡村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能最终成为乡村中的各级干部。他们的特长是在文化知识方面。因此,在努力提高学员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适当地让他们掌握一些农牧业生产先进技术,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只让这批学员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去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数学员是不满意的。况且,干部的专门培养还有各级党校呢。而专为知青开办的学校就应当介乎于农牧业院校和党校之间。

郑仙巧则由于担任过两年农村基层生产大队的负责人,深知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对于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绝对必要性,因此竭力主张要在课程中设置相关技术知识课程;但对于能够系统学习一下马列主义理论的提议则不无赞成之意。所以,实际上她往往是在辩论中站在小黄一边的。

经常参加会议的,还有事实上只够资格担任记录员的卫东。他那个头脑里装着的,既有许多天真烂漫的幻想型设想,也有不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念,却又由于他历来喜好倾听各种人的想法和意见而在不知不觉中积淀下来的很多普通百姓传统的思想观念。这么一个大杂烩般的脑袋瓜子,面对各位雄辩家们滔滔不绝的演说,他早就不知所云了。让他提出具体意见实在是强其所难;只是由于“都是知青”这种最为根深蒂固的观点左右,他才在事实上常常成为小黄等人意见的追随者,却又在不少实际问题上会突然一下子倒向宋校长一边。以至于黄念生曾经严肃地批评他“简直是根墙头草”。吓得他更不敢干脆直接地讲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来了。

在学员中,这种争论则主要表现为每个人不尽相同的实际努力方向。以学为主的他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校方的实际安排按部就班地参加一切活动。不论学到点什么都觉得挺有用,因为这里所学的几乎都是自己们以前所不曾接触到的。

争论最后是由许主任的拍板解决的。他首先让学校安排人到自治区党校请来了一些理论教师,为大家先行开设了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课,接着又为大家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这才把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入学教育活动正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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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 和 谐 音


                  第十四节


然而,也有一些不那么和谐的因素不时地冒出来,给大家紧张的学习和劳动生活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内容。


这天,入学教育的全体讨论会正进行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突然有人大声地哭泣着喊道:“我要向大家承认错误啊!我欺骗了领导啊!”

学员们一楞,纷纷向着喊声扭过头去。原来是那个我们读者已经知道了底细的孟和生。只见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双膝跪在了作为座位的大炕式板床通铺上,声泪俱下地向大家“招供”了自己只是个回乡知青、特别是自己实际上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事实。

孟和生这么做,实在也是逼不得已了。前几天的小组会上,人人都讲了自己的下乡经历,他却一直是一言不发。幸好组里的那位副组长救了他,这位女组长孙芳一直认为他是天生木讷,苦口婆心地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同他谈心。这在孙芳看来,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可孟和生的心里却越来越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不知如何是好。这些天的入学教育,让他总算明白了一点儿这所学校的特点,虽然他打心眼里弄不明白这些城里下乡的知青们为什么会对“坚持乡村”有这么大的热情,却发现了这些学员和领导们个个都是好心肠,对人的真诚还真让自己感到“世上少有”。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应该也可以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向学校和同学们公开出来。只要不被赶回村里,就凭那位像老大姐一样的孙芳组长,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大亏吃。于是,在今天宋校长刚讲完一通激励人心的演说稍歇了歇气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喊叫着向大伙儿吐露了真情。

会场上猛地安静下来。大家面对这个意外事件,一下子脑子还真转不过弯儿来。天真未泯的学员们,还真的没想到会有人胆敢在任何事上欺骗组织!

还是宋校长反映快。只见他匆匆几步来到继续哭哭啼啼的孟和生跟前,一把攥住小孟的手,高高举到了空中:“什么叫资格?这就是资格!咱们知青共大不怕学员的学历低,就怕学员们上学的目的不明确。当然了,对组织上不讲清楚自己情况的事是不对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今以后,咱们都要把孟和生同学当作自己的好兄弟,谁也不能为今天这件事伤害他。我说了话是一定算数的。”

孙芳赶紧起来,代表本小组热烈欢迎孟和生同学向组织上坦承了自己的真实情况,也向孟和生同志保证一定会一如既往地爱护和团结他,保证让他和大家一起学成回乡。

学员们的掌声热烈响起。大家都为这事先没有想到的大团圆结局感到欣慰。

调皮的赵晓玲在人们最激动的时候拉过身边还在拼命鼓掌的杨如珍,在她的耳边悄悄说:“嗨,你看宋校长这一招,不是从《决裂》里借回来的吗。”杨如珍一楞,随即扭过头对着晓玲会心一笑,双掌却鼓得更有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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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王莉丢了!”一个消息在漆黑的夜空中飞快地传播着。

王莉是学员第三小组的组长。是从呼市到呼郊插队的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

在她报名并接到通知准备入学的前一天晚上,她的父亲——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一位教授与她作了一整夜的长谈。父亲告诉她,到这样一切全新的学校去上学,尤其是这所学校仅以培养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为唯一培养目标,那就要真正做好最充分的思想准备,一要不怕吃苦,二要准备毕生都为社会做出最大限度的纯粹奉献。她爸爸忘了一条,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也可能自己的女儿并不能真正适应。她毕竟还只是一个在城市中比较优越的环境中刚刚成人的普通姑娘啊。

到了学校,心气很高的王莉一下车就被委任为小组长,在那么多来自全区各地的知识青年面前,在许多比自己下乡资历长得多的组员面前,在这所学校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高速的工作频率面前,她感到了一种浓重的自豪和沉甸甸的责任压力。这种压力使得王莉每天吃不下睡不着的。既想要凡事都做得最好,又并不十分明白自己每天是在做些什么和应该再做些什么。由于实际社会经验对于当前实践而言的严重欠缺,她总是觉得脑子不够用。这更增加了她日复一日的烦恼和忧虑。加上小组里有几个性格刁钻的学员常常还给她出些令人尴尬的难题,好几次让她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乖丢丑”(其实也不过就是在语言上顶了她几句而已)。时间一长,她感到自己的精神实在承受不了了,于是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忽然兴起,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跑到了野外,顺着一条崎岖的山路爬上了学校后面那个不算太高的安子山山头,靠在山顶的烈士纪念塔边上,一边享受着默默观察星空的恬静,一边继续任大脑胡思乱想地任意驰骋。

她哪里知道,就在她离开宿舍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组里一名女生就警觉地发现了她的失踪。阶级斗争弦绷得特别紧的这位姑娘立即把情况向副组长进行了报告,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几乎全校的人都知道了王莉“失踪”的消息。正在开会的学校领导们立即做出决定,发动全体学员一齐出动,分头向学校的各个方向去寻找丢失的王莉。

没过多久,约定的联系哨声响了。“王莉找到了!”所有人松了一口气。那队与正在下山的王莉在半道上不期而遇的学员们热情无比地簇拥着根本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的王莉,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学校;其他各路人马也都陆续回校了。

校领导们为这事可真的很是着急了一番。宋校长亲自找王莉谈了一个上午;接着是各级干部都抢着找姑娘谈话。王莉的心思哪肯在这些人面前暴露呢,而且她为自己一时的兴起给全体学员们带来的惊恐和不安也更加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思想负担。这一来更糟了,她在一夜间愁掉了一副秀美的双眉,让人看了都觉得似乎不认识她了。于是乎又一下子涌来了更多的关怀与呵护,在她那幼稚然而倔犟的感情思维上更加上了难以忍受的重负:自己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去帮助他人的革命者,如今却处处要受到别人的照顾,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再接着,学校方面通知了她的家长前来探望。父亲急匆匆地赶来了。王莉面对自己最信任的慈父,终于第一次畅开了自己的心扉,她把自己心中的苦闷和真正的思想根源一一向父亲单独作了倾诉,并要求父亲一定不要把这一切向学校和同学们讲出来。父亲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向校方提出,王莉是自己有病,请求办理退学手续。第二天就领了姑娘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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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卫东和校后勤组的副组长陈百春双双推开了自治区农委办公室的那扇已经相当破旧的屋门。

屋子里横七竖八地站着和坐着几名年约四十许的农委干部。见到两个衣衫普通的毛头小伙子钻了进来,没有半点在意地盯住了二人,连坐立的姿势都没有变动。

卫东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倒是陈百春经验丰富,他向屋里的人们指着卫东认真地介绍说:“我们是从刚成立的内蒙知青共大来的。这位是我们学校的办公室副主任。是专门来跟你们接洽接受农委捐赠我们汽车这件事的。”

屋里的干部们呼啦一下子都站起来了,一个个诚惶诚恐的,赶紧又拉椅子又泡茶,前倨后恭地对两个年青人热情招呼起来。后来,陈百春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原来这些干部都只是普普通通的一般干部,已经相当地习惯了见“官”就巴结的基本行事方式。

由于要等候某位正在外地出差的领导回来才能正式办理有关手续,卫东和百春就在呼市住下了。

当天晚饭后,他俩利用这宝贵的闲余时间,正在屋里各自写着学校规定的学习心得,忽然有两个姑娘敲响了他们的屋门。

“我们是内蒙工业学校的。你们不记得啦?”面对卫东和百春二人疑惑的眼光,一个姑娘作着如是说明。

卫东一听介绍,立刻想起了这两个人。

就在几天以前,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热情地迎来了两名来自内蒙工业学校的姑娘。两个人作为应届毕业的中专生,在学校里公开提出要到自治区农村牧区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当农民;在学校里引起轩然大波。有支持,但更多的却是压力。两个姑娘在这时恰巧知道了这所岱海岸边新建的知青共大成立的消息,于是赶紧自费来到这里,想向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取点儿经、并寻求一种有力的支持。学员们对于自己事业的支持者当然是热烈欢迎了。郑仙巧等人专门挤出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组织学员们与两位姑娘倾心交谈,在精神上给了两个姑娘极大的支持。黄念生还专门和两个姑娘又彻夜长谈一番,从理论和方法上对两人进行了深入灌输,使两个姑娘对自己的抉择更加充满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在第二天登车回呼了。

卫东对这件事,曾以为早已过去。他觉得这些已经成为工农兵学员的原知青们既然已经被祖国安排了新的历史使命,就已经离开了自己所奋斗的知青行列了。当然,对于这其中少数人学成后还能下决心再回乡,他是感到由衷地感佩的,但他却并没有深刻感受到她们在新环境下已经和将要受到的比身在乡下的知青们更加沉重的压力。在他的印象里,觉得两个姑娘大概早就已经下乡去了。所以今天见到她们,才一下子没有想起来。

接下来自然是姑娘们向二人道明来意了。原来,她们中有一位的叔叔恰巧是农委办公室接待了卫东百春二人的干部。晚上回家后,作为谈资,无意中提起了这件事,又恰巧被前来做客的这位姑娘听到,于是就赶快找到另一位姑娘,两个人一起跑来探望战友了。

两个姑娘执意要求卫东二人,第二天一定要抽时间到工校去做一次报告。卫东和百春合计了一下,觉得第二天的日程已经安排满了,于是商定第三天一准前往与同学们见面。

第二天中午,另一名专程被派来办理帐务手续、已经被指定担任学校会计的女学员、在巴盟乌拉特前旗新安公社插队的天津知青爱武也来到了呼市。三个人当晚认真核计了一气,直到半夜两点多了才各自就寝。

内蒙工校的大礼堂里,挤得座无虚席。除了几乎全校的在校生都来了以外,附近一些学校的工农兵学员们也闻风赶来了不少,席间还可以见到不少白发苍苍的老者,显然是一些教师们了。

主席台上,除了共大的三个学员外,还有一位校领导陪坐,再就是那两位坚决上山下乡的姑娘了。

按照事先的约定,陈百春先为大家简要介绍了共大的一些基本情况。从筹备到开学典礼,再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入学教育;其间还穿插了不少知青学员们在乡下的事迹介绍。

爱武则为大家介绍了学员们到校后的实际生活。她讲起话来不紧不慢的,可使用的语言却相当生动。她给大家讲了学员们从早到晚的紧张生活内容,讲了学员们参加农场劳动和建校劳动的生动事例,讲了自己在入学教育中所得到的深刻感受,也对工校两个姑娘的大义凛然行动表示了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

卫东坐在一边冷眼旁观着台下人的反映。一边思索着自己一会儿应该说些什么和怎么个说法。他发现台下人的成份基本上是已经从下乡实践中回到了城里的青年们,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对下乡并不感到太大的兴趣。那么,他们同我们仍在乡下的知青们间到底有些什么共同点呢?恰在此时,爱武讲话中的几个词迸进了他的耳鼓:信念、理想、事业。“对!就从这几个方面去讲。”

“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牧区上来的。那里的落后面貌似乎用不着我们再向大家介绍了。那么,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呢?说句实话,主要还是想和我们的同龄人们交流一点儿关于信念、理想和对于事业追求的看法。”卫东用这种带有明显煽动性的语言开始了自己的报告。

……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从工校领导和两位姑娘作陪的饭局出来以后,三个人往回走着。路上,三个人都思绪万千,似乎都想说些什么。

终于,卫东首先说出了闷在心里的问题:“我说咱们这么到处宣传‘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是不是有点儿过了呀。我刚才在发言的时候就想了不少,结果是越扯越远,差点儿都拉不回来了。”

爱武“噗哧”一声乐了:“半天你还知道扯远了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迎合下面听众的需要在故意瞎扯呢。要叫我说呀,你讲的道理只要是站在下面那些听众的角度上想,还是挺对的;可要是拿来咱们学校考查一下,那可就不一定对头了。”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按说这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可不该分什么城市农村的啊。要是一条道理在乡村是对的,而在城市就是错的,那不是这条道理本身有了问题,就只能说明三大差别是永远不可能消灭的了。这两种可能性难道会是真的吗?”卫东顺着自己的思路,一下子跳跃性地想出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问题,半是询问半是自语地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甭想那么多了。叫我说呀,只要咱们宣传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没什么大不了的错。何况咱们除了介绍介绍咱们共大的实际情况,顶多就是卫东你讲了几句人生哲理嘛。这要是也有什么错误,那咱们还真就别干啥了。另外,我可是真心相信咱们的上山下乡的确是大有意义的,也一定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不然,咱们这所学校哪还能办得起来啊?”陈百春是个早已在农村成了家的老知青,在他的潜意识里,上山下乡的革命性质和伟大意义,不仅是一番普通的道理,而且是他在农村长期安身立命的真正精神支柱。试想,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农业劳动者,又不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人,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伟大政治意义的支持,那他在农村的实际境遇比起现在来可就该差远了。

三个人畅开心扉地一路聊着,向着他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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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本       色

 

                  第十七节


尽管上头乱得可以,加上各处不时冒出一些明显的不和谐音,学校生活依然按照她最一般的规律有条不紊地正常进行着。正是这批来自自治区各地的知青学员们最真实的学习和劳动生活,构成了知青共大历史中最基本的真实。

艰苦奋斗是知青共大学员们最本质的生活内容。几乎从入学的第一天起,紧张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就是对几乎每一个共大学员的严峻考验。那里面不但有一般乡村里大多见不到的艰苦劳动条件,更由于条件的简陋而常常出现各种让人由衷钦佩的英勇行为,和一些真正使人当时心惊肉跳的各种险情。

自从开学典礼的第二天起,学员们习惯了一种绝早起床,先练上一阵持枪、瞄准什么的,又取出新发的镰刀、刮削上一通准备用作檩材的树皮,然后才是进早餐和完成当天的学习、劳动等其他正规任务。如此紧张的日程安排,真好像是要在这短短的一年的学校生涯里,让学员们在各方面都能得到最全面的锻炼、从而成长为最全面的接班人似的。至于大家是否都有这样的承受能力,在当时似乎是没人认为会是问题的问题。


二玲子仗着自己身大力不亏的条件,硬是把每锹至少重达五十斤的大穰泥一锹接一锹地往房顶上扔着。满头豆大的汗珠和着泥水,把她那张本来挺俊俏的脸蛋涂成了一团花。在她的旁边,是与她同一小组的几名学员们。满脸的泥花加上本来就分不出男女的服装,不仔细观察还真的看不出他们的性别来。房上是素以干活不怵男生自豪的继红。看她那副接泥、甩泥的麻利劲儿,还真是一幅巾帼不让须眉的生动写照。

忽然,不知是努大了劲儿还是怎么的了,二玲子脚下猛地滑了一下。她一屁股坐到了身边的泥水中。手中的锹划了一条优美的弧线,恰恰飞到了位于她右侧那位泥人组员的面前。

几声“唉呀”还没来得及出口,说时迟那时快地,斜刺里伸过来另一张锹,就在泥人组员脸前不到5公分的地方迎上了飞来的那把锹,只轻轻一拨,就解除了泥人组员面临的一次惊险。

二玲子浑身都吓软了。她曾经自己被从房上掉下来的一名学员砸了个正着,从此得了个常常头痛的毛病,直到多少年后还因此而受了不少的实罪。这次铁锨飞出,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下意识地想到了身边同学的性命安全。等到她发现一切危险并没有真正发生的时候,已经是在泥水里呆坐了将近半刻钟以后的事了。

在共大的建校劳动中,类似这样的危险谁也说不清出现过多少次。并且还真有不少学员把自己的鲜血留在了建校劳动的各处工地上。

继红从房上看到了这一切。她双手握着手中的锹,冲下面大声嚷嚷着:“注意点安全嘛!二玲子快到一边歇会儿去,哪有你这么拼命干法的?!”下边的东芳姑娘接茬了:“你在上面也干了一早上没换班了吧。快你下来,我上去吧!”继红一呲她那嘴雪白的牙:“哼!你们能跟我比?你们才都干了几年哪。算了,你就在下面接了二玲子吧。快点儿,先把她扶回去好好歇歇,上午就别让她再来了。我要是累了会自己下来的。”

继红的能干还真是在知青中出了名的。她是六八年从北京下乡到乌珠穆沁草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具体地点是一个牧场的饲料基地。饲料基地是草原人们学大寨以后的产物。说是要用这种方式解决牲畜们过冬的饲料问题,顺便也就解决了牧人们自己的口粮。根据当时的逻辑,这是在追求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丰衣足食景象,是完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作法。可这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还是颇具诱惑力的。继红作为她们牧场饲料基地的创业者之一,为此不知道出过多少大力,流过多少大汗,硬是把自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姑娘锻炼成了一名几乎没有什么农活能难住自己的“草原铁姑娘”。她因此被当地牧人们亲切地称为“玛耐浑(我们的人)”,并被宣传和树立为自治区知识青年标兵,又被层层推举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在,她受命来到知青共大担任了知青共大第二届校党委副书记,仍然保持着她那劳动者的完全本色,一天到晚地扑在建校劳动中,今天在盖房工地干干,明天又到秧田里干干,处处干在前面,从来没说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变化而稍微少干了半点儿。

说着话,手里的活一点儿没停。其他学员们也大都闷了头猛干着,谁也不肯落后,谁也抢着想多出上一份力。

她们是从一大清早就干了起来的。现在,太阳才刚刚升了起来,金色的阳光斜斜地射在这群泥一把水一把的年青人身上,似乎是被她们的拼命精神而悄悄地感动了,在那里伸出温暖的大手抚慰大家呢。


从打开学典礼前的学员进校头一天开始,共大的这批学员们就开始了建设自己校舍的劳动。从挖地基、铺石块、脱坯、烧砖、背出能烫出满脊梁水泡和磨破一背皮的刚刚烧好的砖块,直到砌墙、盖顶、再到今天的上房泥。学员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亲身参加了它的全过程。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学员们的大队人马到大寨去参观时,学校为避开雨季的到来而找了部分民工来协助了一部分工程以外,可以说整个校园校舍全都是这届学员手中的产品。

建成后的校园,很有些这个学校的特色。整个校园占地面积不大,最后一排是教职工宿舍;中间是办公房,包括校领导的居室和一长串开通了墙壁的大房间(图书馆);前边是几排学生宿舍,再前面则是食堂、水房等生活用房。一道高高的围墙把学校与农场分隔开来,显示出它的特殊形象。

学校里没有一般大学所必备、专门用于实习的地方。在设计者的全部构思中,这所学校的学员实习,是必须在广阔天地里去实现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在校舍设计中考虑这方面的任何需要。以至于后来连农学实验室的建立也要颇费周张。

许多知青共大的学员,在几十年后还都能清楚地回忆起来当年常常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卸水泥的情景。由于拖拉机回来的时间根本没个准,学员们经常是半夜三更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后、就得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赶快钻出来,跑进凄风苦雨或刺骨风雪里去卸那一袋袋呛人的水泥。人多水泥也多,又往往是半夜卸车为多,但见灯影下人影重重,川流不息地出出进进,可整个现场却基本上并没有特别杂乱的声音。除了拖拉机在继续大声地轰鸣着以外,就只有个别学员被呛得实在忍不住时咳出来的一声半声声响了。这些活大都用不着指挥者特意组织安排,往往仅凭大多数学员的自我觉悟就能够得以完成了。多少年以后,当大家回忆起那个时候学校生活的时候,往往都感叹自己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股子形同拼命的干劲的。不过,也正是这种实践的锤炼,有效地造就了这批学员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埋头苦干习惯,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后来的各项具体工作实践中大多都自然成为了单位里的实干骨干,为其中不少人的成才打下了一份重要的基础。


另有一大队学员刚刚从还满是冰茬的稻田里插完秧回来。大多数人的双脚上都挂着冰棱或泥水。初升的阳光还没能照射到他们的腿部,即使是照到了阳光的身上也没有半丝温暖的感觉。清晨的寒露和着一整个早上大干留在身上的湿透的汗水,现在被晨风一吹,当然只有几乎人人浑身打颤的份了。

在这队学员里,有不少下乡期间缺乏劳动锻炼的所谓“小知青”们。他们一般下乡时间不足三年,却赶上了国家对知青工作最重视的好时期。由于宣传或其他一些方面的作用,他们大多是六八、九年下乡的“老知青”们的崇拜者。来到这所学校后,这里特殊的校风和教学内容,从一开始就激动和感染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因此,这批学员成了当时学校里进行各种生产劳动的实际生力军。

这几天,正赶上插稻秧的季节。农场的知青们实在忙不过来了,于是乎不得不向共大学员们求助。

“农时不等人。这是当仁不让的事。咱们干!”郑仙巧等人对此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下来了。

从大前天开始,学员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就在郑仙巧的带领下,每天赶着大早,在吃早饭前聚集起来,到稻田里去干活。

北国的初春,乍暖还寒。冰冷的稻田里,到处都是冰碴子。没脚腕深的冰水刺得人往骨髓里冷,即使穿着棉裤淌下去也照样冻得人簌簌发抖。冰碴子顽强地渗透了层层防护、扎在人的脚腕上,真的赛过小刀子一般。没有点火力的人在稻田里连站都站不大稳,就更别提真正干活了。北京女知青如意从秧田里出来后、连路都走不动了的情景,至今还给不少学员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下边冷不说吧,上头照样冷。双手每一次伸进冰冷的泥水里栽种稻秧时,几乎没有一次不得下一次大狠心的。一个早上下来,两腿两手冻得像红萝卜,稍不注意碰上一下,往往痛得人钻心。不少学员已经连吃饭的筷子都拿不稳了。再加上一直弯着腰的操作姿势,让那些没参加过巴盟地区总排干那样大型工程的学员大都有些吃不消的感觉。

说来也怪。虽然当时的劳动条件如此恶劣,但学员们却只在来去的路上才能够特别体验到这里痛苦的一面。在稻田里,大家可大都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地拼了命似的干着,特别是曾在自己下乡地点干过这些活的几个劳动能手们,更是撒开了欢地暗暗起劲地比赛起来。最让人感到诧异的,冲在前三名的居然没有一个是在巴盟下乡的,而是乌盟来的米国英、锡盟来的继红和伊盟来的祁桂银。

米国英至今还记得自己担了满满一挑子稻秧在冰凉的田埂上奉命一跑数十个来回、以满足电视台前来摄像要求的情景。

那是在开始插秧的大概第四天头上。学员们像往常一样已经在稻田里奋战了整整一个早上了,正准备收工回营时,却见远处颠簸着开过来两辆北京吉普。车子直开到田埂边上停了下来,几位校领导和一些扛了摄像机的人们纷纷跳下车来。宋校长叫过了当天带队插秧的学员干部,特别挑选了干得最出色的米国英带了一小队学员排成一列地挑了满担稻秧在田埂上穿梭往来,其余人则再度进到和着冰碴的稻田里排成行地插着秧,以造成那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这拍电视就是跟真正干活儿不一样,讲究的是一个“整体视觉效果”,因此,那些挑担跑在田埂上的学员们不得不按导演的指挥一遍遍地重复着那几个繁重单调的动作,在冰冷的田埂上来回跑动着;而那些在稻田里插着稻秧的学员们也就按照导演的要求一遍遍地在地块中央插着,每插到一半就得停下来,再退回到地头赶快插着往前赶上一截儿,好创造出“正在劳动当中”的真实情景来。大伙儿一个个累得呼哧直喘、汗流浃背,倒真的比平常劳动更显示出了那种出大力、流大汗的情景。直到导演认为完全满意喊叫着“停机”时,已经是红日当空的中午了。

这部从共大成立大典之日就开始连续拍摄的电视片,是关于共大历史的唯一一份影像记录。让人扼腕痛惜的是,这部胶片居然在一次现场操作中极其意外地遇上了火灾,硬是被烧掉了。

杨如珍和赵晓玲都是这个队伍里的成员。她们两个都属于既没干过这么重的农活又十分好强的“小知青”。艰苦的劳动项目并没有吓退她们的意志,而生理上却实在有点顶不大住了。劳动时,她们都尚能咬牙坚持着去干;可一到歇下来的时候,浑身上下那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劲,可真的让她们感受到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滋味。因此,她们只好在私底下商量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每天学习的时候偷偷地睡上一小觉。再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坚持用热水洗脚,然后再互相胡乱按揉上一气以解乏。不管怎么说,她们在同学们面前可没有出过乖、露过丑。人们的记忆中,她们两个似乎永远是那么快乐和欢愉。

天津知青世文曾写了一篇关于参加“拔稻子”劳动的日记。谨全文抄录于此,以便大家共同回味一下当年的情景。

1976年某月某日

              拔    稻    子

北国的秋末,又是在名字就叫“凉城”的地方,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得多。寒风抖着威风,直接刺痛人的皮肤,钻进人的五脏六腑,让人早早地体会到“北国风光”的真正含义。

我们几个组的学员高举着红旗,唱着雄壮的“知青共大战歌”,分乘几辆大卡车,来到岱海边的那片滩地上,去收获春天由农场知青们播下的种子——今天的任务是拔稻子。

来到地边,只见地垅里稀稀拉拉的长着已经成熟的水稻,金黄色的稻穗耷拉着脑袋,在秋风中有气无力地晃荡着。我们几个学员面面相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儿:这哪像什么稻子,简直就是路边的无名小草嘛。

地头上,甄校长(注:甄达泳,知青共大第二届校领导班子成员,副书记兼副校长)为我们做了动员报告:“同学们,在这块试验田里,播种着我们农场知青们的汗水和希望,而我们今天则要开始收获我们的未来。要用我们的劳动来打破内蒙古不能种水稻的旧传统,让内蒙的贫下中农能够吃上我们种的大米。”

一席话鼓起了我们大家的斗志。那些本来太不起眼的稻子似乎也变得可爱多了。

劳动开始了。我们每个人负责三垄稻子。大家蹲在地上用双手拔着(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机械化工具供我们使用),不一会儿就感到两腿酸麻了。我们就只能改为跪到地上,用膝盖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着位置。

渐渐地,秋寒中的土地里那股冰凉刺骨的潮气一股一股地硬钻进我们的双膝骨缝里,连骨髓都感觉到疼痛难忍(世文本人数十年后的今天按: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知青绝大多数都患有关节炎。因为我们只有满腔热情,下决心与贫下中农看齐,为努力缩小城乡差别而从主观上自觉改造自己,而实在不懂得在劳动中应当如果注意保护自己)。我左右看看大家,人们咬牙忍受的表情告诉我,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但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干着,没有一个学员临阵逃脱(实际上想逃也不敢逃吧?——又是日记主人的事后加注)。

就这样,我们大家拼了命地你追我赶着。不大一会儿,一大片稻田就被我们拔光了。连气都没好好喘一口,我们立刻又向另一片稻田发起了进攻。

在我们饥肠辘辘中,望眼欲穿的盼来了送饭车。只见一头老黄牛慢慢腾腾、慢慢腾腾地走在乡间的小道上,全然不顾我们的胃肠提出的强烈抗议。大家坐到田埂上,每人分到一个8两大的馒头,用一双绿手(拔稻子染的色,因没有水洗手)在田边拣两根直一点的树枝,就着咸菜,迎着寒风香喷喷地咀嚼起来。因为平时没有那么多的细粮,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这次劳动)才能吃上这雪白的馒头,而且绝对让你吃饱。我想,恐怕世界上什么山珍海味、宫廷大宴、都比不上这顿馒头好吃。虽然吃着有点儿苦,8两馒头也很快在不知不觉中吃完了,但是肚皮却还是瘪瘪的。看着男生狼吞虎咽的样子,女生只能主动让馍,有的男生甚至吃了2~3个馒头。

稍作休息,大家又投入紧张的劳动中。当天边泛起一片晚霞时,大家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学校,脱下湿漉漉的衣裳,好歹洗洗,匆匆茫茫吃了一点饭,倒在炕上就睡,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着知青战友脸上因劳累留下的倦容、因吃上世界上最好吃的馒头而留下的满足笑容,这一天的感受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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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

“你们说,毛主席说‘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那是不是说对所有被咱们认为是真理的理论都必须得到实践的检验啊?”

“我看就是这么回事。马克思最信奉的格言不就是‘怀疑一切’嘛。而且,按老师给咱们讲的,所有真理作为人的认识肯定是有限的,而人类的各种实践才是无限的。拿有限比无限,当然一切真理都得接受实践的不断检验啊。”

“我觉得好像不能这么理解吧。你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真理性就是不容怀疑的嘛。它们之间只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关系,可不是什么拿一个理论检验一个理论的事吧。”

“怎么不是检验啊?列宁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就是一种检验嘛;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实践里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而且是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正确性,这不明明又是一种检验嘛。”

“那些理论都太大了,我反正是理解不了。你能不能给咱举几个具体点的实际例子?”

“你要实际到什么程度?”

“你就说说咱们的知青上山下乡理论吧。咱们的实践是怎么检验它的?”

“这个呀,叫我说咱们知青的上山下乡还主要才是最初步的实践,离总结经验、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可还差得远呢。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使知青运动理论将来成了形,它也一定得经受咱们这些知青具体实践的检验,这大概是不会错的吧。”

“唉呀,让你这么一说,咱知青岂不是成了一种纯粹的试验品了吗?”

“试验品又怎么了?照你这么说天底下所有的实践不都一样是实验了吗?”

“我说不好,好像有的实践不是这样的。而咱们知青这种连理论都没形成的实践,那可肯定是亏了呗。”

“怎么亏了?”

“那还不亏?弄不好一个运动一来,咱这上山下乡就该被否掉了。将来的人们不骂咱们傻蛋才怪呢。”

“那有什么办法?你能说咱们就不下乡了?”

“要有办法咱们还来这儿干嘛?我早就回城当工人了。”

“你这是宣扬拔根!”

“得了得了,别又上纲上线的。咱们还是接着讨论《实践论》的学习体会吧。

七班的同学们在组长的劝解下,纷纷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又开始重新讨论起“两论”课布置的作业来。


“货币不过是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从内蒙党校请来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乔松在为知青共大的同学们讲课。

“要弄懂这个道理,当然还得回顾一下货币产生的过程。

“最初的商品交换里并没有货币参加。我们叫它‘简单的物物交换’,就是直接用一种具体的商品去同另一种具体的商品进行交换,比如用一袋粮食去交换一只羊。

“后来,可供交换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需要A商品(比如粮食)的人手里可能并没有对方需要换回的B商品(比如一只羊),只有他想用来交换的C商品(比如一种劳动工具铲子)。这时候,如果没有人需要这种劳动工具,商品交换就没办法进行了。于是,为了使商品交换能够继续正常进行,就产生了一种大家都公认其价值的特殊商品。大家都用自己的具体商品先与这种特殊商品进行交换,再拿了这种特殊商品去找自己需要的商品进行交换。这时候,这些特殊商品就成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在历史上,充当过这种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有牲畜、贝壳和其他许多具体商品。最后,由于金、银这些贵金属具有价值密度大、质地均匀、便于切割、携带和保存等特点,它们渐渐地成为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一般等价物。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商品成为了一种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货币了。

……”

下课了。同学们照例又开始了相互间的调侃式议论。

“我算听明白了。什么事都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开始的。想当初要是没有交换的需要,直到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商品的,就更别提什么货币了。”

“那咱们上山下乡也是当今社会的一种需要了吧。”

“肯定了。如果没有需要,国家干嘛费那么大劲让咱们都下乡啊?”

“不对吧。我可听说有不少地方并不需要知识青年下乡呢,说是和当地贫下中农争口粮嘛。”

 “那只是一种局部性的意见。我说的需要是指全国总体上的需要嘛。”

“可要是大多数农村都不欢迎咱们知识青年,这情况又该怎么解释呢?”

“是啊。我可也听说这种情况不算少数呢。”

“那谁知道啊。大概是农村落后思想在作怪吧。”回答的人也糊涂了。


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两论”的学习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讲授,确实让当时思想上还相当懵懂的知青学员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打开了自己的思路。为这批学员后来的成长奠定了一个最初步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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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你知道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什么怎么回事?不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嘛。”

“我不是说定义,而是说你所体会的革命现实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体会啊?……轰轰烈烈、激动人心、嗯……再就是人人激昂奋进,个个……”

“算了算了,你快别乱编现想了。我只问你,革命者除了干革命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一般平民的生活啊?”

“那当然会有的。你想啊,革命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革命者是指那些以革命实践为自己终生职业的人们,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总是要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来掩护和养活自己吧,所以可以肯定,他们就一定会过一般平民的生活的。”

“唉呀,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啊。都说咱们上山下乡是革命。那咱们不也就是革命者了吗。尤其是来了共大了,咱们以后不就也成了职业革命者了吗。”

“对呀。那又有什么不对吗?”

“说不清。好像也不是什么不对。只是我在想,像咱们这些还几乎并不怎么懂得革命的知青这就快成了职业的革命者了。你说这个革命是不是太儿戏了点啊?”

这是入学教育后期的一个傍晚。晚饭刚刚吃过,同学们各自抓紧开会前的一段空闲时间,在忙着处理自己个人的一些事情。水房外边的空地上,蹲着两个年龄不大的学员。提问的一个叫力群,是从乌海市到郊区插队的小知青。小伙子为人既踏实又肯干,对于学校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还特别认真。另一个叫刘惊涛,是从呼和浩特到巴盟插队的小知青。他的下乡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担任了一年多生产队长了。在一些小年龄学员当中,他是公认的思想比较活跃、理论上比较成熟的一个。因此,当两个人一起来到水房洗衣服的时候,力群向刘惊涛提出了自己思想上的一个问题。

两个人的这段对话,被刚巧路过的卫东听到了。这时候,他正悠哉游哉地叼着一支劣质烟卷,拖着那条仍然不很利索的病腿,百无聊赖、一颠一颠地东游西荡着。

卫东可没洗衣服。由于同学们对他特别照顾,他的衣服往往都被女同学们抢走洗掉了。关于他的衣服,在同学中传得最广的还要数那数不清的虱子了。那些本来挺爱干净的女知青们,甚至在老乡家里都没有见到过那么多挤在一起的密密麻麻的虱子群,乍一见到这些小东西,不由得心里一阵阵地发紧。幸亏她们还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这些小东西当作是当时知青们艰苦奋斗的活见证。才强忍着恶心,把卫东那堆烂衣服一次又一次地洗干净了。

“你们知道‘巴黎公社’吧?”好为人师的卫东猛地插进了两个人之中。

“知道啊。那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实践嘛。”两个洗着衣服的同声回答。

“我看过一本关于巴黎公社革命实践的实地报道书。我也是从那里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革命的。不说别的,你们总该知道巴黎公社的实际领导人是一个叫罗伯斯庇尔的吧,那可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啊;而且巴黎公社当时的许多实践其实比咱们在文革初期搞‘打、砸、抢’的时候还要乱七八糟呢。可马克思就是从这种当时老百姓谁都没看出来的情况下,硬是认定了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伟大实践。咱不说马克思的眼光有多锐利,可真正的革命实践肯定不会只是像咱们从书本上读到的那么纯粹、那么典型的。况且,咱们好歹还都是实实在在地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青年呢,至少要比那个什么罗伯斯庇尔要强些吧。因此,力群你完全不必因为自己理论上感觉不足而信心受到影响的。我想,咱们所能做和所需要做的,应当是从现在这一刻认真做起。只要信念坚定,坚持不懈地努力做下去,就像毛主席讲的‘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嘛。”

“噢。我明白了。还是得把理想和现实真正地结合起来。既要像马克思信奉的那样‘目标始终如一’,又应该强调脚踏实地,把自己实践里的每一天踏踏实实过好。”刘惊涛的反映很快。

“对啊。这就说到根子上了。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坚持’二字。你们想啊,一个人一天只要真的学到了一点知识或者道理,几年下来那还了得吗?关键是绝大多数人一旦过得下去、或者自认为‘忙不过来’、其实是觉得所学已经够自己用了,就放弃了学习,所以社会上真正有出息的人总是少数。”

“……”

“……”

聊天继续着,旁边围上了一群学员。……


在一间学员宿舍的门前台阶上,另围了一群热烈讨论着的学员们。黄念生在这里成了讨论中的主讲人。

“你说这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有学员随意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是想说人怎么活才有意义吧?”黄念生笑咪咪地反问对方。

“可能吧。是‘有意义’还是‘有意思’啊,我自己也弄不明白。”

“要我说啊,就一个人个人的主观感觉看,这两个命题其实是一回事。‘有意义’是从宏观上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角度定义的;而有意思则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所感觉到的。”

“可我总觉得每天在乡下为自己的生存和最琐碎的柴米油盐而绞尽脑汁,除了感觉累以外,什么意思、意义的都感觉不到啊。”第三个人插进话来。

“这是一定的。你原来在城里的生活条件比下乡后好得多吧,特别是你原来根本用不着干这么重的活吧,最重要的是你原来的一切可以依赖父母,而现在的一切可只能靠你自己了。于是,在你的潜意识里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是对于自己生存保障的危机感。于是,你感觉到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再考虑别的什么事了,每天都被你自己潜在的这种思想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当然不会感觉到其他什么意思和意义了。”

“可是,吃饭问题和累的问题都是事实啊,我总不能避开它们去空想什么解放全人类吧。”

“对啊,毛主席不是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嘛。”旁边又有人插嘴了。

“不错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了。一切最深刻的革命道理,实际上都是从吃饭问题开始的。古往今来,任何一场革命都是起因于吃饭问题。奴隶没饭吃,而且连活着都有问题,于是有了奴隶起义;农民种出了庄稼却没饭吃,这就有了农民起义;无产阶级也首先是穷到了没饭吃,就有了无产阶级革命。就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个道理吧,还不是因为只有当全人类都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而摆脱了一切阶级压迫,最终全部都成为现代产业工人这样的劳动者,那无产阶级才能够最终获得自身解放所必须的客观物质条件嘛。”

“别讲那么多大道理。来点实际的。说说咱们上山下乡的事儿吧。”又有人在旁边插话了。

“那就更好理解了。你们想啊,知识青年下乡后遇到的一切生存或生活问题,是不是都是当地农民社员们长久以来已经存在的问题啊。不同的只是当地社员已经像鲁迅讲的那样‘过惯了’,而咱们知青则是更加能亲身感受到城乡差别的严重性罢了。不过,这可是大大的好事。因为人只有不满于现状,才可能产生改变现状的念头。受不了每天为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烦恼,就可以主动地寻找出路了。那些想方设法回城的咱们先不去说它,那虽然能够解决知青个人的出路问题,却解决不了农村牧区自身长期存在的贫困;而如果咱们知青能够把自己个人的问题同当地社员的根本转变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这个出路可就有了明显伟大的社会意义了。”

“自己顾自己都顾不过来呢。再去顾别人可能吗?”又一名学员怯生生地小声插了一句。

“所以革命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呀。‘要革命就得有牺牲’,这句话的道理不就在这儿呢嘛。”

“对啊,要是这么一说,咱们现在每天做的任何事,不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在忙呢嘛。”

“是啊。要是大家都总是这么想。也还真是挺有意思的,那就生活得更有意义了吧。”

“可我怎么只是在咱们学校里才能感觉到这种意义,而在队里的时候就只感到苦得熬不出个头似的呢?”一名才下乡不到一年的小家伙嘟囔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革命是千百万人共同的事业。当一个革命者最难的就是在有的时候他必须独立作战。他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来和自己一道干,才可能最后达到掀起革命高潮和完成革命历史使命的目标。你在队里的时候,别说社员们大部分还没想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自己不也还是懵懵懂懂的吗。现在你来了咱们共大,这个集体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准备为了这个事业奋斗的,已经形成了一个革命的总体气氛,当然你就容易有信心了。所以说啊,咱们得在这里好好学习,多学些道理,多增加些决心和信心,毕业以后还得相互间勤加联系,再通过咱们去努力宣传当地群众,慢慢的就会看到收获了。”黄念生循循善诱地耐心为同学们解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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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学员,或坐或立在学校食堂门外的几块大树墩那里,正在进行着热烈的议论。

议题是从大家身边这几块大树墩开始的。题目可以称作“关于价值的讨论”。

“你说这个老树墩子啊,它忙活了多少年了,现在总算到了它可以歇歇的时候了。”很明显,这只是一句随意讲出的纯粹应景儿话。如果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认真对待它的。而在当时的知青共大,它居然成了一次讨论的起点话题。

“你这话逻辑上有问题呀。合着它只要活着就得乱忙,只有死了才歇得下来?再说了,如果就这么让它朽掉不是太可惜了吗。我看还得让它继续发挥余热。”这不,还真有人要跟他较这个真儿。

“什么发挥余热啊,把它放在这儿就是为了劈了它当柴烧的。”第三位聪明人接过了这个话茬儿。

“我又没说这老树墩子不再有什么用处了。我说它们现在可以歇歇正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现在这一刻的存在事实嘛,怎么会有什么逻辑的错误呢。”第一名发言者开始为自己的议论辩解。

“那也不对,我现在坐在它身上,那它不就是仍然在发挥着自己为人类服务的余热呢嘛,恐怕不能把这叫做‘歇歇’吧。”第二位发言者当然也立即给予还击。

“嗨,这块树墩的样子像不像一个龙头?一把火就烧了多可惜呀。要是谁会雕刻,把它修理一下,那不就成了能够传世的工艺品了。我看呀,这才是这块老树墩最好的归宿呢。”又一名学员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

“那叫根雕艺术。还真有人专门干这一行的。”一位“小聪明”赶紧向大家卖弄自己的一份知识。

本来似乎完全没有内容的闲聊话题从这里开始集中起来。

先是有人叹息大家刚才对这树墩作用的不同评价,实际上是给它规定或者说设计了一些不同的命运,而且相当明显的是,这些不同命运可能给树墩带来完全不同的预后——或者焚烧成灰烬,或者作为工艺品长期被人珍藏把玩。如果拿它来比较人生,那么人生不也一样可能因设计上的不同而出现许多根本不同的色彩吗。

接着,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了人生的价值定向问题。

“我看人的一生是得好好设计。不然不是过亏了吗。”

“哪那么容易。人生的设计是有条件约束的。不是你想怎么设计都行的。就说你吧,现在设计想当国家主席,可能吗?”

“你这不是抬杠嘛。我能不知道设计得依照既定的可能条件?我想强调的是在一定制约条件下人生还是应当认真设计的,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这就像咱们刚才扯到的这个大树墩子。它的命运设计也只能从它的特质来定,总不能考虑让它改造成个飞机什么的吧。”

“那咱们能够为自己设计的空间可就并不那么大了。”一位学员叹了口气。

“那也不一定。就说咱们自己吧。光只是‘如何在自己现在的第二故乡里真正做到大有作为’这一条就有几乎是无限的空间等着咱们去精心设计呢;再说了,如何过好你自己现实的每一天,不都是可以也应该值得你自己认真思考的人生课题嘛。”

“这话有道理。人总是得在自己现实的人生舞台上进行实践。这里最重要的道理,在于进行这种设计的基本依据必须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且这里讲的实际情况既包括了每个人自己的主观情况,还得包括许多相关的客观情况。这就是古人讲的,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我看把情况全弄清楚才是最难的。因为人能真正认识自己都特别难,更别说正确认识客观形势和其他客观条件了。”

“要叫我说呀,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困难的不是设计自己的时候空间够不够大,而是有多少人能够坚持数年地做到自觉履行对自己人生的设计。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做到设计人生的?不是生存环境太优越而不必设计,就是相反由于环境太恶劣而无暇设计;再加上一些设计得不科学、实际上近乎幻想的无效设计,还能剩下多少有效的设计啊。你们自己想想,咱们每个人自己有多少次认真设计过自己的人生啊?”

“还真是的,我就从来没设计过自己的人生。”

“我也没设计过。”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看,我说的没错吧。其实我也只是有感而发。马克思曾经特别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目标始终如一’。我体会这就是一种对人生的重要设计。仔细想一想,真做到这一点还是非常困难的。对咱们这批人来说,能不能学会这一条还真是挺重要的。它会对咱们的明天产生重大实际影响的。”

“有道理。”

“是得好好想想了。”

“……”

“……”

……

像这样天马行空般的课余聊天,由于话题往往是随意产生的,因此差不多可以涉及到学员们思想认识的各个方面。可能是这所学校特殊的研讨气氛中本来就没有多少为了迎逢什么政治需要而必须做的“姿态”,也可能是由于文革中长期养成的一种不愿意在闲聊中牵涉任何政治的习惯,这些讨论竟然从来没有接触到过当时的“批邓”实际。也恰由于此,同学们反而都觉得这样的讨论不虚不空,还挺有意思。同时,由于是闲聊式的讨论,所有说的人和听的人思想上都没有任何压力,于是,说者固然可以畅所欲言,听者也反而能够记忆牢固、印象深刻。这对于大家在正式的课堂上所学到的政治理论,无疑是一种相当有用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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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朝       圣

 

第二十节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段非常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如何通过集体的力量对家乡进行改开换地的大规模改造,一直是国家在农业战线上宣传的一个重点。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以全国劳动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为代表的一批社员们,硬是靠了自己的双手,大家抱成了团地埋头苦干着,对大寨所谓的“七沟八梁一面坡”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治理,为中国农民在当时条件下走出贫困树立了一面旗帜。

文革前的大寨,还只是建国以后逐步宣传和树立起来的众多农业生产典型中的一个榜样。当人们从这些众多的农业典型中广泛汲取各方面有益经验的时候,几乎任何人都只会去佩服大寨人战天斗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到了我们的学员去参观大寨的文革时期。“农业学大寨”被某些人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几乎完全神化了。大寨成了一个被特别突出起来的唯一性模式,从其他众多农业典型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当时农业战线的“革命圣地”。

对于以扎根农村牧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己任的知青共大学员来说,能够于学习期间亲往大寨参观一次,无异于最狂热的宗教徒终于得到了毕生中唯一一次到教义中最神圣的圣地去朝拜的荣幸。

为此,知青共大作为一所专门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建立的特殊大学,远在筹备期间,就已经确定了这次前往大寨的行程。虽然组织这么多人经由交通还很不便利的内蒙、到同样交通不便的山西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么多人沿途的后勤服务更是没有人有过这份实际的组织安排经验。然而在“对于任何任务都只能不折不扣地完成”这种业已形成的共大校风的影响下,参观计划终于成行了。

大队人马经过打前站的同志精心筹划,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学员们一个个激动万分,带着最大的期望和诸多的实践问题,还有对大寨人最崇敬的心情,一路风尘下了火车倒汽车地直奔山西省昔阳县而来。


“我站在虎头山上,迎着朝阳放声歌唱。……”学员陈百春和爱武两人肩并肩地站在了虎头山顶一块尚属平坦的巨石上,迎着实际已到中天的太阳、沐着相当强烈的山风,尽力放开了自己年轻的歌喉,唱起了这首当时的乡下人尤其是知青们几乎人人熟悉的对大寨的颂歌。歌声在群山间悠游回荡,伴着二人身后、半山腰上和山脚下散站着的其他学员及另一些参观者们自然跟随的合唱声,像极了一幅亿万农民学大寨的壮丽图谱,写尽了人们到大寨参观的虔诚心态。

这是大伙儿到达大寨的当天。大队人马刚刚下了长途汽车,学员们就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爬上了象征大寨形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十分著名的虎头山。

围绕着这座并不太高的山峰,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人造小平原”和星散在其间的劳动者和参观者们。远处的崇山峻岭包围拱卫着这片被大寨人多年辛勤开垦出来的著名土地,给人以“万山丛中一抹绿”的愉悦,更让人感受到一种“人定胜天”的豪迈。初到大寨的人们,无不被这天下人间改天换地的壮丽景色所感染激动,这首歌曲就自然地成为大家抒发感情的首选了。

细心人注意到:在这幅怎么讲也相当壮丽感人的真实画卷里,那么多的歌者中,居然没有一名大寨自己的社员在里面!是因为他们忙于战天斗地实在没时间参加这份浪漫,还是日复一日的四方来客已经让他们变得麻木而激情不再,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呢?

   

从第二天一早开始,知青共大的大队人马和来大寨的其他参观者们一样,在一名显然是经过了一番刻意修饰、操着一腔带有相当浓重晋中南口音普通话的大寨大队专职讲解员姑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了大寨大队的田野村庄。姑娘用她那稍嫌沙哑并略显做作的音调配合自己那不大有力的手臂,频频指点着那村中整齐划一的社员新居、满山碧绿整齐的梯田和田野间偶而能看得到的那些大寨社员们的劳动身影,向参观者们介绍着人们早已熟知的大寨历史。并不特别动听的那种千篇一律式的介绍,由于结合到了实景参观,因此人们听得还大都兴致勃勃,不时从观众群中传出的啧啧赞佩声就是明证。大寨人的光辉战斗历程必竟有着许多令人可歌可泣的生动事迹。


但是,人的思维总是不能那么如安排者之意地一致与和谐。就在这一支支参观者的队伍里,远不是所有人都那么聚精会神的。他们中有的是由于不习惯爬山的辛苦而疲惫不堪;有的是本心就不太赞成来这里参观而硬被某一级领导给箍来的;也有不少听众是真心要学习一点有用的经验、只是由于不满足于讲解员的一般化介绍而使自己的神思早已离开了讲解员并转到了自己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去了。

知青共大学员中几个来校前就担任了生产队长之类职务的男女知青,在刘惊涛的建议下悄悄离开了跟随专职讲解员的学员大队,他们“要用自己的眼睛找到真实的大寨精神和大寨经验”。

“整齐划一”这是他们对大寨的第一个重要印象。这不仅表现在经过治理的山山水水、那些被称为“海绵田”的遍野梯田上,而且在大寨社员的住房甚至室内格局方面也完全体现了这个特点,只要进过一户社员家参观,就等于走遍了大寨全村的所有农户。对此,学员们有的认为是“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而羡慕不已,有的却认为这是“不承认事物特殊性的形而上学表现(那时候还不敢直接讲出诸如‘抹杀个性’这类的词来)”而颇不以为然,更有人当时就把这种形式直接指斥为“这简直跟‘乌托邦’差不多了嘛”、不过当时就被好友硬是捂住了嘴巴没让他继续再讲下去。

“工程浩大”则是几乎所有人们参观后的一个普遍印象。不同的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居然也反差极大。正面的结论当然是感叹社会主义大协作下的移山填海之功如此伟大,想象着如果自己的第二故乡(对一般参观者则是家乡)也能组织起来真正学习大寨,岂非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吗。但也确有相当一些务实想干的农村干部对此颇有疑义,他们凭借自己多年的劳动实践,十分清楚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他们在自己的心中盘算出如果像大寨这样每年用这么多的工来开山造田,首先就会产生当年的粮食不够分红这样一种令他们实在心惊肉跳的事实。于是,“咱们学不成大寨”是他们参观后的普遍结论。理由主要是“咱们不可能找到那么多的外援。”刘惊涛等人甚至进一步得出了“如果要让我们队像大寨这么干,那只会把生产队整垮”的严重结论。有人曾经教育这些干部“学大寨的关键是要学他们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他们那种‘愚公移山、矢志不移’的人生态度”,却没有人能圆满地回答这些疑问者如果见实效的时间过于长久,对于永远只注重“眼见为实”的农民们是不是肯定会失望乃至再不相信这种至少在看得见的将来实际是无效的做法了。

“并不富裕”成了这些独立观察者们另一个相当明确的“认识收获”。这是他们从各家各户简单划一的室内摆设得到的一个结论。细心的刘惊涛等人特别去擅自翻动了一些农户家里的粮食储备等情况,结果是发现一律所存无几。有人解释为“他们是胸怀全人类嘛,所以把粮食都捐出去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定时到队里领粮食嘛,家里存粮少不是很好吗。既干净又不浪费。”;当然也立即有人表示反对:“这么让社员群众饿着肚子干革命,我看农民群众不会那么情愿的。”佐证的材料则是“你看那些社员们个个面有菜色,见到咱们这些参观者并没有什么热情、甚至还有意躲着咱们走呢。”


刘惊涛等人曾在一条山路上堵住了大寨名人郭凤莲。对这位铁姑娘队队长的传奇式报导,理所当然地使大家不约而同地将她围了起来,并七嘴八舌地向她发出了连珠炮般的询问。郭凤莲只是向大家笑笑,并没有回答人们的提问,而是用手指向远处急急赶来的一名大寨专职导游,示意大家有问题去问那位姑娘,自己则一个小巧的闪身后,就轻而易举地脱离了人们的重重包围,自顾自地离开了。看来,这种被围和脱离在她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当时许多人都觉得“这姑娘怎么这么狂啊”,现在看来,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的高压下,即使像郭凤莲这样的名人,也不得不时刻注意不能随便讲话,以免一旦出现意外被人找出什么破绽而遭到真正的意外;而对那些专职导游们来说,一是平时训练有素,二是万一出点什么差错也可以因为“她们是小人物”而轻易得到解脱的。


事物往往如此发展。当它们主要是按照自身运动的客观规律前进时,其基本方向的明确性与其表面现象的令人满意性之间,往往存在着许多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当人们企图通过主观的努力去一味坚持要改变这些表象中的不足时,结果却又往往是适得其反。我们的学员报着极高的期望值来到了大寨,得到的收获却与原来所预想的有了很大差异。几十年后,当人们回忆起这段大寨之行的时候,留下来的记忆到底还有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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