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编后语】

这第八章里，我们又认得了一些当年与浙大西迁有关与无关的人物——恽鸿昆、金成中、邬仲卿、陈家谟、张孟闻、卢亦秋、俞锡荣、孙沩、徐有智、王淦昌、孙国璋、杜清宇、应尚能和国民党人物陈轻驭、谢婴白、黄琪翔，以及明代徐霞客、王守仁（阳明）。

在编辑中，除了仍从网络上搜索与书中有关的人和事，更让人高兴的是找到了宜山保存的《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石碑和两颗大榕树的照片，以及了解了明代全能大儒王守仁（阳明）历史名人。这也算是一章较为轻松的编辑。

 

附：37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7 王守仁与徐霞客_.jpg：

王守仁（1472年－1529年），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封新建伯，谥文成，人称王阳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中国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的作者。被称为“千古奇人”。 编者

附：38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8 柳与黄.jpg：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江苏省镇江丹徒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以柳诒征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在上海逝世。平生布衣蔬食，卒后仅遗一床一桌，书10余箱。

 

黄琪翔（1898年～1970年），字御行，广东梅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1970年12月10日凌晨因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二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80年平反昭雪。 编者

 

 

    第八章·完

九、《南郊茅屋与新缘缘堂》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 马一浮.jpg：

（马一浮 1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曾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建国后，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在杭州逝世、享年84岁。 原书插图）

 

南郊茅屋与新缘缘堂 （1）

二月的宜山气候温润，马一浮“南郊茅屋”前的一树红豆，在他来时正逢果实满枝，相伴四月后，现在他要离去了，那玛瑙般晶莹的点点朱影，依旧摇曳如许，即便是皓月当空的夜晚，也有一种宁静悠远的缥缈感觉，美髯垂胸的马一浮在树下站了许久。六年后，写于四川乐山的一首五言律诗《忆宜山》，再现了他当时的心境：

昔住宜州日，南村暂结茅。

秋氛今几载，胡虏已盈郊。

行螳犹穿穴，昏鸦不护巢。

龙江余石骨，红豆忆林梢。

 

马一浮是1939年二月八日离开宜山的。在宜山的四个月，加上此前在江西泰和的六个月，他受聘浙江大学国学讲座的时间正好十个月。这既是双方在颠沛流离中相互依存的十个月，也是马一浮借浙大国学传播平台纵谈六艺，浙大得马一浮以其思想精粹拟就校歌的十个月，对两者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说来有意思，竺可桢到杭州就职后，第一个向他推荐马一浮的，竟是公安局的赵华煦。五月六日那天，竺去公安局见赵，赵介绍了两个人，除马一浮，另一个是邵裴子，说杭州视此二人为瑰宝。竺可桢因何去公安局去找赵华煦，赵在公安局又是做什么的，不得而知，但这一趟会晤的结果，却是竺看好马一浮，并托赵去请寿毅成做中介，探问马是否愿意来浙大。

寿毅成是经济学家，马一浮的弟子。关于他拜师马一浮的经过，原《东海》文学杂志副主编、作家袁卓尔在其《一代儒宗》里有过这样一段讲述：

寿先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其父系浙江诸暨县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生平最钦佩马先生。寿先生病危时，致书远在美国求学的儿子，叫他以学业为重，不必回来奔丧。他日学成归国，务必拜马先生为师，学习马先生的学问道德。寿谨遵父训，得了博士学位归国后，挽人求拜马先生为师。马再三逊谢。寿先生说父亲死未能奔丧，如今又不能实现老父遗命，何以对先人于地下？！竟恸哭失声，长跪不起。马先生深感其诚，只得答允。

如此师生之缘，令人感慨。至于赵华煦其人，虽未能知其背景，但竺可桢亲往会晤，想来总有他的道理。事实上赵对马一浮和邵裴子的推崇，亦颇合竺可桢之意。对于邵裴子，竺此前“已访晤一次”，觉得“请为国学教师极相宜”，这次访赵又托其觅寿毅成为介征询马一浮是否愿来浙大，也很自然。许是因为寿曾执教浙江法政学校，故与公安的赵华煦相熟。

半个多月后的五月二十四日，竺可桢第一次去马所巷十三号甲的马一浮家登门拜访，寿毅成偕同。因为是请马一浮先生到浙大授课，教务长郑晓沧等也一并前往。这种基于工作目的的拜访，在马看来，很可能只是礼节性的，故而彼此未曾深谈，说到任教的形式，竺倒是不怎么拘泥，认为既可由马一浮到校授课，也可以让学生上马家听讲。但话是这么说，具体操作起来，毕竟有所不便，所以后来当马一浮果真将“登门请业”作为其坚持的条件时，竺可桢又觉得“此点有困难”了，“因来往时间耗费甚多，学生上下课不能衔接”。七月十七日，竺再度登门拜访马一浮，通融之下，马同意了竺的提议，由校方在距离学校较近的地方特设一房，即后来的刀茅巷十七号，作为其教课场所。

在竺可桢这一天日记的“补示”中，写着“马一浮到校”。竺的意思，显然是指马已应允到浙大授课。他当时这么理解，并无不妥，因为在马一浮后来写给王子余的信中，也有着类似的意思：“昨竺君复枉过面谈，申述一切，欲改来学为往教。为体恤学生计，此层尚可通融。”可见经竺校长两度敦请，马一浮之为浙大讲学，基本已是定局。孰料事隔不久，偏又节外生枝，这桩无论于浙大还是马本人都有意义的好事，竟至流产了。

说法有两种，一是谓之马一浮心高气傲，到底不肯屈就浙大；二是以为竺可桢心存顾忌，未能满足马的要求。马的要求是什么呢？八月一日那天，竺去杭州青年路尚农里的眼科医院见张圣征医生。张是个和马一浮说得上话的人，就是经他的“劝驾”（竺可桢语），马同意给浙大授课的。谈到马一浮事，张对竺说，马还有两点要求，一是其所授之课不能在学校的普通学程之内，二是学校须称其为国学大师，学程应为国学研究会。第一点竺可桢答应了，觉得那应当就是“外国的一种Seminar”，即研讨课、讲习班，但对第二点，却“以为不可”，所谓大师之名有类佛号，而冠名“会”者，则必须呈请党部，有种种麻烦。虽然竺表示可再与马面洽，但还是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达重教的大科学家竺可桢，最后竟未能满足马一浮要求，致使数月的努力功亏一篑。”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2马一浮诗中的龙江石骨（第九章）.jpg：

（老照片·马一浮诗中的龙江石骨。 原书插图）

 

（待续56）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 马一浮先生宜山继续讲学的公告（第九章）.jpg：

（老照片·马一浮宜山讲学公告。 原书插图）

 

南郊茅屋与新缘缘堂 （2）

竺可桢的顾虑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此前他接受浙大校长之任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不受党部干预。但同时他也知道，这一条即便被应允，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与其为此抗争而耗费精力，不如少惹麻烦。至于说“所谓大师之名有类佛号”，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对此类称谓感觉不习惯，亦属正常。马一浮原本所表示的“讲论欲极自由，久暂亦无限制，乃可奉命，否则敬谢不敏”，竺并无异议，至于“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是后来拟订的，从其中第一条的“国学讲习会设特别讲座，由本校延聘主讲大师”来看，又像是要以浙大的名义公布，竺答应“再与面洽”应该说是慎重的。当然，马一浮不是个轻易能够被说服的人，这事后来没有成功，想必主要还在于他起初就很勉强。

三年过去了，马一浮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情景。竺可桢的两度登门，加上请人从中说项，诚意自不待言，但马还是以为自己平日所讲“不在学校之科，也不易为初学者所了解”，若是“彼此悍隔不入，未必有益”，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有些松口，内心却仍在迟疑。竺可桢得知后，便又托王子余给马写了封信。王乃绍兴报业鼻祖，和马一浮很熟。马见信后回复说，“与竺君想见两次，所谈未能尽意。在竺君或以为弟已肯定，然弟实疑而未敢自任。”话说得很明白了，不过王子余到底也是有分量的，马一浮就提了个“特设国学讲习会”的要求，聘其以主讲大师之名作无内容和时间限制的自由论讲，如允，“乃可奉命，否则敬谢不敏”，并请王“代致竺君谅察”。可惜竺可桢回馈的信息未能令马一浮满意，马是个心气甚高的人，既如此，那就连再次面洽也不必了。

然而世间向来的缘分之说，偏偏就应验在了马一浮和浙江大学之间。虽则数度切磋未果，眼见彼此的合作黯然流产，但峰回路转近两年后，忽然间竟又柳暗花明，马一浮终于还是进了浙大。这一回别说是学校为他单设一处讲舍，就连基本的生活稳定都勉强了，马一浮和他的学问，只能随浙大师生在抗战烽火中一路辗转流离，但从江西泰和到广西宜山，前后十个月的时间里，马却在浙大做了整整一个学年的国学讲座，并且还应竺可桢校长的托付，撰写了《国立浙江大学校歌》的歌词。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又是因何究竟，离开宜山前夜的马一浮，回想起来依旧恍若眼前般的明晰。

浙江大学由江西泰和迁往广西宜山的时间是1938年的八月至十月，虽然全校所有的教职员和学生直到十月底才全部抵达宜山，十一月十四日正式开课，但是关于马一浮讲学的公告，却在十月中旬就已经贴出了，标题为《马一浮先生继续讲学》，副题是“每星期三下午讲六艺要旨”：

绍兴马湛翁先生（原字一浮）博学硕望，隐居西湖多年，好学之士多踵门就教。军兴以后，避居桐庐，竺校长一再敦聘，又以友好恳劝，始于三月杪到赣，四月九日起在本校讲学。三阅月中，讲阐六艺大旨，继说义理名相，谆谆以反躬力行诲人，受教者多所感发。先生于九月离赣，十月杪来宜，继续讲学。本学期第一次系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在第十八教室开讲……

 

在这纸公告中可以看出，马一浮入浙大讲学是在“军兴以后”，亦即标志着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兴起的“八一三沪淞战役”之后，那场血战的次日，杭州即遭日寇飞机的轰炸，隐居西湖多年的马一浮已无法再安于书斋，迫于战乱，只得暂时避居桐庐，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想起此前“竺校长的一再敦请”，也无前往浙大的打算，那都是到了开化以后的事了。

从马一浮后来写给竺可桢的信中可以得知，他在桐庐的时间并不太久，“秋间初徙桐庐，嗣因寇逼富阳，再迁开化”，也就是十月中到的桐庐，十二月间便去了开化，虽已是浙江的最西边，但在马一浮看来，此地“虽稍远锋镝，然寇之所向，殊不可知，万一或有压境之虞，不能不预为迁徙之计”，若西出浙江，只能往江西去。信是在开化写的，马一浮所以写这封信，是觉得自己在江西“鲜有交旧，一旦栖皇羁旅，托足无由”，而其时浙江大学已迁至江西泰和，肯定与地方上多有往来，希望竺能帮忙找些关系，以求谋一立足之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2 马一浮墓.jpg：

（在杭州的南山公墓内，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由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造墓立碑，墓碑上没见马一浮任何家人的留名，“马一浮先生墓”墓碑由沙孟海题字，不知何故？  编者拍摄）

 

（待续57）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 寿毅成.jpg：

（寿毅成1891－1959，原名景伟，曾名肇强，别号茶佣、心月居士，浙江诸暨连湖乡墨城湖人。国际贸易专家。考入北京财政学堂，后学堂并入国立法政专门学校经济本科，寿毅成读至1914年毕业。4年中有3年学习成绩第一，获学校颁发的荣誉奖状。寿毅成病逝后，他的老师马一浮先生得耗后，深为痛惜，特书悼诔，以寄哀思。马老的挽联云：有知不及无知，法是空华，语言文字皆可费。斯人而有斯疾，身为苦本，天道人生信难论。 编者）

 

南郊茅屋与新缘缘堂 （3）

马一浮在开化想起竺可桢，显然与先前竺的延聘有关。但他自认曾经拂了竺的好意，若现在反过来再请他收留，像是在吃回头草，未免尴尬，所以尽管处境艰辛，信中的字里行间，倒是丝毫不带有依附浙大的意思，只是向竺打听江西的形势如何、交通状况如何，告之随行者逾三家，“妇孺并僮仆共计十五人”，并询问入赣后的“旅中简单生活，每月约需若干”，等等。

这封信到竺可桢手里的时间，是在1938年的二月十七日。七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春二月，浙江大学从浙江建德往江西泰和的迁徙尚在进行当中，因泰和方面来不及准备房舍，学校先在吉安落脚，借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寒假空出的教室抓紧上了两周课，竺本人则忙于吉安与泰和之间的往来。十七日那天，他和总务主任沈思玙等一行，就是在泰和上田村检查学校用房的落实情况。虽然马一浮的信措辞矜持，但竺可桢还是从中感觉出了对方“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大”的意思，对“前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而又谢却”并不计较，过了两天，便与教务长郑晓沧和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商议，郑、梅二人均主张收容，竺当然也是赞同的，“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

电报次日即发。隔了一天，竺又亲笔致函，表达自己的诚意。马一浮接了电报和信件，也回了一信，用的依然是上封信中“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的口气，说是“在浮本以求远兵革，非图附于皋比，何期过见存录，欲使遂预讲筵”云云，且自谦道，“然则浮之至与不至，于仁者设教之方，故无所加损也”，表示我马一浮图的不是依附浙大，讲不讲课并不重要，竺先生注重传统经术义理，设教有方，有没有马一浮都一样的。事实上聘马一浮来浙大，其职衔非教授、非讲师，独设一个“讲座”，竺也是考虑到马之个性的，只要传统的国学教育能在浙大开展，不管马一浮怎么说，都不再与其争辩，在他看来，马也只是好面子而已，这回来浙大讲学，应该不会再起波折了。所以几番信电后，即嘱校总务处为马一浮寻觅居处。那已经是三月中下旬的事了。

马一浮是三月二十九日抵达泰和的。十天前竺可桢曾接到过他的电报，说是二十日从衢州动身前来，竺于是安排人在二十一日那天去樟树迎接，然后雇船走水路到泰和，但是却没有接到。二十九日这天，马一浮及其外甥丁安期及眷属等八人也是从樟树过来的，坐的是卡车。竺可桢见他随身拖带颇多，已觉这一路行来不易，谁知马竟说还有百余箱书籍置放在桐庐乡下。竺让人先带马去排田村萧宅的住所安顿下来，随后在大原书院请他用了晚餐。

学校正式宴请马一浮是在几天后的四月三日，由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中文系主任郭斌和、图书馆馆长王庸、历史学教授贺昌群四人出面，另外还邀请了中文系教授钱基博、史地学家张其昀、数学系教授章用，以及陈训慈等，陈负责转移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途中曾遇马一浮。膳后众人又欢谈三个小时，次日竺可桢即代表浙大给马发了聘书。

马一浮在浙大的第一次国学讲座，时为一个多月后的五月十四日。原定时间是一周前的五月七日，竺可桢也去了演讲地趣园，但那天“值大雨淋漓，马不能来而散”。竺是气象学家，研究自然科学，但对国学也颇为崇尚，尤其马一浮开讲的第一课，题目是《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更是引动了他的兴趣。在当天的日记中，竺可桢写道：“三点至新村十号教室听马一浮讲‘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之说，谓《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盖《春秋》讲名分，而《易》讲象数。自然科学均以数学为依归，其所量者不外乎数目Number、数量Quantity、时间与空间，故自然科学之不能逃于象数之外，其理亦甚明显。惜马君所言过于简单，未足尽其底蕴。”日记之详尽，可见竺是真去听讲的，非过场做个样子而已。马一浮随浙大迁至广西宜山后，继续他的讲学，而竺可桢只要得空，也依旧是每场必到。校长与学生们同堂听讲，令马一浮印象至深，也成了战时浙大的一道风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2 梅与庄.jpg：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1911年赴美留学，先在美国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洋文系主任，49年改为南京大学。创办《学衡》杂志。1924年去美国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贵阳去世，安葬于贵阳市黔灵公园关刀岩。

 

庄泽宣（1895—1976），中国著名教育家。浙江嘉兴县人，祖籍常州。191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1917年公费留学美国，先后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育与心理学博士学位。1922年归国历任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广西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和教育系教授及主任等职。1948年夏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赴巴黎主持战后文教损失调查。1952年任新加坡联营出版公司总编辑，编印华侨学校教科书，在东南亚各国影响甚大。侨居美国期间致力于沟通中美文化，至今为人称道，曾列入美国工具书《教育领袖》之中。1976年病逝于新加坡。 编者

 

（待续58）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 唐与刘.jpg：

 

唐现之（1897－1975），广西灌阳人，著名教育家。1932筹办广西省立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现为广西师范大学。1937年创办桂林师范学院，现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梁漱溟，任中敏等合称桂林教育界“八怪”。 广西解放后历任桂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省第一图书馆馆长、省司法厅厅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撤销司法厅厅长职务，安排到自治区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刘百闵 （1898～1969），名学逊，以字行，浙江黄岩东禅巷人。少时就读清献中学堂，后师从富阳夏震武·灵峰，专修中文与理学。1937年5月，于南京市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继任中国文化服务总社社长，出版《读书通讯半月刊》，作为青年、学生辅助读物。1949年4月去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筹建新亚书院（后称新亚文商专科学校），结合中国传统书院制和西方导师制，得到美、英、香港文化教育界支持。1952年去台湾，次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1967年辞职。1969年卒于香港，终年72岁。 编者

 

南郊茅屋与新缘缘堂 （4）

这或许也是在泰和讲学结束后，马愿意随行前往宜山的原因之一。这一年的八月初，教育部长陈立夫给马一浮发来了电报，邀其前往重庆创办书院。此事系由寿毅成、刘百闵所撮合，寿是马的门生，刘不但与马是知交，其时也是陈立夫的秘书。陈立夫本人对马的学问也一向看重，他在《教育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与马持同一观点，主张《易》为自然科学之祖。陈不但以教育部的名义给马一浮发来电报，还念及战时道阻，嘱其可由赣州经广西往四川或云南走，并寄了一千元旅费。马一浮的处境显然不像在开化时那么窘迫了。

八月七日，马一浮离开泰和前往赣州，行前的心情犹如是日天况，灰蒙蒙的布满了阴霾。四天前，竺可桢夫人张侠魂因病亡故，念及近半年来竺对自己燃眉之急的援手相助，马深感走得不是时候。虽然在张入殓的次日，他即作挽联一幅并附慰问信函给竺可桢，竺以为“极恳挚可感”，第二天又亲往吊丧，但还是觉得就这么离去未免不够仁义，于是在路上又给竺可桢写了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一时还找不到记载，如若猜测，想来信中肯定会有马对自己在泰和浙大讲学时光的怀念。因了这份怀念，加之战时交通阻塞，从八月七日到十月一日的近两个月里，马一浮并没有“由赣经桂往川或滇”，而是“南行入广东走柳州来桂林小住”（丰子恺语）。特别提及十月一日这个日子，是因为这一天竺可桢也在桂林，应马一浮之邀，至大华饭店午餐，同时受邀的还有丰子恺、傅彬然、郑晓沧、胡刚复及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吴敬生等人。从当月二十五号马一浮即离桂林去宜山来判断，马当时已是准备回浙大继续讲学了。那天的午宴，竺马双方应是就此达成了默契的。

这一点，从十月十四日丰子恺写给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信中，亦可得见。丰子恺说：“……马一浮先生本定同住桂林，现亦欲迁居宜山（离此二日旅程），因浙江大学在宜山开学也。”丰为此还甚感惆怅，十天后与张梓生从东环路送马一浮离桂赴宜山后，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教师日记》中叹曰：“途中忽见桂林城中黯淡无光，城外山色亦无理唐突，显然非甲天下者。盖从此刻起，桂林已是无马先生的桂林了。”至于丰子恺来年竟也去了宜山浙大，那是后话了。 

离开桂林时，马一浮给竺可桢去一电，告知由柳州转抵宜山，行程大致也就是三两天。到宜山后，马先是在开明书店宜山分店楼上落脚，后迁至城南燕山村寓居，其谓之南郊茅屋。时年马一浮五十五岁，美髯垂胸，身板硬朗，虽以为宜山乃“山谷谪迁之地”，却为浙大在此办学的氛围所欣慰，刚到就写了一首《初至宜山，与张晓峰、郭洽周寓屋相望，可以时接清言，喜而赋此，并寄怀桂林诸友》的诗。在宜山的四个月间，除读书讲学外，马亦远足好游，凡青鸟山、白龙洞、下枧河，无不一一亲往，“犹喜水石清峭”之龙江，江畔漫步几成每日必修之功课，及至离去六年，仍深念不已。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马一浮的宜山第一次讲座，如期在文庙举行。马以孔子所云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立行乎哉”，强调“立国致用，当以立身行己着手”。而随后每周一次的讲题，则依次有：颜子所好问学论释义；说视听言动；居敬与致知；涵养致知与止观；说止；去矜上；去矜下，等等。与先前在泰和的讲稿编成《泰和会语》一样，马的这些讲稿，后来也编成了《宜山会语》。而宜山之于马一浮，之于浙江大学，所不同于江西泰和的是，马在这里还留下了一首《国立浙江大学校歌》及一篇《拟浙江大学校歌及有关说明》的文字，作为附录，刊于《宜山会语》书末。

马一浮所作的浙大校歌全文如下：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

念哉典学，思睿观道。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这首歌词对现在的浙大学生来说，恐怕连读个明白都不太容易了。事实上当年的浙大校方在拿到歌词时，也有过争议，不少教授觉得文辞拗口，不宜作为校歌。竺可桢也曾考虑过是否改写，但觉依马一浮的个性，想必难以说服，另请他人则既不合适，又无人能接手，加上歌词对浙大求是精神的阐释深邃透彻，很是磅礴大气，所以竺最后决定还是先谱上曲子，看看试唱效果如何，再行定夺。确定请马一浮创作校歌的决议，和通过竺可桢为浙大制定“求是”校训的决议都是在宜山，1937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校务会议。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2 王与贺.jpg：

王 庸，字以中，生于1900年，无锡东埠糜巷桥人。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研究生，亲受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指导，深究史地之学。1946年受聘于中央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整理书籍并编辑馆刊，同时在暨南大学兼任史地系教授。1953年至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1954年调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舆图组组长，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编制《中国舆图分类表》，撰写《中国地图史纲》。1956年3月14日因患心力衰竭症逝世，终年56岁。

 

贺昌群（1903—1973），字藏云，四川乐山人。著名历史学家，在宋元戏曲、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简帛学、汉唐历史与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许多方面还是开创性的。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年10月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0岁。 编者

 

（待续59）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6 马一浮与丰子恺1962年在杭州蒋庄（第九章）.jpg：

（老照片·马一浮与丰子恺1962年在杭州蒋庄。 原书插图）

 

南郊茅屋与新缘缘堂 （6）

丰子恺为什么不去住马一浮的“南郊茅屋”呢？想来和竺可桢有关。“南郊茅屋”的所在地谓之燕山村，不仅马一浮，浙大还有不少教授也住在那里，如中文系主任郭斌和、教授王焕镳，史地系主任张其昀等，就其环境而言，竺可桢是并不看好的，“王等所住屋系茅草顶、泥墙、木门、泥地，尚高敞。马一浮以二百元购得者，有地一亩，但附近蝇蚊甚多且无饮水，非住家良地也”。竺的这个印象记于四月六日，三天后的四月九日，见了丰子恺，谈及住所的安排，显然不会考虑“南郊茅屋”，即使丰子恺自己有过表示。

其实龙岗园的位置也在燕山村，但却是一处私家园林，院内亭台错落、石径曲折，间以花木扶疏，十分雅致，与丰子恺的趣味，很是相投。这是否竺可桢的建议倒不重要，决定必是丰子恺自己做的，尽管租下的并不是整座宅子，而是先前园丁住的小屋，但毕竟嵌在了一个好环境中，加之喜欢竹制家具的丰子恺又擅于布置，居所落成之后，竟宛如遗风犹存的一处“新缘缘堂”了。

丰子恺执教浙大，在这所百年名校的校史上、尤其是西迁史上，是一道奇异的景观。现在看来，当年对丰子恺的聘任，本身就是非凡之举。其时浙大并未设艺术专业，况且战局混乱、校无定所，多少要紧事等着去做，艺术教育、艺术欣赏什么的不说可有可无，到底也算不上当务之急，但是浙大却想方设法（包括请马一浮出面写信）地把丰子恺网罗到自己旗下，先是“艺术指导”，后为师范学院副教授，前后达三年八个月。

和马一浮一样，丰子恺在浙大，也经历了两个阶段。马是从江西泰和到广西宜山，丰则是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虽然在宜山龙岗园住了有七个月，但其实丰子恺一到宜山，浙大就已经在准备再度搬迁了。四月八日那天，从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接连响了三次警报，广西局势趋紧，宜山也不太平，“晚八点开校务会议。到卅人，决定迁校，拟定云南建水，即日筹备。”一天后的四月十日，在标营新礼堂举行的纪念周上，张其昀做了“建水地理”的演讲。

张其昀去云南考察校址，七日刚回来。据张说，建水为临安府首县，这个临安虽非浙江临安，只是“因其地逼似杭州，故名临安”，但明代江浙一带人移往者甚多，尤其绍兴王姓，对建水文风之开发影响广泛。张其昀是地理学家，考察校址对人文环境格外讲究，他在当地看中的是“朱家花园，有屋一百间，租金八百元。此外尚有丞相庙及私宅可用，大约三百间可以租得。……大礼堂与膳厅可以借用临安中学，该校系文庙改建。此文庙之大为全国所罕见”，此前校务会议初拟下一步迁址建水的决议，应是由此而来。

丰子恺对浙大准备再度搬迁并不知情，他的想法是，“既至宜山，就做宜山人可也”，即使与马一浮“南郊茅屋”相邻地盖一间“新缘缘堂”的心愿未能实现，但已经着手的缘缘堂藏画重作，也不妨在此继续下去。缘缘堂遭焚后，原本留以自藏的许多画作也随之全部被毁，丰子恺发心重新再作，盖上“缘缘堂毁后所蓄”的印章，再行保藏。此事始自十二月七日，及至到宜山时，刚做了三、四个月。这套画一概用四尺玉版宣一开十二之小幅尺页来画，丰子恺前后持续了七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得画二百余幅，其中约有一半的作品，成于他在浙大期间。丰子恺后来用了这批画到各地去举办展览，也是从尚在浙大遵义任教的1942年开始的。

在浙大流亡宜山的一年多时间里，马一浮和丰子恺虽未同教，却都给了艰难跋涉中的浙大师生以精神的烛照。马一浮的国学讲座，丰子恺的艺术指点，不仅彰显了那个时期浙大的生命活力，也把“山谷嫡迁之地”的宜山推向了文化艺术的前沿。宜山应当好好记住1939年，这一年，它破天荒拥有了一所大学，留下了一代名流的清晰足印，如今的宜山，即便昔日之“南郊茅屋”和龙岗园的“新缘缘堂”已无法旧貌重现，到底也是抹不去的记忆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6－2马一浮杭州旧居.jpg：

（1950年，应弟子蒋国榜邀请，马一浮迁居蒋庄，遂改名“兰陔别墅”，直到“文革”开始，整整17年。1966年8月，马一浮受到“文革”的冲击，被红卫兵勒令迁出蒋庄。马一浮精通英、法、德、日等多国语言，是《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他曾经风骨傲岸，孙传芳求见他拒绝，蒋介石邀他从政他拒绝，孔祥熙求字他拒绝。陈毅元帅、周恩来总理等均曾访问、合影。1990年建成马一浮纪念馆，“马一浮纪念馆”六字出自书法大师沙孟海。 编者拍摄）

 

（待续61）

【编后语】

在这第九章里，让我们又认识了赵华煦、寿毅成、袁卓尔、张圣征、王子余、梅光迪、贺昌群、刘百闵、李叔同、张晓峰、郭洽周、唐现之、王星贤、王培德、王焕镳及吴敬生等先人。而其中王子余竟是周恩来的姑父（1874年-1944年，名世裕，浙江绍兴人。其父王庸吾与周恩来祖父周殿魁同幕江苏淮安，结为儿女亲家。清光绪二十年·1894，与周殿魁之女周桂珍结婚。）因网上搜索不到他的照片，也就没作详细介绍。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3809.htm  王子余人物简介

 

在编辑这一节里，除了在网络搜索了一些相关的人，并用上了上次去南山公墓拍摄相关名人墓地时，马一浮先生的墓也在其中。可搞不懂的是，马一浮的墓竟是以一个机关单位（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的名义安葬立碑的，而且墓碑上无其家人的名字，这似乎有点不伦不类的。但从网络上寻找到马一浮曾有“自题墓辞”一说，现摘录如下：

豫制自題墓辭。孰宴息此山陬兮，昔有人曰馬浮，老而安其惸獨兮，知分定以忘憂。學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為苟悅兮，生不可以幸求。從吾好以遠俗兮，思窮玄以極幽。雖篤志而寡閒兮，固沒齒而無怨。尤唯適性以盡年兮，若久客之歸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遊。蟬蛻於茲壤兮，依先人之故丘。身與名其俱泯兮，曾何有夫去留。款識：昔歲戊子，自營生壙於皋山先塋之側，豫作此文而未刻。越十年戊戌，餘生尚在，復有所改定，留以自省，不必上石也。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馬一浮《自題墓辭》紙本立軸41×79cm.jpg：

                  （馬一浮《自題墓辭》紙本立軸41×79cm）

附：39A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9a.jpg：

（背景大图为皇亲苑小区内的居民休息长廊）

 

早先在杭州下城区皇亲巷9号是丰子恺当年在杭州的旧居，为了寻找它，特意叫从小就住在此巷的一位龙江哥儿去找的，可多次说，没人知道，最终一说是早就在旧城改造时拆了。可我不死心，乘一次去灯芯巷老房子社区办事后，自己亲自去找。如今皇亲巷早已称皇亲苑的，我是从百井坊巷那大门进入，小区内老房子确实一间都看不到，转悠了许久，也问了几个人，可都是说不知道的。正当我无奈地从凤起路大门走出时，无意间看到小区大门旁的一个绿花带里，有用大理石做成的一段围墙，围墙中间竖立着一座半身铜像，走近一看，岂不正是丰子恺的头像么！一阵高兴，就围着它转了许久，看了许久，这才拍照。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9a2.jpg：

（在围墙上雕刻着丰子恺的生平和他的漫画作品）

另外，让我想到了李叔同（弘一法师），这位前半身是学者，后半身是法师的名人，故特意去了一趟虎跑。说说生活在杭州，可与前一次去虎跑少说也有20多年了，如今来到虎跑，旧地重游，以一种不同形式的心情来到这里，思绪万千。

附：39B

李叔同，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辰时生于天津河北区地藏前故居李宅。祖李锐，原籍浙江平湖，寄籍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著名音乐、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1913年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起又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音乐、图画教师。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就是由他谱曲的。1942年（壬午民国三十一年）10月13日晚7时45分呼吸急促，8时安详西逝，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享年63岁。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9b 李叔同0.jpg：

杭州李叔同纪念馆建于虎跑梦泉山林公园内，这里原先有定慧寺，是这位现代艺术家、爱国高僧出家修行之地。纪念馆共分三个展厅，正厅中央为一座高三米的李叔同铜质立像，两侧是“超脱”和“皈依佛门”两幅大型浮雕。展品介绍了李叔同的生平事迹及出家史，展示了他的艺术成就、佛学造诣与爱国注意精神。展柜内还有李叔同撰写的词以及早已绝版的《清凉歌集》；李叔同孙女提供的数十张珍贵照片；李叔同临摹的书帖，用过的书籍、印章和手绢等实物。左厅，陈列着李叔同的墨宝，有手书石碑八块、木刻格言十幅。右厅为“书巢”，挂有徐悲鸿的油画、丰子恺的木刻、费新我的弘一肖像、钱君的对联等书画作品。如今在西泠印社藏有他的篆印和手书《阿弥陀佛经》经幢，虎跑泉池后建有弘一法师墓塔。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9－2 李叔同1.jpg：

李叔同故居修复工程在天津市河北区海河东路与滨海路交口西侧完工。修复故居按照“前门朝东，后门朝海河，故居坐北朝南”的原则设计，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由故居和附设花园两部分组成，由苏州园林设计院负责设计，保持原故居的建筑规模和建筑风格。李叔同故居将按原貌恢复重建，保留下来的李叔同原故居建筑材料将被用于纪念馆工程；花园内将建弘一大师纪念亭和雕像等设施。故居修复建成后，将在故居内建“李叔同——弘一大师故居纪念馆”。编者

 

第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