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台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今天才得空仔细看了宝老两个帖子，他说“宝老就一句话被封啦”让人有些莫明其妙，回了他的两帖，他在加拿大和我这里时差不大，估计在哪里搬白菜还没看到我的回帖。

看来俺这擂台还挺擂动人心的，能让大家思考不是坏事，要是有些网友因此而睡不好觉也无必要，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进入擂台好好讨论正题，没必要来掀桌子摔板凳。

不知道这些号称毛泽东粉丝的人到底读过多少毛泽东写的书和全世界各地对他的评价，我与左派打擂和与右派打擂到底不一样，右派对毛全否也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但左派可是拥毛的，那就有的可说了，他们到底能说出多少东西来? 他们真懂毛吗? 难说!

呵呵！本人觉得这次打擂已在收摊，剩下的就是我做小结和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但是忽然听说有那么个把人睡不着觉，隔着擂台老远的写诗鸣恨夜半歌声。真不知那零星无畏汉子怎么罩在柳树林子里上不了台面，又想起《刘三姐》中对诗的场景，当年在兵团网玩诗歌联句时最爱对诗了，看这架势俺要再搭一个对诗台和那些“好诗者”文斗了？真是有趣，中知网《东西南北》越来越火，保不齐还要办篝火晚会？只要不闹火灾俺一定出席，说不定还要载歌载舞，那年在金海湖聚会不待见大杨的“蛇舞”俺也来了一段“醉八仙”还扭了老腰。哇噻，这互联网真神了，可惜没落个好姓氏。

算了算了，俺在各版块留下的烂尾楼太多了，还是先还债再借钱！
没想到打擂打出“武攻文卫”来了，有时真的笑的直不起腰

网上平台聚知青，暮年交流乐无穷。

霜华染鬓再聚首，点点记忆从头倾。

忽闻噪音耳边闹，频频无声胜有声。

掩鼻难闻裹脚布，转首重觅夕阳红。

天生一个神经病，没事点炮炸茅坑。

懒向秋风争残叶，管他无声与有声。

管他无声与有声，
墙头芦苇腹中空。
招摇撞骗来蒙事，
词不达意理不通。

词不达意理不通，

老汉骑柳摇紫灯。

姓资姓社皆乌有，

文革武革昨日梦。

还是接他们两句“逗你玩”！

下面接着#89楼继续说。。。。。。

接#89楼

在苏联东欧的“榜样”压力下，中国不得不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是中国和苏联东欧的国情不一样，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的基础上要搞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空想。

毛泽东在七大上已说了：

在中国，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1949年老人家又说了：

“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由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决定的。

195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也就是说在整个过渡时期要实现“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改”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即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当时毛泽东同志估计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三年恢复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他认为中国“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

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如果按原来的估计，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到1971年才完成，开句玩笑，那样的话我们的上山下乡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农村的土地还是私有的，知青去了只能给还在单干的农民”扛活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解放后在对工商业进行“超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毛泽东把重点转向农业。通过下面资料我们可看出毛泽东自己推翻了七大关于建国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所要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落入了一种“半空想”，再看他的话：

在中国，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

1，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2，国家经济
3，合作社经济

毛泽东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把“相当长”变成了“相当短”。也就是不再进行“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过渡期而是在“相当短”的时间里用国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完全取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这样说来，毛泽东先前所说的如果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只是完全的空想在取消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后是否就变为了半空想？

简要讲：

在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只有国家，集体，私人都兼顾的社会经济才不是空想社会主义

在一个相当短的“冒进”中取消了私人经济而只去搞国家和集体经济就变成了半空想社会主义。

是不是这样呢？

在建立“半空想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农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很典型的“半空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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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民“两个积极性” 的误判

在土地改革后，农村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这时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力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靠单干增产是有限的，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强调合作比单干强。他还认为土改后的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即集体所有制）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他指出资本主义也可以增产，但时间会更长，且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农民又会两级分化。他强调：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即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在土地革命完成后，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此了。共产党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土改后农民又会发生分化，所以只有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毛泽东还认为，对土改后的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他提出，土改后的农民有两个积极性（这一思想也反映在1951年的决议草案中）：一是作为个体经济、小私有者的农民有自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一是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又有互助合作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农民的这两个积极性，他虽然也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的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并且要求在政策上巩固地联合中农，允许富农经济的发展。但是他更多的是强调作为劳动者的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当时农民的这两种积极性存在着误判。本来应该充分地估计并发挥获得土地后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高涨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并可以使农业生产获得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由于这种误判，相反的却强调了革命的不停顿，强调了土改后应趁热打铁立即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而这时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威信是空前的。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说的话，农民都相信，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

农业合作化高潮

　　在合作化的初期，在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还是持谨慎态度的。他强调要注意“条件是否成熟”，认为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快一点，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就慢一点。他提出在反右的同时也要注意防左。他强调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强调控制发展数字和合理地摊派；强调要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建社要合乎章程。他特别提出要正确对待中农。指出对待小农经济只能是改造，而不是消灭。

这时的设想主要还是发展小型社。与此同时，可以建立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农场，到1957年可达3038个并有一定程度上的机械化。建设国营农场是为了更多的为国家提供商品粮食。　

到了1955年7月毛泽东认为全国农村形势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他的这个判断是根据基层送上来的一批报告作出的。他对每份报告都作了批语，这些批语得出的结论就是，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当时中国农村已有五亿人口，毛泽东要求由上面派出大量干部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　　

可是，正在这时，浙江对合作化却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一下子解散了共约四十万农户的大批合作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表现，批判这是一种前怕龙，后怕虎的小脚女人思想。具体的就是批判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毛泽东认为邓子恢错误的性质属于右倾，属于经验主义，并认为他是代表了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利益。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强调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3页）应该相信群众什么呢？那就是要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着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在土改后的真实愿望，粗暴地侵犯中农利益，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他甚至认为：“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223页）这样，原来他自己认为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变成了三年。结果许多快速发展的典型出现了。如江苏省昆山县的一个乡两年就实现了合作化；河北省刑台县东川口村“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了”。河北省遵化市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这是一个由二十三户贫农组成的合作社，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是一个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这个社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代表了五亿农民的方向，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

加快发展与反对冒进

　　在合作化运动高潮形势的推动下，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都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侵犯了富裕中农的实际利益，引起了他们很大的抵触情绪。于是他们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有的还串连、组织中农合作社（被称为假合作社）……。他们的这种种行为被称为是态度“最坏”的表现。而实际上，这正说明在合作化过程中涉及到各阶层的直接利益，当然态度也会不一样。这才是正常的表现。　

　这时，毛泽东不仅要求加速合作社的发展，这样全国农村很快就实现了合作化，而且是高级社、是大社。在此过程中，不仅富裕中农有抵触，就是贫下中农，心中也感到困惑，因为合作化是要消灭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按劳分配，他们刚刚从土改中得到的土地，通过合作化又被拿走了。如果说土地改革是剥夺剥夺者的话，那么合作化则使农民再次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实际上在合作化问题上党内一直存在着斗争，即加快发展与反对冒进的斗争，1952、 1953、1954年，年年如此。头一年冬季有一个发展、反右倾，第二年春季就有一个反冒进。毛泽东认为那些反冒进者是代表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利益。正是根据此，毛泽东也担心将来会有人“翻案”。他说“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化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来，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6页）

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以他的威望和权力战胜了党内不同意见，他的“半空想”还得到了正面的回应：

当时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威信是空前的。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说的话，农民都相信，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

当全国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半空想社会主义已经不给力了，紧接着大跃进，大食堂，超英赶美陆续登场，似乎共产主义也不远了，半空想社会主义被空想共产主义代替了。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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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在毛泽东看来，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11月在郑州，毛泽东对比中苏的情况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斯大林只完成了第一个过渡，即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至于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苏联只是在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

　　毛泽东认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们现在知道大跃进和共产主义不久就要实现等空想共产主义并不是毛泽东的专利，当时的党中央对此普遍很乐观。后来的结果都知道了，在解放战争中料事如神的毛泽东为何不顾他在七大上清醒的估计而要强过渡呢？

1958年11月在郑州，毛泽东对比中苏的情况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斯大林只完成了第一个过渡，即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至于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苏联只是在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

1958年毛泽东提出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1973年中国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很显然，理论出问题了。刘少奇等也这样提出过。当时周恩来提出“反冒进”受到老人家严厉批评。周做了三次检讨并提出辞职。

问题出在哪？

现在我们要提出有意思的话题，自从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是农运和农民革命专家，“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他的杰作，他在井冈山搞的土地法由“分田地”改为田地“公有”，后来受到农民抵制“修正”为私有。

对比孙中山和共产党不同的土地纲领和农民政策：

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实现“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方法有何不同？

两个“耕者有其田”不仅含义不同，而且实现的方法也不同。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出发，提出的是一个自上而下平和的非暴力的渐进的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的途径。中国共产党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走的是一条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激烈的武装的彻底的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道路。

孙中山实现“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方法可概括为：(1)核定地价，国家按土地价格收税，国家可以照价收买土地，土地涨价归公；(2)对地主可以按照地价去抽重税，国家没收不纳税地主的土地；(3)对于农民令其耕者有其田，将税纳给国家，不至纳租到私人。总之，他的方法是由国家调节，自上而下的实现“耕者有其田”，由国家向有土地的地主征收地价税，由国家来分配“地产价值的增殖额”。对于农民和地主的矛盾，通过农民与政府的合作，慢慢商量解决，既让农民可以得利益，也让地主不受损失。用他的话说：“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实施反封建的土地纲领时，能够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让农民自己解放自己，实行土地革命。不仅是从经济上无代价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且用暴力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让农民从政治上翻身，建立起农民政权，使广大农民有自己的政权和革命武装作后盾，不怕地主阶级的反抗。为了使土地革命深入开展，还制定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过程中，规定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具体合理的分配方法，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因而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广大农民获得了解放。

因为孙中山被定位于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他的土地纲领和农民政策没有被正确的评价，换言之，他还没来的及实施他的土地纲领就过早去世了。

但是在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和毛泽东的农民运动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邓演达。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也是国民党左派的主要支柱和农运专家。国共分裂后他和宋庆龄通电反蒋后流亡苏联，在苏联他要恢复孙中山路线的主张在第三国际会议上被各国共产党代表用脚敲打地板的方式赶下台，后来他不得不和同样在莫斯科受冷遇的宋庆龄避走欧洲，在柏林邓演达当起了宋庆龄的中文老师，因为宋庆龄自幼在美国留学不善中文。后来邓回国要与中共合作又被中共左倾路线拒绝，最后他组成第三党要夺回国民党领导权回归孙中山路线因而得罪了蒋而被杀害。

邓演达和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后来毛泽东说他当年搞农运在中共内得不到支持却得到邓演达的大力支持。准确的说毛泽东是在邓演达领导下搞农运的，因为当时中共集体参加国民党，毛泽东在邓的下面专搞农运，请看一组资料：

1927年3月1日中央农民讲习所在武昌正式开课．该所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开办，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3月4日湖北省农协第1次代表大会于武汉举行。大会聘请毛泽东、邓演达、林祖涵、李汉俊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

3 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开各省农运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筹备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等问题。会议由邓演达主持，毛泽东、方志敏、周以栗、易礼容、陆沉等出席了会议。3月30日湘赣鄂豫4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于武昌举行，讨论和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以负责筹备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农协等事宜。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农民临时执委会，选举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谭延闿、谭平山、陆沉等13人为执行委员，并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兼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3月31日在第11军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军队主要任务为全力打倒奉系军阀及维护民众利益。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决定组织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邓演达、毛泽东等 9人为委员。

邓演达百度百科

毛泽东与邓演达合影，毛身后是邓

如果孙中山不早死，如果邓演达能领导国民党和避免国共分裂，那么在中国农村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土地改革？

历史不听假设，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就发明了“打土豪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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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根据地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要求的。就是有废除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也是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国民党跑到台湾以后，也是实行土地改革。当然他们的方法和共产党不一样。就是不是实行阶级斗争，而是实行赎买政策。把土地从大土地所有者手里收买过来，然后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争取一部分基本群众。这样对生产力的破坏就非常严重。以后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到了抗日战争阶段。共产党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而是开展以“减租减息公平负担”为核心的农村政策。就是承认当时的土地所有制，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是要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对于过去已经分配的土地则坚决予以保护，不允许地主反攻倒算。

抗战胜利以后，进入解放战争，就是基本恢复了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政策。其特点就是强调斗争，不允许“和平土改”。通过斗争把群众动员起来，投入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同时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注意政策。避免对生产力的破坏。

孙中山的和平土改和共产党的暴力土改已无可比性，因为孙中山和邓演达都在二十年代离去，“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共带来政权，但是曾经的过火行为也留下隐患。对比战争年代的土改， 1950年后的土改流血开始减少，而地主阶级作为主要的专政对象，相比民族资本家来说所受的镇压要多的多，尽管第一代领导人多是地富出身。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下，到了文革再一次对曾经的地主进行了新一轮的清算，直到改革后才停止，文革以前对地富子女的歧视与第一代领导人大多出身不好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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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法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正式宣告成立的时候．土地改革就已经在中国的不超过2／5的乡村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决心要把土地改革进程从他们那些老革命根据地推向他们新近控制的广大农村地区，并要迅速进行。在这种决心的背后，不仅有要在农村地区消除封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思想要求(从而履行“新民主主义”的这个主要诺言)，同时涉及的是各种至关重要的政治考虑和经济考虑。首先，土地改革是维持并且扩大群众拥护新政权的基础所必须的；“耕者有其田”是向贫农许下的诺言．贫农当时占中国农村5亿人口的70％，对共产党人的政治拥护大部分来自他们。普遍进行土地改革，在当时是必要的、还由于下面两个原因。第—，土地改革是消灭地主绅士阶级(因而也是消除可能的反革命威胁)的手段，又是在乡村建立共产党权力的手段．因而是建立对农村地区实行可靠的行政控制的国家机构的前提条件。第二，土地改革被认为是新社会所必需的经济措施。人们当时期望、进行土地改革至少在采取传统技术的范围之内会增加农业生产：可以为在农业中进行技术革命奠定政治基础(人们把现代工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农业中技术革命上)；并且可以提供农村地区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基础。

当中国共产党人一心—意地要完成土地革命的时候，他们决心避免在内战最后几年间在北方各省发生的曾经妨碍土改运动的许多暴力行为与过火措施。到1949年春天随着中国共产党已有把握获得军事胜利、工作重点从政治上动员农民阶级去取得革命胜利，转移到建设和巩固新国家秩序上来、转移到对—个稳定的农业经济的关切上来。党的领袖们要求结束乡村中的革命恐怖行为，并试图控制农民的激进主义的自发势力、这种势力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似乎对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们有破坏作用。在1950年初期，许多当时被控有“极左偏向”和犯了“胡乱杀人”罪的年轻乡村干部被开除党籍。在此期间，一方面中共正在拟定新的全国性方针；另—方面土地改革工作或者放慢．或者停顿；向时在华南和华中各省新解放区，农民和本地下部的行动受到了约束。

在1949年晚些时候和1950年初，党的讨论会的突出内容是，对过去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和混乱状态有强烈反感；在那些讨论会上人们研究正确推进土改进程的方法。讨论中，人们主要有这两点考虑：决心消灭绅士地主阶级；以同样坚定的决心，采取能够维持农业生产的方式去完成土地改革。这两个目的决非前后不一致的。绅士阶级过去基本上一直是一个寄生阶级，通过从他们的土地上征收地租来致富，但是对生产却极少或毫无贡献。人类学家费孝通曾经恰当地谈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简单的经济事实(抛开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地主无法消灭佃农而从土地上直接获得收入，但是佃农却能在没有地主帮忙的情况下耕种土地。”绅士阶级不象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中国新政权需要并且设法提高这些人在经济上的本领和技术的熟练程度)，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他们是一个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不受欢迎、在经济上可有可无的阶级。

1950 年6月14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报告时，概述了党对土地改革审议的结果；中国政府于两星期后在土地改革法中正式采纳了上述审议结果。虽然刘少奇的那篇报告后来一一18午后一一被人们作为他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引用．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当时不同意刘少奇那篇报告的稳健的措词：“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所有共产党领袖，包括毛泽东，都认为必须在社会革命变革的过程中维持农村经济的生产率．这种需要对新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生存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的确，在刘少奇作报告前一星期，毛泽东已经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报告预示了后来被采纳的比较稳健的土地纲领。毛泽东论证说，推行下述政策在经济上是必要的：“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同时，刘少奇建议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遵循的“总路线一一“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一是毛泽东在1949年前后提倡并且实行的基本原则。用实际的社会经济术语来说，这项原则意味着保护中农和富农的经济效率高的农场，使它们免受那种受在社会上立即完全拉平的、激进的平均主义要求的影响。

对于维持生产率的这种关心，反映在根据土地改革法处理大约占农村人口约30％的非贫雇农的条款．以及政府后来在]950年夏季颁布的指示中。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地主占农村人口的 4％、却拥有耕地的30％)后来被没收并且分配给无地的贫农；对公共设施的土地(这些土地通常由绅土家庭管理)，诸如乡初堂和神庙、佛构、教会和学校拥有的财产、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不过对于地产被没收了的地主．政府也分给等于给贫农的土地数量，“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待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经过五年的生产活动和政治忠诚方面的表现后，“地主份子”的帽子可以摘掉，意义更大的是禁止没收“地主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的条款，这个条款与毛泽东1949年下述指今是一致的：“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这个条款允许把绅士阶级中的某些在城镇经营工商企业的成员重新划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这样就消除了地主阶级的传统的经济寄生性的作用．而保存了他们在经济上有益的职能，即使这种职能往往也涉及对劳动者的剥削。

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愿意使社会方面的考虑服从于他们对经济的直接关心的是，他们对富农采取的宽大政策。虽然富农仅占农村人口的6％，他们的农场却生产出几乎全部农产物的一半。土改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着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此外，还允许富农继续把土地出租结佃农，“但超过其自饼和屈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这样富农就被允许从事两种传统类型的农村剥削：他们能够雇工并且把他们的一部分土地租给佃农。

中共还作出特殊的努力去提高中农的经济生产率，并且赢得他们的政治合作。虽然中农仅占农村人口的20％，农会领导人的1／3却来自他们。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没有被没收．而且引入富裕中农这一新类别，使他们能够通过剥削．即雇工，或者出租他们的部分土地，获得他们收入的25％。

虽然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文件．它保存了中农和绝大多致富农的经济地位，但是这项法令的确保留了土地改革的主要社会革命内容一一消灭绅士地主阶级．不过，它向贫农提供的利益却少于中共在内战期间答应给予他们的东西；中共在内战中曾经提出一些结贫农以很大利益的口号，贫农群众曾经响应那些口号而参加共产党的事业；那些口号是“平分土地”和“耕者有其田”。

主题：擂台

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民“两个积极性” 的误判

农业合作化高潮

加快发展与反对冒进